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时间如白驹过隙，祖父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如今还经常想起我与祖父一起的那些日子。
祖父生于1922年腊月十八，卒于2014年九月初八，享年92岁。我7个月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祖父，据父亲说，我幼时除了外祖母和母亲谁都不跟，但是看到祖父的第一眼，祖父要抱我我就去了，骨肉至亲果然还是不一样。那年祖父58岁，因病早退回乡，从那天起，我的生活中就有了一个巧手的祖父。幼时我都是祖父陪着在炕上摆积木，甚少出门。父亲远在外地工作，我与母亲与祖父母一同生活在家乡，母亲要干农活。所以我儿时的记忆基本上就是祖父和我。
那个年代，儿童玩具并没有多少，家中拮据，也甚少购买，但我的玩具并不少，因为我有一个巧手的祖父。说到这里，就要先说说祖父的生平了。总的来说，祖父是个手艺人，祖父最拿手的手艺就是修表（机械表）。曾祖父是个生意人，智慧超群，生意做的很大，在闯关东的那些日子里，曾祖父从一个五金行的学徒小伙计做到最后五金行的大掌柜并最终盘下五金行，足见曾祖父超群的生意头脑和经营手段。但祖父却一点没有继承曾祖父优秀的生意头脑，只生就一双巧手。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有一技傍身好过家财万贯的。知子莫若父，看到自己儿子手上功夫异于常人，曾祖父断然决定送祖父去学修表。那个年代，修表技师的收入是相当高的，而且工作环境好，又不需要出力，是所有人都向往的手艺。曾祖父的这个决定，深刻的影响了祖父的一生，随后的日子里，祖父就是凭借超群的修表技术，立足于社会，一人养活了全家人。
祖父是十六岁结婚的，那年祖母十四岁，作为一个富商之子，祖父的婚姻亦如那个年代所有的婚姻一样，是长辈决定的。祖父的祖父和祖母的祖父是拜把兄弟，两位老人没事喝酒闲聊的时候，聊到了祖父的婚事，恰巧祖母那个时候也待字闺中，两位老人找了人和了八字看没问题后，在祖父十一岁的时候就将这门亲事定了下来。那个时候，祖父年少俊秀，而祖母长相一般。根据祖母回忆，她第一次见到祖父是自己趴在后窗上偷偷看的。（作为一个久居秦地的山东人，很多山东的叫法我是不清楚的，我只能用关中地区的说法来说明这件事。）
每逢年节，农村都会有类似关中社火的一种活动，因为祖父年少俊秀，在这样的活动时，都被扮演成观音菩萨。在祖母的村子走社火的时候，也不知道谁给祖母说的，那个扮观音的就是你未来的丈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社火队过自己家的时候，祖母偷偷的在后窗看了一眼观音菩萨扮相的祖父，就这一眼，却让祖母羞了个大红脸。就这一眼，让祖母深深地爱了祖父70年（祖母享年84岁），七十年的风雨同舟，七十载的相濡以沫，真真是羡煞我这个后辈了。
作为当地富商的曾祖父，在给自己独子办的婚礼也是极尽奢华的。用祖母的话说，她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是敞篷的花车，白色的婚纱，整个过程有军乐队演奏的。这些，我是无法想象的。反正据说是非常排场的，当地的政要富商绅士名流都参加了祖父的婚礼。婚礼的酒店也是当地最好最贵的酒店。婚后没几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祖母说她第一次生产后，有专门的丫鬟侍候，孩子都是奶妈带的，可惜夭折了。据说是那个时候很常见的七日风，具体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什么病我也不是很清楚。
没多久，抗日战争爆发，这个影响世界进程的战争也深深的影响了祖父一家，祖父带着祖母，一路辗转回到老家，富二代的生活也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如所有的农村人一样，祖父开始了一个农民的生活。在没有农活的日子里，祖父也如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干干副业，主要就是被称为“赶海”的事情，也就是到海边批发活鱼，然后推着车子一路叫卖。或者是从A地推车到海边，装上海盐再到B地出售等事情。虽然起早贪黑的干，但最终还是挣不了几个钱，一家人也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而祖父最拿手的修表手艺更是没地方施展。抗日战争的那些年里，祖父还曾帮助地下抵抗组织运送过一批银元，说起来比电视剧精彩多了。
