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不死的欲望，对性的忌讳与求而不得的碰撞。只剩老弱妇孺的贫瘠乡村，便成了恶意滋生的沃土。
图丨CFP
成年后，我离故土越来越远。
除了过年之外，平时返乡大都是为了参加一些喜丧仪式，红的门帘，白的幡，该喜该悲有了固定的模式，逐渐简化成几个符号。我几乎已经忘了，那些在夜幕下匆匆行走的老人，半夜的铜锣，细腻而腹黑的角力。
而土狗，作为我少年时期的一个傻哥的形象，连同老拳师和阿薛一起，也在我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了。
距离使故乡的故事变成远方的故事，让我得以不动肝肠地冷眼旁观，然而当我再次站在这片土地上，看见那些故事中的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时，无尽的晦涩却瞬间将我淹没。
这个故事，得从我的少年时期讲起。
1土狗将近一米八，在村里算是少见的高大男人，方脸，指节粗大，右手食指指甲曾被掀掉，后长出的指甲形成一个黑黄的疙瘩。我上初中时，他常在村里的小卖部里打老虎机，黑黄的食指笨拙而有力，一下下重重地按在老虎机的“鬼”键上。
那时，一块钱可以换一个币，一个币在老虎机上是十分，别人打老虎机都是塞好几个币，整排地下注，偶尔才在几率最小而赔率最大的“鬼”上点个一两分，而土狗则从不买别的注，每次只下一分，单单押在“鬼”键上。
店里的人都嫌他烦，他也自觉，只要有别人要玩，他便让出机子，默默待在一旁，凳子也不坐，只是看。他总是穿着一件印着“双胞胎饲料”的T恤，黑裤子褪色严重，膝盖处沾满污渍，显得油光发亮。有时老虎机会“开火车”，出“鬼”的几率会变大，这时土狗呆滞的眼里便会放出狂热的光来，双手按住膝盖，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弓。
土狗喜欢周末之外的日子，学生都去上课了，店里没什么人，他便可以舒舒服服坐在老虎机前的矮凳上，买上几根辣条，打上一整天。
有时我和朋友逃课去店里玩，他见到我们便会露出些许不悦来，似乎怪我们破坏了他的专属时光。我们也会笑他：“土狗，还不去放牛啊？牛在河坝叫你咯！”如果刚好碰上他输急了，他便会应上一句：“放牛放得到手食啊！”听的人都笑了，打桌球的人拿球杆去戳他：“哈！真搞笑，你打老虎机就打得到手食？哈？”土狗便不再言语，继续一分一分地买“鬼”。
隔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土狗为了打老虎机把牛都卖了。起初我还不信，后来我又在小卖部里见到他时，他还是那套衣着，但老虎机旁多整包的辣条、可乐还有方便面。店主说，土狗最近午饭都不回去吃，在店里只是打老虎机，有吃有喝，大家都叫他“潇洒哥”。店主又说，有次土狗他爸找来，爷俩在店里吵，“两个都被我赶出去了”。
土狗潇洒的样子就这样停留了一个夏天，天凉之后，小卖部里的人渐渐多了，那些在外打工或浪荡的青年，陆续回到老家准备过年，饭后大都聚集在小卖部里打麻将、赌三公，土狗就很少来了。有次见到土狗从店门口经过，店主抱着小孩问他：“土狗，打两把老虎机来啊？这么久没见你打眼（露面），还以为你跌落隔岭潭去了！”土狗听了也不看人，只挠着脑袋往前走，支支吾吾说了声“不得闲”。
后来我听人说，土狗卖牛的钱都打完了，老婆气得连女儿都不要就走了。
2土狗的父亲是个老拳师，叫高汉，头上长年戴着一顶破了个洞、露着毛线的旧毡帽。
关于他，人们讲得最多的是一个关于忍让和反抗的故事：早年老拳师去赶集，有一次被人骗了，对方仗着人多还要打他，最后他让了对方三步，每退一步都唱一声诺，对方还是粘上来，老拳师就用一招“倒米翻豆腐”，将对方三四个人全打翻在地，整个米行的人都在看。
“就一招，多就没有，这边打到那边，行里的人个个看了都怕，啵啵念着往后退。”爷爷跟我讲老拳师的故事时，总是连声称赞，末了又长叹一声，循循善诱般：“所以说，做人啊，凡事先要忍，断过对方，一断再断，对方还来，实在没办法了，那就打他！”
类似的处世哲学，老拳师也讲过。年轻人们逐年往外边走，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许多老规矩渐渐荒废了。村里的老屠夫每年过年时都会痛心地说：“那点老传统啊，我这一岗人一走，就没丢了喔，要抽个时间教一教下一岗的后生喔。”
