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10多年没见过子仲了，关于他的相貌和体态，皆无从知晓。近来总会想到一些陈年往事，想起汴禹河旁的那所老校，想起与子仲等人一起种过的杜鹃花，但这些人的相貌却愈发远了。不知过了少不更事的年纪，他的“病态”有没有好一些。
1.
天色回暖之后，汴禹河的水又涨起来了，河岸的柳梢上滑落了几片嫩叶，趁着布满朝气的薄雾顺水漂流。沿河的几户人家起了个大早，卖烧饼的担起了扁担，下农田的扛起了锄头。学生中也有起早出门的，但不是上早读，汴禹中学没有早读和晚读的传统。
我认识子仲是在2005年夏，那时我读高一，他读高二，子仲的班级就在我隔壁。说不清我是在什么时候跟他搭上话的，有一次我们上作文课，光头老师抱了一大堆卷子进来，那是高三学生模拟考试的卷子。五分钟之后，他勒令我们写一篇名为《浴火重生》的作文，之后又继续埋头看他手里的卷子。
记得当时有学生不会写浴火重生的“浴”字，为此光头老师特意拿起粉笔在油亮光滑的黑板中间书下大大的“浴”。那龙飞凤舞的大字顿时像一头怒吼的雄狮，咆哮着钻进了我的胸膛。没错，不会写“浴”字的同学就是我。但光头老师一向和蔼，并不会因为这件“小事”而批评我。
时隔这些年，我记不得当时写了怎样的文章，但课堂上的某些场景却一幕幕刻在脑子里。那是一个溽热的午后，教室里同学们一个个挥舞着胳膊以课本为扇，搅动着几十号人散发的体汗味，连同空气，一起吸附到我挑剔的肺里。书写至一半时，我穿的那件带有卡通形象的灰色短袖已湿了大半。我嗅了嗅，是类似食物酸腐的味道。
浴火重生，该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2.
书写至600字时，我发现没法给出一个连贯合理的结尾。思路卡在某一个节点时，靠近门边的窗口上突然闪现出一颗脑袋，他不时地看向我们的教室，抓耳挠腮般地做出几个鬼脸，像是在擦汗，又像是抓痒。不知是谁悄悄说了句，“快看，隔壁班那个精神病又被罚站了。”也有同学反驳道：“应该是多动症吧。”“反正是有病，不是正常人。”
“专心写作文，别东张西望的。”光头老师明显也看到了他，故意提醒着我们。不一会儿，他收好卷子，将笔搁在讲台桌上，径直走了出去。顿时，二三十个黑压压的脑袋全都扬了起来，看向窗外的两人。学生时代的我们对一切课堂外的事物充满了好奇，没有什么能比窗外的人和事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学你能上就上，不能上就给我滚回家种地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谁给谁丢人？是你给我丢人吧，刘如建。你给我爷爷奶奶丢人，给我们全家丢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少年歪着脑袋，抖动着身子厉声吼，脖子上的青筋此起彼伏着。
刘如建正是光头老师的名字。只见刘老师隔着窗户往教室里瞥了一眼，抬到耳际的右手又慢慢压了下去，之后，是长久的对视与沉默。铃声响起后，光头老师黑着脸抱走了讲台桌上的卷子，连“下课”都忘了说，更忘了要收走我们的课堂作文。
后来从知情的同学那里听来了几句闲话。那个被认为有病的学生正是光头老师的儿子，名叫刘子仲，就在我们隔壁班上课。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
3.
之后，我断断续续碰见过子仲几次，在校园的操场上，在回宿舍的路上，甚至在教学楼的走廊上。但没有一次开口跟他说过话，直到那次他主动向我开了口。
一个微凉的傍晚，为了缓解视觉疲劳，我披了件外套从教室里走出来远眺。操场上的几棵梧桐已凋零的所剩无几。子仲晃着身子朝我走来，同样站在三楼的走廊上眺望。我看到是他，有些惊讶，正要准备离开时，被他叫住了。
“哎，你叫什么，我叫刘子仲。”
“魏儒邗。”
“你害怕我吗？”
看我愣住未作出回应，他继续道：“很多人看见我都会绕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害怕我。但你不怕我，因为你敢跟我对视。”一如那天与光头老师说话时的状态，他歪着脑袋，抖动着一条腿。
我有些认可同学们对他“病态”的评价了。
子仲说的怕，未必是怕，但大家躲他是一定的。他们把子仲定义为病人，时时与他划清界限，好像这种“病态”是可以传染的。但以我的观察判断，这种“病”丝毫没有传播性。不然我就可以和子仲一样，活得与众不同些。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但我未必有子仲的坦然，假如同样被人冠以病患之名，我又有多少胆量和勇气与众人决裂呢？
4.
