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路分岔在林中，而我——
我选择了那条，人迹罕至
于是造成了一切差异。”
——弗罗斯特
（一）
这天，我随三五同事一起到红山大峡谷游玩，水声激越，白浪翻腾，百米外都能感受到瀑布所带来的潮湿气息，我拿着手机给别人拍照,“屁股收一点，对，挺直腰板，好，一二三——”我还没有按下快门键，手机铃声响起了。
来电号码归属地是北京，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你是？”
“是我，袁寒晗，我换新号码了！”还是那老样子，声音里透着一股漫不经心。
“你在哪呢？现在有啥急事吗？”我问道，对同事抱歉地摆摆手。
“我要跟你聊一聊，这件事有点麻烦……”她说。
“我现在和同事在峡谷里玩，信号也不太好，我回去给你打电话吧。”我很怕她在这里跟我长篇大论，搅和坏了我期待好久的郊游。
“好吧，最好在晚上十点之后……”她淡淡的说。
“怎么？”我问道。
“我要去自习室写论文啊。”她振振有词，仿佛是我求着她。
“写论文？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学了？”我戏谑道。
袁寒晗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可能也是唯一的朋友，毕业后，我回老家工作，她留在本校继续读研究生。大学时我们两个成天混在一起，完全意义上的虚度时光。翘课，看小说，学画画，逛美术馆，攒钱出去穷游。我的成绩勉强过及格线，她却总能在期末最后一周以闪电般的速度自学成才，几门课拿到了另老师刮目相看的分数。因此大四毕业时她顺利保研，选了近现代文学研究方向。
挂掉了袁寒晗的电话，我和同事继续在大峡谷里转悠。即使在盛夏，原始丛林里也是丝丝凉凉的，阳光被格挡在葳蕤的树叶之外，鸟声不绝，我抬头看去，捕捉到几只黄绿色的身影，我以为是喜鹊，旁边的同事小刘告诉我是松鸦。
“松鸦是山林鸟，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山上，很少见于平地。针叶林和阔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中均可遇见。一般都远离人居。平常多见一对活动，秋后有结群现象，栖息在树顶上，在山上却较活跃，特别是繁殖前期。分布于欧洲、非洲西部和北部、喜马拉雅山脉、中东至日本、东南亚。”
虽然松鸦在生物学分类里是“鸦科”，但多彩的羽毛和却令人们对它偏爱有加，绝不同于对它的亲戚乌鸦的厌恶。训练有素的松鸦甚至可以学舌，在电影《戏子，痞子，厨子》里那只会说会骂的鸟就是松鸦。
这样看来，松鸦好像赚足了外貌的好处，这是人类的角度；换成亲戚乌鸦的角度，看到松鸦被关进笼子里饲养，大概会嚎叫三声，“哇——哇——哇”以表示同情，可怜可怜，昔日林中鸟，今朝为奴仆。在松鸦和乌鸦进化的分叉路口，谁能想到千万年之后的命运。
参观了大峡谷，一个同事提议去附近的火山地震监测站看一看，我们欣然前往。
红山属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亿万年前，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上帝拍板决定，尘归尘，土归土，海洋的归海洋。海水退去，山脉崛起。表面上都客客气气的，暗地里时不时搞一些阴谋，岩浆涌动，岩石破裂，火山和地震气势汹汹地袭来。
一路我们有说有笑，携老夫扶幼，惊飞了好些鸟虫。
监测站是一栋蓝色的蘑菇形的建筑物，两层楼高，遗世而独立，耸立在半山腰上，旁边还有一座白色立方体小塔跟它作伴。从山脚到监测站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刚好能进车子的宽度。
一个年轻人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穿着半新不旧的夹克，一条卡其色裤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着我们远远走进，他照常地抽烟，一言不发。小刘主动跟他搭话。
“大哥，这是火山监测站吗？”
他站起身来，把烟头仍在水泥地上用力捻灭，甚至碾碎了，然后弯腰拾起，丢尽了钢铁垃圾桶的大嘴巴里。
“是，你们是上山来玩的？”他说道，一字一句好像斟酌了很久。