终于有一年，几个老叟搜罗出沾满黄灰的狮子锣鼓，在打谷场上敲敲打打，说喊各家的年轻人来学，但年轻人们吃饱饭大都去了村里的几个赌档里，只有三两个年轻人来了看热闹，偶尔开着摩托路过的后生，会停下车看一下，但也只是看看，就嗤笑着走了。老拳师让我去顶狮头，我甩了下，狮头不轻，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
接着老拳师又给我们教拳，那是一套实用到有些阴毒的拳法，不是插眼就是掏下阴，但前三招都是退。老拳师打完一套拳，气喘嘘嘘地问：“你们这些后生，知道为什么前三招都是退吗？”年轻人们只是抱着臂看着他，老拳师喘了一会儿，又说：“老话里传下来的，讲究一个仁义，什么叫仁义，这就叫仁义！”
年初四开始，年轻人们陆续离乡，那套狮子锣鼓便收了回去，同年又死了几个老人，从此，那套东西便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村里有三家小店，小学门口有一家，屋心有一家，上新屋有一家。屋心那家就是土狗打老虎机的店，平时出入店里的大都是年轻人；上新屋那家是老屠夫开的，店里基本是老叟，大家坐下来就半晌不动，陷入沉默，各自目光涣散地望着门外，手指缓慢而有节奏地轻叩桌板。两家店老少分明，所聊的故事就像发生在两个世界。
有天我在上新屋等人，看到老拳师带着孙女在店里玩，小女孩脸蛋的白嫩和老拳师脸上的黝黑皱褶形成鲜明的对比。小女孩还不大会说话，一只小手捏着老拳师的裤脚，另一只手指着柜台上的几个玻璃罐，连声喊着：“糖……糖……”老拳师没有动的意思，只低头哄着说：“不要！家里大把，等下我们回家吃哈。”女孩不依，只是喊着“糖”，水灵灵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看看老拳师又回头看罐子。
一旁的阿薛说：“细佬哥就是爱糖的咯，怕什么呀。”阿薛是老拳师的表兄弟，笑起来额前的皱纹像纵横的水沟。他抓了一把糖给女孩，那是一种偏远地区特有的山寨糖果，红色塑料纸上印着笔画宽大的黄色喜字，用力抹的话，会掉色。
大家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
老拳师家在一条山谷的出口处，那里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村里的大多数人都住在河的另一边。老屠夫对着老叟们说：“那边的风水不好哦，前两年一个兴宁仔从那里过就说了，山风又大，河风又大，人哪里住得稳呢？”
老叟们都啧着茶点头附和。老屠夫摊着手挺直腰，仰着头看了看众人，大声道：“没错吧！你看那里住的几家人，蛮牛生，老婆被他打死了；他哥，他哥找不到老婆；土狗，土狗老婆又走了，土狗日日在家里睡，一家人剩他爸一个人出去做事……风水不得喔。”
3在我的小学时代，阿薛除了头发黑白相间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晒得乌黑发亮的额头，黝黑健壮的手臂，黑色的拖鞋露出一截脚趾，上面粘着灰黑的泥垢。走路时喜欢把一只手背在后边，见谁都会微微地笑。
在一个夏日的傍晚，路上覆着厚厚的粉尘，光脚踩上去“噗”地一声，温暖柔软。我从放学后一直晃到天黑，晃到路上只剩我一个人，在路口转弯处碰到了阿薛，我喊了他一声，他有些意外，看了我好一阵，才眯着眼睛笑起来，温声说：“放学啦。”
后来我发现大人们对阿薛的态度有些异样，孩子们能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细微的态度差别，并能以此区分哪些人能调戏、哪些人得绕着走。阿薛被划到了能调戏的那些人里，往后便经常可以看到三两个孩子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有时还会往他背上扔几块小石子。阿薛转过头来，绷着脸，做出要追的姿势，但孩子们并不怕，远远地喊：“不是我扔的，你哪只眼睛见到我扔的了？”阿薛喝一声，蹬几下脚，孩子们还是不怕，阿薛就笑了。
等阿薛走得远一些，调皮的孩子还会喊上一句：“阿薛！走这么快干什么，出川塘啊？”其他孩子就跟着哈哈大笑，若有大人在旁，也会跟着笑——周边的地名都带着特定的暗示，例如“下河市”就是指去火葬场，“去佛市”就是指去精神病院，而“去川塘”则是指去嫖娼。川塘是离村九公里外的一个小镇，我们这些孩子们从来没去过，但大人们谈起川塘时无意中透露出的朦胧暧昧，却准确地渗进了孩子们的意识里。
