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最后说的话
那是一九八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北风呼呼作响，天色阴沉，如哭丧人的脸。我们整个家族的老老少少被招集在爷爷住的那两间土屋子里，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大人们围在爷爷睡的土炕边，孩子们贴在大人身后站着。时过三十年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爷爷躺在土炕上，身上盖着一条撒满花的新被子。他卧床已经很久了，孱弱得犹如风中的一丝烛光，随时都会熄灭。铁青的脸，布满沟沟壑壑，无一点表情，浑浊的眼睛，努力地睁开，随即自动闭上，张大着的嘴，悠悠地出着气。大家心里明白爷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老人家有话要给儿孙们吩咐。吩咐什么？每个人在心里猜测着。吩咐遗产如何继承？心中掠过此念头的人，没有半秒钟的时间，就立刻自己否决了，因为除了那两间快要倒塌的土房子外，他确实不曾有什么财产。吩咐替他还上欠别人的帐？他一生没少借过别人的钱，但他耿直，从来都是有借必还。他说过：“人穷了，骨气可不能丢。”那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什么？过了许久，只见爷爷艰难地张着嘴，从喉咙里艰难地送出一句话：“记……住，不要让……孩子们……读书，读书人用笔头……坑……人！”说完后伴着两行热泪，爷爷轻轻地闭上了双眼。
听着爷爷的话，我的父辈们脸上是木然的表情，也许这句话如一颗石子重重地敲击了他们的心一下，产生了一股酸楚之后，又如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我的父辈如其父一样，有着健壮的身躯，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诚实和忠厚，可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当时我上初中二年级，是全家五房中惟一上学的孩子。我听不懂爷爷的话，为什么不让孩子读书？为什么读书人用笔头坑人？真担心因此不能再读书了。
那天，顶着狂风，呼吸着沙尘，我们送走了爷爷……
爷爷走了，可爷爷临终说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响起，那张青色脸，枯枝般的手，总在我的眼前浮现，我的心里如灌铅似的沉重。大人们忙着给爷爷过三期，过完三期又过四期、五期，后来又是百日，谁也没有提起爷爷临终说的话。那时村子里上学的孩子不多，学校的老师经常下来做动员工作，让没有上学的孩子去上学。村里还办扫盲班，四十岁以下的人都被动员来上扫盲班。学校里老师常讲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可是爷爷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心头的疑云越来越重，莫非爷爷经历过最让他伤心的事？过了许久许久，我终于忍不住要问父亲，希望父亲能拨开我心头的疑云。父亲听了我的问题后，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两行泪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我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后，他用沙哑的声音，哽哽噎噎地给我讲述了爷爷的故事和他亲历的往事。
“我们村子原来叫干渠，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叫，年轻人基本上忘了原来的村名。村子里有一条救命的渠，但因地势高，常常是引不来水，只有黄河涨水，秦渠里的水快要溢出堤时，才能有点水上来。这条渠因此得名“干渠”，于是人们把这个村子也叫干渠。干渠与贫穷联在一起，住在干渠的人，自然富人少而穷人多。全村十几户人家，只有保长家富有，有好田五十多亩，有两群羊，一群骆驼。保长识文断字，与乡长关系极深，与上面的大人物也有往来。
