我于那些蛮荒的夜晚与他相遇。他曾于最喧嚣的集市缄默无言，宛如不可追迹的隐士。他亦曾飞奔于人群离散的街道，仿佛这世间最潇洒豪迈的侠客。我与他的道别太过匆匆，芸芸众生，凡夫俗子，哪里窥得见半分未来，从此之后，竟是七年至今无从重逢。空余他的眉眼做了念想，在每一个绝望的崖畔，成了刺青与星光，直面如墨的苦难放声而唱……
■ 01
他的麻辣烫档口位于大学校门对面的街道。他向来只在夜晚出现，他的衣服总是有一顶帽子，兜头而上，仿佛刺客与信条的侧影。
纵容我挥霍了两年青春的学校本部，身居闹市，寸土寸金，院墙外的道路总是高傲又狭窄，披着一件熙熙攘攘的衣裳。
白天车水马龙，路人走过铺着花砖的人行道，两旁树木年岁已长，像是不问世间悲喜的看客。
我想，那些枝干与树叶，一定对夜色深恶痛绝。因为那条人行道一定会冒出大堆幽灵美食，烟火、炉灶、汤汁与香气，仿佛只盛开半夜的遍地昙花，又在鸡鸣之前，消遁得宛如砂糖融于一盏清水。
他的麻辣烫、褐色围裙阿姨的铁板烧、中年夫妇的肉夹馍、重庆女子的麻辣面和蛋炒饭、年轻夫妇的馅饼与云吞，从来只会在九点半之后出现，专门服务那些下了晚自习的万千学子，收摊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半。
在作死地放弃保研，备战跨专业考研之前，我与他并无交集。
他的收摊时间，我也是直到那年冬天方才知晓。
中部平原城池的十二月，全然没有北国的集体供暖。屋里屋外都是一般模样，凉薄得像是这世间至为背德的负心人。
我与他亦曾走过十二月的大雪，雪花甫落，道路湿滑，踏过去全是打湿裤脚的污迹。他载着麻辣烫器具的车轮发出辘辘声响。
我帮他扶着车身，钢铁像是极寒之地的一捧冰，刺穿皮质手套。
他向我回望，英俊的面孔在渐暗的路灯中，明亮如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雕像。
稀薄白雾从自他唇边升起，像是要遮蔽我这日日衰老之人的可怜记忆。他说，“再撑一会，马上就到了”。
我依旧记得，雪夜太过寂静，令人恍若失聪，却并非只有我们徐行于辨不清边界的寒夜，他的兄弟跟在人力车后面，身形高大，沉默宛如一尊铁搭。
■ 02
好吧，好吧。让我结束这些支离破碎与不知所云的记忆之画。然而，所有挣扎着跋涉过光阴的记忆，总是需要一个初始的线头，才能让一堆乱麻再度复兴昔年的锦绣模样。
杜拉斯在聚合她所有记忆的《情人》中写道，她渡河的形象，“恰恰也是形成那一切的起因的形象”。她记得自己少女时代一场渡河，她穿着一双镶金条带的鞋子，戴着一顶玫瑰木色的平檐男帽。
鲁迅先生回到他的《故乡》，少年时代的闰土依旧居于他的意念，“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
罗切斯特先生对简·爱说，他无法忘记与她初遇，在桑菲尔德府附近的那条小路，她在沉沉暮色中像是野外的精灵。
我于此刻的电脑屏幕前，忽而大笑得泣涕涟涟。我这般平庸的业余码字者，又有何德何能，便敢于转述那些名作的光辉字句，去佐证我那一点点可悲的记忆。
如果凡夫俗子也可以追忆时光，我与他的相识源自大四的十月。
整个大三，我从未去光临过校门外的那片幽灵美食，它们只是存在于同学的朋友圈，和国庆时疯狂被晒的马尔代夫与普吉岛没什么两样。
大三伊始，作为老生的我们悉数从新区迁回本部继续本科学业，我无力忍受六人寝室的嘈杂，决然租下本部家属区的居室。
我只在自习室待至21点，便回到我的出租屋——拿着书册练习口译、做字幕组分派的任务、对着阳台的沙袋温习跆拳道。
我根本无需去校门外的各式摊点补充能量，出租屋里有一方流理台，足以我用来煮面、熬粥、煎鸡蛋、凉拌时蔬。
这种幽居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年。直到大四九月，一头扎进大堆法学教材。
我在延时自习室寻了一个座位，楼管大爷一向慈善，原本开放至1点的教室，总是允许我们多用一个小时。教室墙壁上有他手绘的标语，“不拼命，毋宁死”。
正是九月下旬，我开始频繁光顾校门对面的一众幽灵美食。
大家都叫他“木小哥”，没人知道他是姓木，还是名字里有个木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