有次一个孩子把阿薛逼急了，阿薛抓住孩子敲了几个暴栗（敲脑壳），那孩子一边哭一边拉书包，嘴里一个劲地喊：“你吊鸡（嫖娼）！你吊鸡！”阿薛的脸色少有的难看，一阵青一阵白，哼哼地喘着粗气，转头下了田埂，往小路上走了。
我不相信有着一张和善的笑脸、说话总是小小声的阿薛会去做那种事，而往后我也没听到过阿薛有什么劣迹——阿薛有老婆，是一个驼背的妇人。
至此，我的少年时期结束。我离开家乡，关于土狗一家以及阿薛的记忆开始冻结，如果不是发生了后面的那件事，他们大概都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默默老去，直至后来的某个冬天，不会再有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42018年3月，我在宗亲群里看到三婆过世的消息，跟公司请了个假，赶回去参加葬礼。
天黑了，亡人摆在门楼左边，隔着厚重的白帐，隐约可以看见棺材的轮廓，长明灯的黄色烛光从账缝里漏出来，停在几个守灵的子孙脸上。穿过门楼，里边是一个天井，摆着几张桌子，宗亲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看斋公起坛。
灰暗中偶尔传来一两句谈笑声，斋公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唱着斋歌，绕着神坛转圈，大多数句子听不清，偶尔清晰时是“你求功德我求财”——那是在讨钱了。
因为怕沾上晦气，这样的场合一般没有外人，然而在第二场斋开始时，我却看到老拳师戴着一顶褪尽颜色的旧毡帽，蹒跚着走进门楼来。
“六七十岁咯，子女也算有心咯，当好事办了喔。”老拳师微提着手说，主家没有注意到他，旁人给他递了支烟，他接过烟缓缓作了个揖，坐到一边的条凳上。不一会儿，便有人偷偷戳我，我顺着对方的眼神看去，发现一个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白帐旁的条凳上，条凳离亡人很近，离人群很远，小女孩独自坐在那里，唯唯诺诺，有人回头望时，她便低头看向地板，手指无意识地来回划着凳板。
戳我的人暧昧地说：“那个就是土狗的女儿，高汉的孙女。”我心里猛地缩了下，环顾四周，人们开始窃窃私语，磕着瓜子的妇女问：“那个谁啊？”“谁？就是跟阿薛睡觉的那个啊！”妇女恍然地“哦”了声，便伸直脖子毫无掩饰地打量起女孩来。
早在一年前，我就听说了村里的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学生睡觉的事，可蛰居在深圳的小出租屋里，遥远家乡来的潦草消息并不会给我带来太多触动，而此刻回归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中，事件还原到我曾熟悉的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时，巨大的震动便立刻笼罩了我的全身。
唱斋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剩下的人还在讨论着土狗家的事。
“个死女没用的喔！阿薛都老得跟同柴一样咯！跟他睡！”
“小孩子知道什么，给点糖饼给她吃，那她知道天！”
“四年级了喔！”
“阿薛那种死人，天都会收哦！”
“阿薛他老婆不知道啊？”
“他老婆知道条囹！她条背都驼得跟地板那么直了，她就知道吃，她知道什么！”
“哈，阿薛不是七八十岁了吗？怎么还可以做那条事？”
“有的，男人七八十岁还是有那种能力的。”
“个死女木过头喔，能怨谁？”
这时我插了句：“跟个细佬哥没有关系，主要就是老家伙的问题，阿薛抓去打靶都应该！”
开口前，我觉得胸腔里积满了愤怒震惊怜悯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有替天行道的杀意，但一开口，又觉得泄了气：我凭什么去审判别人，我所看见的听见的就是全部了吗？
5随着人们说的越来越多，事情的脉络才渐渐清晰起来：
土狗老婆走了之后，土狗依旧在村里浪荡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上学需要接送，老拳师又得出门干活，刚好隔壁屋的阿薛有辆摩托车，就让阿薛帮忙带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