我们的家境十分贫寒，人口多，土地少。你爷爷本来就是一个外来户，还是一位好心的老人收留了他，并给了他几亩薄田——盐碱地（村里的地大多是这样的）。人们这样形容我们的土地——“黑驴打滚白驴起”，盐碱化特别严重，收成自然是“种一葫芦打一瓢”，面朝黄土，背顶烈日，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所获无几，十几口人要吃饭，当然也就维持不了几天。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爷爷不得不起早贪黑，给别人家做长工，拉骆驼走口外，一出门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两个月。你奶奶忙完地里的活计又忙家里，里里外外一把手，非常辛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爷爷心肠一硬，擦干了眼泪，找了一个人去给保长说好话，让我去给保长家放骆驼，挣口饭吃，还能得一点工钱，添补家里。保长先是直摇头，后来说看在说话人的面子上，可以去给马老汉打个下手，但只管饭不给工钱。爷爷无奈，但还同意了。那时家里日子过得紧绷绷的，往往是吃了上顿无下顿。少一张嘴，也算数，有口饭吃，还能救活一命。当时我只有八岁，我是男孩中的老大，爷爷和奶奶也只能指望我能帮上一把。
保长家的骆驼场在金银滩，所谓金银滩其实是白茫茫的一片沙滩，长着沙蒿、芨芨草和骆驼草。骆驼草是一种带刺的骆驼爱吃的草，矮矮的，一簇一簇地从沙地上冒出，夏天开着紫色的小花，冬天顶着满身的刺，满滩到处都是。这里是野狼出没的地方，经常发生狼叼走或咬伤牲畜的事。这里没有人家，只有放牧人搭建的一两个窝棚。草场距家三十几里路，不能经常回家。偌大的草场只有我和替保长看护草场驼群的马老汉。马老汉嘱咐我，白天要紧跟在驼群后，看护好小骆驼，不要被野狼咬了，晚上他要求我要睡在骆驼身边，担任警戒工作。有一天下大雪，我照常跟着驼群出去，晚上回来，绵鞋湿透了。我把鞋子放在窝棚老汉睡的坑洞里烤，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鞋子变成了灰。我脚上缠了芨芨草，就跟着驼群出去了，晚上回来双脚冻得通红，已经不能行走。老汉看见我不能再放骆驼，怕出事不好交待，于是在当夜就把我送回了家。你奶奶看着我冻伤的脚，一边流泪一边紧紧地揣在胸前。爷爷请来大夫，治了好长时间，才治好了我的冻伤，虽幸免残疾，但落下了病根，一到冬天就起冻疮，脚掌生一层厚厚的老茧，常开小嘴一样的口子。我脚冻伤的那年，下了一场冰雹，庄稼几乎绝收，爷爷照常给保长家拉骆驼走口外，家里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爷爷整天愁眉不展，为了活命，爷爷将你二叔送人，给别人立后，两个姑姑卖给了别人家当童养媳。
穷人的命总是和天灾人祸联得很紧。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宁夏军阀马鸿奎为了阻止红军继续北上，便疯狂扩大武装，到处拉夫抓兵，并实行按户摊兵，有丁出兵，无丁出钱。那些大户人家，虽然有可以当兵的人，但他们可以买通乡长保长出点钱可以躲过一劫。穷人家的孩子只要年龄达到当兵的年龄，想躲都无处藏身，硬逼着到兵营。爷爷虽有三个男孩，但因年龄都太小，不能去当兵。我那时才十岁，带兵的长官不屑一顾。爷爷东借西凑，典当家具，好容易才交齐兵费，全家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谁能想到一只魔手正悄悄地向这个可怜的家庭伸出。几天后，刚吃过早饭，保长笑嘻嘻地来到我家，和颜悦色地对你爷爷说：“斌哥，你家孩子多，生活确实不容易。我老在给你寻找好机会，政府救济救济么！这不，昨天得到确信，县衙民政科发放一批救济物资，县上分配到乡里一些，乡里又分配到村里，我们村里的就给你家了。我写了个条子，你明天带上老大去找张师爷领。”爷爷听了保长的话后，那个高兴劲，千恩万谢的，又是鞠躬又是叩头。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你爷爷就带着我上路了。我们父子俩冒着如刀割般的凛冽的寒风，踏着硬如铁板的羊肠小道，忍着辘辘饥肠向县城走去。太阳出来了，路边田野里投下一长一短两个细瘦的身影。