那时村中有个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有天夜里偷偷来找祖父，和祖父商量如何将自己刚刚得到的一批银元运出去。这一路上到处是鬼子的关卡，一般的办法根本做不到。在思量一夜后，祖父提出两人一个扮成卖肥皂的客商，一个扮成推脚儿的。将所有的银元都藏到肥皂里，就是在肥皂的中间开个小口，将银元放入后再将小口封上。为什么选肥皂，根据祖父所说，肥皂是部队里最不需要的东西，也不好吃，又值不了几个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这些兵痞们抢劫的。就这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两个人还真顺利的将银元送达了目的地，为抗日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随着家中人口不断增加，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的艰难，因为是家中的独子，也没有什么人能帮衬，只好将从曾祖父哪里离开的时候带的一小罐银元打开贴补家用，后又盖了南屋，将带回来的钱也花了七七八八，而对外宣称只能说是赶海挣得。一个曾经的富二代生活终于过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能想着用自己修表的手艺维持生计了，但是又能在那干这个活儿呢？关东已经被日本人完全占据了，而且战争已经波及了大半个中国，看来看去，只有去西安，毕竟那里现在还没打仗，于是祖父只收拾了一个铺盖卷，带了单程车票的钱就之身出发了。
来到西安后的一些经历对我而言是个空白，只隐约知道这里有个远房的亲戚，至于怎么进的的西安钟表社等我都不是很了解。经过了一段时间，祖父以其精湛的技术，相对中立的态度，被选为钟表社的社长。这个时间跨度挺大的，当社长不久就赶上了文革，从离开老家到当钟表社的社长，中间和祖母一共生了6个子女，祖母一个人在家将祖父的祖父等一干老人养老送终。而曾祖父在解放前将自己名下的产业统统变卖后换了几十根金条带着后续的曾祖母去天津过上了一般人的生活，据说是在煤场打煤球。1968年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记事，在他幼小的脑海中，去天津看爷爷就有白馒头吃。从闯关东开始，曾祖父一辈子都在外面摸爬滚打，甚少回家乡。父亲说，他对他爷爷的记忆就是家里有照相机，衣柜里的衣服都是成套摆放的，每套衣服都配不同的手表帽子和鞋子，还有文明棍和自行车。
解放后，一直到十年浩劫结束，我们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首先就是祖父那个社长的头衔，被多次揪斗。其次在平定成分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几亩薄田而被定了中农，这个直接阻断了父亲成为空军的机会，考试、体检都通过后，卡在了政审上。这都是后话，也都是父亲的经历，这个我会在日后详细论述的。
在企业改制的大潮中，祖父所在的钟表社被改制成了一个集体企业，从单一的钟表修理扩展到了光学仪器、机械加工等多多行业多多工种的混合企业，祖父当然是企业的技术骨干，甚至祖父曾经手工做出的一些模具，一直用到了企业破产倒闭。期间其实这个企业也有过几次再次改制的机会，我就听祖父说过厂里曾经想生产过空调，而当时中国能生产空调的企业只有上海的那个，祖父曾经带队专门去上海做过经验技术交流会，但是后来这件事却不了了之了。家里的老相册里记录了祖父这段时间里的一些工作片段，和工人调校机器的，在各地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的，独自加工模具的……祖父的工资也被定在了工人之中的最高工资，每月98块钱。现在看也没多少，但是据说那个时候区委书记也就40多块钱的工资，100块钱足够一个一般家庭过一年的。
工资不低，生活依然有压力，身后有六个子女都陆续进入了婚嫁的年龄，这些钱总是要准备出来的，而且全家只有祖父一个人挣钱。就这样，祖父依旧节俭度日，平时的主餐依旧是窝头咸菜。直到父亲也结婚成家挣钱后，祖父却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在控制住病情后，无奈之下办理了早退手续，父亲接班从家乡来到了西安，开始了他一生的奋斗。那时候，我7个月，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爷爷。
以上的那些经历，多半是多年前听祖父或者父亲等长辈口述的（或有记录不实的地方，都是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的也就没写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