“你们工作人员都住在里面吗？”我好奇地问道。
“对，住里面，一共就三人，轮班，今天我休息。”他说。
在这个偏僻的监测站，三个没有结婚的男人相依为命，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其他两个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里空气可真好，等我老了也想搬过来。”一个同事说。
年轻职员笑了一下，眼神里有嘲，更多的是落寞。
“你确定你能忍受死一般的寂寞才行，我们三个都有点抑郁症，憋得慌，三个大老爷们有啥意思。我们都盼着下山，调到别的部门去，挣少点也行，在这儿，有钱没处花。”
大家纷纷点头，顿时隐居山林的心思去了一大半。
我问他们平时吃什么，有没有山珍之类的。他说吃的东西都是政府单位开车送上来的，米面粮油，鸡蛋，罐头，后院有个小菜地，他们三个轮流做饭。
临走前，他说了一番令我们有些震惊的话。
“太寂寞了，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们三个老说外面外面怎么样，好像我们被关在监狱里。再让我选一次，我宁愿留在大城市里吸雾霾住地下室，也不愿来这儿。我来这里几年了，没有火山，也没有地震，有时候我真想来个火山喷发热闹热闹。”
我姑且叫他“火山君”，大家忍不住说几句宽慰的话，却心知难以改变火山据现在艰难的处境。“高处不胜寒”，让隐时归于山林，凡人回到红尘。
聊了一会儿，年轻人说天色不早了，让我么赶紧下山去，这里可没有路灯。最后我们跟他，监测站合了张影，一行人各怀心事，踉踉跄跄地走了，逐渐把“火山君”和他的“寂寞综合征”抛在了身后。
下山找到大巴车站点，一行人坐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才见到城市里的灯火，可能因有火山君一番话的缘故，大家都分外雀跃。
到家后，我踢掉鞋子光着脚奔到了沙发上，一下子陷进去，躺尸状。在没开灯的夜晚，看万家灯火灿烂，点了个外卖。
二十二点五十四分，我掏出手机拨给袁寒晗。
(二)
第一次见到袁寒晗是在军训基地的女生宿舍里。她开学时请了假，等新生都奔赴基地开始训练了，她才推着大行李箱姗姗来迟。
辅导员带她进了我们的宿舍，当时大家都坐在铺位上聊天，敷面膜，吃东西，她风尘仆仆地跟在辅导员后面，眼神里带着一股小狐狸般的好奇。只有我上铺是空位，于是就安排给了她。
她觉得和她成为朋友是上天注定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偏偏只有我的上铺是空着的，明摆着就是等她来嘛。可我明白，“天注定”的因素远远比不上人为因素。初次见面，我就被她的光芒吸引了，当即决定接近她，不遗余力了解她，排除万难成为她的朋友。
“被我吸引？扯淡！”袁寒晗后来夸张地回应了我的说辞。
她不是有意谦虚，她一直对自己的外貌抱有微微自卑的心态。
“你很特别呀，你与众不同呀！”我说。
“是哦，我特别丑，与众不同的丑，丑的令你耳目一新，仿佛发现新大陆。”她嘲讽似的说。
说实话，袁寒晗大一的时候确实不符合大众审美，天生黑皮，颧骨高，身材瘦小，穿宽松的衣服，关键是她仿佛没有一丝一毫要改变的意思，衣服脏了头发油了，她照常出门，不觉得过分难堪，当我提出时，她大大咧咧地说一句：
又不是美女校花，谁看我去——吃饱了撑的。
那时我积极迎合主流审美，涂很多祛痘膏，每天敷面膜，早起跑步，逼着自己吃素。
年少无知，过分急功近利，天天疯狂折腾脸上这巴掌大的皮肤，角质层很快就被劣质面膜损坏了。大大小小的疙瘩遍布面颊和下巴，医生诊断为皮肤过敏，禁止我再乱用面膜和去角质的化妆品。
军训的第一天，日晒加重了我的病情，晚上回到宿舍，我的脸肿的如猪头一般，皮肤火辣辣的疼，摸上去滚烫，我吓得赶紧用冰水敷，结果肿的更厉害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如在烈火上煎熬，对明天的军训充满恐惧和绝望。室友都已安然入睡，我摸黑穿好衣服，悄悄拉开门，走到室外去。
漆黑的军营大院里亮着几盏微弱的路灯，一两个披着外套出来上厕所的人都冻的哆哆嗦嗦，我谎称自己要去上厕所，溜到白天练操的地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哭了起来。
一开始只是涓涓细流，后来看四下无人，索性哭个痛快，便嚎啕大哭起来。对往昔的后悔，对明日的恐惧，对自己的憎恨统统涌上心头。月光是冷冷的，白花花的光照在水泥地上，没有一点点情意，仿佛板着脸说，活该活该，谁叫你无知鲁莽。