子仲看起来不像是个有心事的人，但我知道他心里藏着一颗巨大的石头，同我一样。但他不说，我绝对不会去问。
三年前，子仲还在读六年级，他不明白为什么妈妈突然变得不像从前了。后来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得知，即将有一位阿姨取代妈妈的位置。
“刘如建不是我爸，从我六年级开始，我就没有爸了。”子仲得知爸爸在外认识了别的人后，心底暗暗升起愤怒与怨恨。为了替妈妈鸣不平，他一次次与爸爸冷战，但最终爸妈还是离了婚。
一日清晨，子仲的妈妈只带着几件行李，独自离开了生活半辈子的小城，留下子仲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冲着远去的背影哭喊。街道上卖包子的老爷爷已经开始营业，老人嘹亮的吆喝算是对子仲哭诉的唯一回应。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叛逆之路。子仲跟我说完这些，突然变得有些局促。“今天的话，你就当没听到。走了，我要回教室睡觉了。”
那一刻，我泛起一丝同情。不过，又好像是对自己的同情。子仲从来没听过课，上课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了，成绩自然是全校最后一名。但据我所知，子仲不是真的学习差，他是故意要考倒数第一的。也许只是为了刺激光头老师吧。
自从我跟子仲走近之后，班里的同学都对我抱以一种莫名的情绪，我明白，他们一定私底下嘀咕过我什么，比如“我怎么会跟子仲做朋友”“一定会被子仲带坏的”云云。
如果我不曾与子仲有过接触，那么，也会在心里默认他“有病”吧。我知道自己并不高尚，总会出于本能主观猜测一些事，或者肆意对某些事物下定论。这是我认识子仲后才意识到的一些缺点，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平行世界中另一个丑陋的我。
5.
如今回忆起早年的不堪之事，再对比子仲，我清楚地知道，也许我只是比他醒悟早。又也许，是我突然执迷不悟起来了。我无比理解子仲，也是因为我与他曾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8岁时，我从爷爷奶奶住的老房子里搬到了父母在城里的新房子，两个月后，因不习惯没有爷爷奶奶的陪伴，重新回到了老家。自此也开始了漫长的缺失父爱母爱的历程，小小的身体，逐渐被一个身形庞大的魔鬼操控。
我讨厌从小没照顾过我的父母，所以每次出门都会央求爷爷奶奶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和零食，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钱都是爸妈给的，一旦违逆了我的意愿，便躺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喊，直到两位老人心软。
这还不够，我还会偷。离我家不远的小卖部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每次进去游逛，总会在老板娘不注意时，偷偷将几颗糖果藏进袖口，或把大一点的物什放入肚子前的上衣里。
我还喜欢捉弄各个小女生。读五年级时，我与同桌方离叫上前桌小丫，出门看街头放映的老电影，那是晚上7点钟，我到约定的地点时，小丫已拿着手电筒等在那里。此时方离还没来，我假装尿急，把她的手电筒借走，实则是躲在一个墙角观动静。
看没人经过，便冲到小丫跟前亲了她的脸颊，由于天色太暗，她根本不知道是谁。直到方离来到哭着的小丫跟前时，我才拿着手电筒假装从远处走回来。
一直到读初一时，我才渐渐摆脱心里的种种邪恶，这种改变是生活强加给我的，也不知是好是坏，但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教会了我成长。我明白，这些年，我可能一直在跟父母怄气，种种恼人的行径并不是出自我本意。子仲也一样。
6.
2008年，我读大一。由于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爸爸所在的工作单位开始裁员，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已由公司里的高级主管变为到处求职又接连碰壁的失意人，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妈妈本来在家里做全职太太，迫于生活压力，也开始在市里的繁华路口售卖女性饰品，发卡、耳钉、墨镜，什么都卖。有时还要与城管斗智斗勇。
那时，我还在学校享受安逸闲适的大学生活，对他们的遭遇一无所知。加上离家远，每年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去。直到某一天，得知这一切时，突然就想起了子仲。而我与子仲，已经有两年没联系了。
7.
子仲从不参加班集体的一些活动，就连需要小组合作完成的一些课堂作业，也是独自完成。我一直以为是他内心强大，不屑与人为伍。直到有天晚自习，我在操场上溜达时见到了他。
闷热的夏夜，很少有人跑步。当我看到子仲时，他已是大汗淋漓，嘴里还不停地喘着粗气。我知道，他一直都是个满腹心事的少年，那一副落拓不羁的模样，只是装给人看的。
等我升上高二时，子仲又跟光头老师吵了一架，甚至还动起了手。只是这些消息都是听来的。那之后，子仲便退了学，光头老师也换成了刚刚大学毕业的女老师，至此，再没得到过他们的消息。
多年之后，当我的家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我又无端想起了子仲，没错，后来，我的父母也离了异。这时距离子仲离开已有10多个年头。
有人说，他去了广州，并干起了见不得人的营生。
也有人说，他在外地因盗窃罪被捕入狱，判了刑。
关于这两种说法，我是一个都不信的。但子仲现在人在哪里，走了一些什么路，吃了什么苦，我也猜不出。而我，终究会以子仲的身份，取代他在众人心里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