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县城，哆哆嗦嗦地走进县衙大门。爷爷找了半晌才找到了保长说的那个张师爷，毕恭毕敬地递上攥在手里大半天，已经有些潮湿的条子。满心巴望着即将到手的救济，嘴角漾溢着幸福的微笑。张师爷戴上近视镜，看了字条后不紧不慢地说：“你可以走了，儿子留下，自愿送子当兵，为党国效忠，很好！可嘉！赏大洋一块！”听张师爷的话，爷爷如遭五雷轰顶，霎时惊呆了。只见从张师爷身后窜出两个大兵，不由分说地拉我要走，缓过神来的爷爷，立刻紧紧地抱住了我，任凭大兵死拽死扯也不肯松手。僵持之中，一个大兵向爷爷小腹猛踢了一脚，爷爷本能地松开了手，另一个大兵用枪托狠狠地砸在爷爷头上，爷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我嘶声力竭地喊着，扑向倒在地上的爷爷身上。那两个大兵不管三七二一，连拉带搡将我带走了。”
讲到这里，父亲停止说话，长叹了一声，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又继续说：
“就这样我在十岁时成了马匪军营里的一个名符其实的娃娃兵，背上枪没有枪高，军事训练那样都不行，动不动就挨连长的皮带抽打。我非常想家，思念父母，天天哭鼻子。排长是一个大个子，有力气，也很讲义气，他看我可怜，经常关心我，我把他看成亲哥哥一样。他帮我做了很多事，受了很多连累。就这样我慢慢习惯了军队中的生活，个子渐渐长高，力气也渐渐大起来。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但宁夏一带基本无战事，除了例行训练外，无其他事情。抗战胜利后，国内战争爆发，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定边与解放军作战，在此次战役中，我所在团全团起义投诚，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从此我跟着共产党走，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第一次回家探亲，这一别竟是十四年之久啊！
十四年之后，我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亲人相见，那情景自然令人唏嘘不已。我眼中的父亲——苍老如同村头的那棵老柳树，脸色黝黑，目光呆滞，驼着背，说话声音沙哑。他看着我，当时真没有认出来。还以为是走村串户的。问我是那里来的小伙子，要到那里去。我说明身份后，他竟然连连摇头，因为在这十几年里不断传来我的死讯，他认定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当确认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就是他儿子时，他竟然哆嗦起来，有些不能自立，我一把将他扶住，你爷爷老泪纵横，不断地说“孩子我对不起你！”我们父子抱头痛哭。过了一阵，我没有看到母亲从屋子出来，一种不祥的预感马上袭来，我急切地问：“我妈那里去了”爷爷半晌不说话，在我一再追问下，爷爷才告诉我：“你妈早在三年前就去世了。”我听后嚎啕大哭，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实在无法形容。”
父亲说到这里，实在有些说不下去的样子，他哽咽得厉害。我第一次感到父亲是那样的可怜，竟有如此不幸的身世。我真后悔让父亲回忆如此令他伤心的往事，我真不忍心让他继续讲下去，虽然我很想了解爷爷和父亲那些不同寻常的经历。父亲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几口，然后又继续讲：
“我回到家的那天晚上，点着煤油灯，蹲在炕头，我们爷俩彼此诉说离别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整整说了一夜。
你爷爷抹着眼泪，几次说起我被他们带走之后又发生的事。