哭着哭着，我看到一个人影向我走来。眯着眼镜使劲一看，是袁寒晗。我的哭声太惨烈了，穿透空气传到她的耳朵里。
兴许是我起床时吵醒了袁寒晗，她看我久久不回起了疑心；兴许时是她就单纯想去小便。后来我也忘记问她怎么会出来找我。
看着她走进了，我的哭声就像被拧住的水龙头，渐渐减弱，停歇。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她淡淡地问。
“我就想出来散散心。”我低着头说。
她慢慢问清楚原因，默默沉思了一会，劝我回去睡觉。我也觉得外面太过于凄凉，就闷闷跟她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就感觉鼻塞很严重，一摸脑门，发烧了。
教官批准我半天的假期，我竟觉因祸得福。不过只有短短的半天，下午还要回到烈日炎炎的修罗场上，少不了要加重过敏。午饭我也没吃，一个人闷坐在宿舍里，用纸巾坐了一个口罩，蒙在脸上。
袁寒晗拉我从床上起来，摸了摸我的额头，问我下午用不用去训练，我点点头。
她随即从军训迷彩服的衣兜里拿出一个粉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给你。”她一边说一边擦鼻涕。
我一下高兴地快要发狂了，吃惊地问她，你去哪弄的？
“医务室。我管大夫要的。”一股暖流流过我心间，我把轻飘飘的口罩拿在手上，感觉接受了一个最贵重的礼物。久旱逢甘雨，沙漠降甘霖。
宿舍里有其他女生也去医务室求口罩被医生挡了回去，我不知道袁寒晗怎么做到的。
“我跟大夫说我花粉过敏，还当着她的面打了几个喷嚏。她就信了。”袁寒晗不无得意地说，又擦了一把鼻涕。
我吃惊地问，你真的过敏了？你怎么一直流鼻涕？
她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啦，花粉过敏一会就好了，我为了演的像一点，抓了一把野花闻了几下。
顿时我脑袋里嗡嗡作响，吃惊地说不出话来，在二十不到的年纪，又都是独生子女，重点大学的骄傲的女孩子，谁不是自私的心里装着满满得自我，为一个刚认识的朋友两肋插刀，开玩笑。
袁寒晗，一个另类。
有口罩保护之后，我的过敏没有恶化。然而用了几天，一次性口罩上布满了灰尘。我又开始忧心忡忡了，还有八天才能结束军训，一天八个小时，这口罩该比我的袜子还脏了。我把一个比袜子还脏的口罩捂在过敏的脸上，好恶心。可是那又能怎么办呢？我去医务室索要口罩，医生冷冰冰地说：
一个也没有了。
第五天晚上，教官组织学生去操场练歌，我们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去排队坐好，灯光下人头攒动，黑黑地一片后脑勺像一片黑色的海，我在里面找袁寒晗。往后回头看，同学的脸被灯光照得惨白，人脸浮动，说笑怒骂，没有袁寒晗。
练歌开始了，教官起个头，我们就扯着脖子大声唱：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胸前红花映彩霞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Misuolamiso
Lasuomidaorui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歌声飞到北京去
毛主席听了心欢喜
夸咱们歌儿唱的好
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Misuolamiso
这首歌里快乐的情绪跟我的失落和悲观形成鲜明反差，看着同学们无忧无虑的笑脸我走神了，耳朵里听不到声音，仿佛一个人走在虚空里，四周空寂无人，我背着一块难以承受的石头，几乎要垮下来了。
一滴泪滑到嘴角。
练歌结束后，我们像一群搬家的蚂蚁，记在人流和凳子里，像宿舍挪去。
我竟然是第一个进去的，袁寒晗翘着二郎腿坐在我的床上玩手机。
“你怎么没去练歌？”我问。
“我肚子疼，请假了。”她愉悦地说。一点都不像肚子疼。我愈发地疑惑了。
她趴在我耳边，悄悄把我叫出去，跟我出来一趟。在洗脸池后面的大榆树下面，魔术般的，她从迷彩服衣兜了掏出一叠跟上次一摸一样的粉色口罩。
“你怎么？！”我吃惊地瞪着她，眼里射出的光几乎要把眼镜片震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