他告诉我：‘那天，那个大兵不知用什么东西打了我的头，我眼前一片漆黑，立刻不醒人事。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人抬起扔出县衙门外。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寒风吹来，我醒过来了。不见了师爷、大兵，也不见你。我满脑子空荡荡的，眼前的一切仿佛变了样，在左右上下幌动。我从地上硬撑着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冲进县衙，我要去跟他们讲理，向他们要回儿子，但那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也没有人跟你讲理。他们先赶我走，我不走，那个狗日的张师爷竟然命令手下，将我绑起来，说我污辱了政府，污辱了国军，要治我的罪，判刑坐牢。他手下那几个如狼似虎大兵二话不说就把我五花大绑起来，锁在了一个阴森寒冷的小房子里。我破口大骂，不停地骂，过了很长时间，小房子的门打开了，进来几个人，师爷，三个兵，还有一个口里叨着烟的人。那三个兵还是二话不说就对我拳打脚踢，打够了，见我无力反抗了，才解开了绳子，将我拖起，拉到小房子门口。叨烟的人恶狠狠地说：“再骂不？再喊不？”我向他瞪了一眼，憋足气骂了一句“狗日的”，他气急败坏地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高高举起，恶狠狠地打下来，第一棍打在我的腰上，只觉得钻心的疼，第二棍又打下来，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挡，正好打在手掌上，顿时鲜血直流，一只穿皮鞋的脚又重重地向我的胸前踹过来。我当即昏了过去。
月亮升起来，那是一轮十五的圆月，明亮的月光刺着我的眼，我又醒过来了。腰部钻心的痛，我发现手掌有一个一寸长开列的口子，还流着血。我再次站起来，但我无法直起腰来。我知道我无法要回儿子，我无法与这个不公的世道抗争，我根本不可能跟他们讲清道理，穷人无处说理，穷人也就这种命。我咽着眼泪，忍着巨痛，一瘸一拐，沿着那条羊肠小道往回走。
太阳快要冒出地平线时，我终于回到家门口，刚进院子里就一头栽倒。你母亲一宿没有合眼，听到有人的脚步声，飞快跑出屋外，看见我正好倒在院子里。她将我背到屋里，抬上炕，请来邻村的张大夫。张大夫看后说，断了一根肋骨，手掌粉碎性骨折。治得不理想的话，可能要落下终身残疾。我躺在炕上，吃张大夫开得中药，养了大半年，方能下炕。那年头，穷人哪里能进得起医院，断了的骨头也就靠自生自长。’”
听父亲讲爷爷的故事，爷爷的手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只我很熟悉的已经完全残废的手，掌心骨头隆起，手指弯曲。那只手曾多次抚摸过我，但每次都让我感到不自在，感到心悸。我明白了爷爷的手残疾的原因，我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流。
父亲接着说：“后来，一位在县城开饭馆的亲戚告诉爷爷，我被抓兵之后，有一天，张师爷带着几个人来他家饭馆吃饭，吃饭间，听他们说起了那天的事。他们说：“那个姓杨的人真傻！杨保长有办法，有眼力，就这么轻轻一动笔头，事情全都办妥了，李老板虽说出了点钱，可儿子相安无事。”其中一人问张师爷：“那张纸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张师爷一阵大笑后，抑扬顿挫地说道：“兹有我村村民杨忠斌自愿送儿子当兵，请接纳。”之后又是一阵开怀的大笑。听了亲戚的话，爷爷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糊里糊涂把儿子送去替别人当了兵，他恨保长，恨张师爷，恨……这件事成了爷爷最大的心病，他觉得很对不起我。
保长和爷爷同姓，“说不定五百年前咱们还是一家人呢！”这句话常挂在他的嘴边。村子里也就他识几个字，因此也就当上了保长。他平时爱到村民家里串门子，与爷爷称兄道弟，外表文文尔雅，内里一肚子祸水。我被抓兵走后，爷爷说杨保长那些天几乎天天来到家里，赌咒发誓，说明自己的好心，推说事出有因，肯定里面有坏人捣鬼。说万没想到如此的结局，他心里过意不去等等。对爷爷的病情总是问长问短，还送来几斗小米。他博得了爷爷的信任，爷爷甚至对他有些感恩戴德。爷爷后来知道实情后，曾去他家里理论，但被他施展花言巧语，用三寸不烂之舌的工夫，说的云山雾水，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就是有确凿证据又能对他怎样，能奈何得了？爷爷心里很清楚，也就至此作罢。爷爷开始恨读书人，恨像保长这样识文断字，温文尔雅的人。他心里明白，就是保长和张师爷捣的鬼，他们串通一气，蒙骗自己，把自己的儿子夺去，顶替别人的儿子。这些人用笔头坑人，不得好死，他常常这样诅咒。从此他辞了给保长拉骆驼的差事，发誓不再给保长家干活，他说宁可饿死，也不能和这种人伤天害理，没心没肺的人打交道。”
父亲被抓兵离开家后，一直没有得到家人的消息。这期间家发生了许多变故，差不多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等到十四年后他第一回家探亲，我奶奶早已离世，他没有见到母亲，这对父亲来说是最揪心的事，令他伤心了一辈子。每当提起奶奶都会让他悲痛不已，泪流满面。奶奶是因为什么去世的？记得父亲曾给我讲述过那段令人心酸的事。
“一九四一年，也就是我抓兵后的第五年。听你爷爷说，那年春天播种时连下了几场大雪，麦子没有种下去，等积雪融化后，田里积水有半尺多深，雪水和地下水汇在一起。看着春耕泡汤，爷爷心急火燎。那时我们村的地还没有条件种水稻，引不上来水，只能种旱收作物。在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个戴着墨镜，穿着军装的人，据说派头很大，是马鸿奎的什么秘书。他进村子后直接住在了保长家里，人们从其他渠道听说他和保长有一些旧情。他来到村子的第二天，杨保长带着他满村子转，到家家户户说种植大烟的好处，劝说农民改种大烟，担保绝不会出任何意外，产下的大烟完全由他高价收购，而且给每个农家立下了字据。你爷爷被那人和保长说得神魂颠倒，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发过的不和保长这种人打交道的誓言，不过面对眼前的处境，他觉得无力无法摆脱时，也就无可奈何、糊里糊涂地在字据上按上了手印。从那刻起，苦难再次悄悄降临这个不幸家庭。
你爷爷借钱买来大烟种子，在所有的地里都种上了大烟，指望一举成功，翻身过上好日子。爷爷和奶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罂粟地里，没日没夜地干活，眼巴巴地望着罂粟生根、发芽、长出绿油油的叶片。
那年上天格外开恩，罂粟长势很好，转眼间到了开花的时候，遍地开出美丽耀眼的花朵，爷爷看在眼里，乐在心里，那美丽的花朵仿佛是一块块的银元在向他眨眼。
到了收烟的时候。正值盛夏，三十几度的高温天气。割烟那是最苦最累最难熬的活计，人们头顶烈日，一连十几个小时要在地里作业，不敢有些许懈怠，否则就收不到烟汁。爷爷把能干点活的孩子都调动起来，下地帮助大人收烟。
你爷爷和奶奶整天忙着割烟，一干就是十多天，烟收了不少，可是不幸也在此时发生了。因过度劳累，加之中暑，奶奶病倒了。你奶奶是这个家庭最主要的支柱，家里的活离不开她，地里的活更要依靠她。爷爷失去了主要帮手，他十分着急，一面请大夫给奶奶看病，一面请邻村的亲戚来帮忙。经过几天治疗，奶奶的病非但不见好，反而愈加沉重。大夫只好说他已经无力回天，让准备后事。你奶奶就这样走了，她走得匆匆，割舍下牵肠挂肚的家庭，抛下一群嗷嗷待哺还未长成的孩子，她走了，把一切重担全压在了你爷爷身上。爷爷流着泪办完奶奶的后事，流着泪把收获的大烟送到了保长和那个戴着墨镜，穿着军装的人手中。保长说等几天，烟一出手，钱就可以到手。
钱没有等到手，可等来了一大队马匪兵，这群兵进村后，开始抓人，带队的长官说：‘上锋有令，凡种植大烟的人都跟我们走，谁要逃跑立即枪毙！’爷爷和其他村民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上了车，拉到县城中的军部里，分别关在几个房子里。等到提审的时候，爷爷抖抖擞擞地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字据，张着嘴还想说明原委，可审讯的长官大呵一声，说‘这就是你种大烟的铁证，还想抵赖吗？给我投进大牢！’爷爷被关进牢里，家里没有大人照料，乱作一团，孩子们没吃没喝的，眼看就要出人命。多亏邻居和亲戚照料，才躲过了一劫。爷爷在牢里待了大半年后，不明不白地给放了出来。事后保长说是他给走了路子，才放的，对此爷爷一点也不领情，他认定是保长伙同那人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