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阿文一直以为，她会有很好很好的一生。
-1-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被粉碎。
一九七八年，红卫兵没了红色袖带，却依旧蛮横批斗。
胶东平原上一座贫瘠的村庄里，黄色泥土铺满道路。国家开始前进，开始弥补文革的那十年，但这些犄角旮旯，更难被顾及。
就像没几人知道，夏侯苏民这个人立下功勋一样。这个以他姓氏命名的村子，也被不断迈步的大众遗忘。
一九七八那年，阿文出生。
一九八零那年，阿武出生。
阿文的母亲名叫香，常做些针线活，这边方言管那叫“搠花边”，说白了，也就是用棒针钩针做些花边，攒够一筐了，就卖给队里换钱。
一根花边，倒是能换几分钱。
阿文七岁那年，按理说早该改革开放了，可这沿海的地儿，却一点好处没捞着。什么包产到户，阿文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村子，已经快被外人遗忘了。
一只那么大的公鸡，总面积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谁能来顾及这蝼蚁大小的地方。
阿文小时候，和祖父母最亲，夜里睡觉也搂着祖母，娘出了月子便到山里干活去，两个孩子哪个也顾不得。
阿文跟我讲，并不是所有人的苦难童年都会被当做阴影。她那时候过的并不好，吃了这顿望不见下顿，日子一眼望过去都是海里的游鱼，窜来窜去，没有目的地游弋和失踪。
“我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
她对我说。
那年，她祖父入狱。究其原因，大概是在街上念毛泽东的诗，说了“毛著”两个字，硬生生被人说是不敬领导人。
七岁的小阿文每天跟着祖母去牢里看祖父，送些窝头和地瓜叶子，等着哪天攒够钱了往看守那里一送，人就被保出来了。其实那些人目的也不是就要把人关牢里，说到底还是想要钱，钱够了，就算杀了人也能给你放出来。
毕竟阿文的祖母，是个地主。
世世代代占着块地，富得流油。阿文说，印象里祖母是个很好的人，每天抽着水烟袋，滴滴答答的声音蔓延进整个屋子。祖母房间抽屉里，总放着很多瓜子零食，塞给阿文一些，塞给阿武一些。不过平常日子里，阿武手里的瓜子总比阿文手里的多。
过了两个月，祖父从牢里出来，又和邻里几个搓麻将打扑克，去供销社里一坐就是大半天。
日子平淡并且没有颜色地过去。
一晃，就是七年。
-2-一九八五年春天。
那年科技突飞猛进，中国成为原子能机构国，野生动物试验场建成，台湾做出了试管婴儿。
阿文读初中。
隔壁张良家的老太太从香港回来，抱了只狗崽子。那时候，他们管它叫“吉娃娃”。
“老太，你这是啥狗，眼睛都快掉出来了。”
“你小伢子不懂，这叫吉娃娃，眼睛就这样。”
于是从此以后，阿文和其他孩子一样，都叫那狗“吉娃娃”，时间长了，连它本来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过畜生就是这样，有个名字就不错了。
阿文喜欢狗，下了学就爬到平房上，跳进旁边张良家院子里逗狗。
那张良也有十几岁年纪，说什么都不愿意考大学，觉得考不上，就直接去了中专。那地方离家远，坐火车得一宿能到，张良只有暑寒假在家，看得见冬夏，看不见春秋。
张良和阿文，算得上青梅竹马吧。
在阿文记忆里面，张良这个人好事做的不多，偷鸡摸狗的事做的倒不少。他们小学的时候，张良便经常带着阿文阿武去偷坡上有钱人家的鸡，仗着人家脾性好，就算被抓着了，人家也会说只当是给小孩子家拿去玩。
张良偷来鸡，是要烤着吃的。
坡上是几亩可肥的田，果树一排挨着一排。他们一大早钻鸡笼，揪出个公鸡，摔到石头上，然后放进洒了水的泥巴里糊的死死的，在地上挖个坑，埋进去，再划了火柴点把火，烧着了纸，丢尽坑里去，一烧就是一上午。等中午玩够了，几个人又爬到山上，把烤的硬邦邦的土块扒开，里面是只冒热气的烧鸡。
这法子，是张良教给阿文的。
阿文平日里除了念书也没什么事做，有农活都是阿武被揪去。那时候张良在家，就带着阿文去这儿去那儿，满村子跑。
村南的一声“张良哥”，能传遍南北，各个通透。
后来张良读中专，去了济南。
张良走以前，特意问过阿文：
“你说我去不去啊？”
阿文哪懂得什么挽不挽留，心里舍不得，嘴上也倔得像牛一样不肯说。
“你要去就去，问我做啥子。”
阿文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如果她那天说了“你不要去”，全部的人生，一步一步，都会不一样。
谁也没后悔。
不得不承认，在阿文悸动的青春里，她曾经对张良产生过不知名的情愫和依赖，但这些一点一滴，都在时光和岁月的消磨里殆尽，走到最后一无所有。
那时候阿文的班主任教语文，有点微胖，模样像是个日本鬼子，但人不错，平时对阿文也百般照顾。
对异性感情的萌芽往往产生于这一个个被忽略的瞬间，阿文对这位老师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也蓦自翕动，打开双鳃，合上双鳃。
没有通讯工具，远在他方的张良对阿文来说，早已成了青春里一个模糊的影子。
北方的风沙很大，一丝丝一寸寸躲进皮肤里，混着熟悉的气息直到陌生，陌生到无人相识。
-3-阿文的青春，过的实在没劲。
阿文的父亲像头倔驴，古板而守旧，一心觉得女孩不能读书，学历高没有用。
“咱家啊，指望着你弟弟了。”
阿文的父母这么对她说，她也深深记住，并把这样的话说给她以后的女儿。
生活就像一场有预谋的恶性循环。
中考以后，阿文的父亲没让她读高中，心说读中专去，以后随意选个活干，也能养活自己。
阿文想着，到了以后去找张良，也算有个照应。但当她一个人到了济南以后才发现，张良彻彻底底成为了一段人影，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周转曲折。
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走完了，就彻底完了。
他们说，张良上了几个周就出去打工了。问人在哪，也没人知道详细地址。
阿文开始忘记这个人的存在，想着临行前班主任对自己的叮嘱：
“你是个好苗子，以后要是能参加成人高考，就去考。”
阿文以为自己会自始至终记住这句话，但其实，话随人走，忘记那个人了，就连同他说的话一起忘记。
太多人和阿文一样，因为走的路太长了，所以记不起哪段重要了。
那年济南的天很蓝，像被人盗去笔墨恣意挥霍，滴落在树上草上，淅淅沥沥，下了一场从蓝色过渡到没有颜色的雨。
阿文过着许多人梦想中最普通的生活，一晃就到了毕业的时候。母家托人在附近镇子里给阿文找了份棉纺的工作，没有周末，也不轻松。
家里陆陆续续收到不同的人送来的情书，阿文从最初的抵触变成妥协。
二十六岁那年，二零零二。
第三个相亲对象，名字叫刘东。
刘东比阿文大一岁，梳了中分，模样有几分俊，自己开了个工厂做生意，欠了点小钱，看上去倒还可以。
阿文后来跟我说，她之所以觉得刘东还不错，是因为只有他没留长长的手指甲。
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结婚，婚纱照在镇子里的影楼拍的，花了不到五百块钱，住在刘东老家的房子里，面积一百平的平房。
要是问阿文喜不喜欢刘东，她也不回答，只说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要是问阿文还喜不喜欢以前喜欢的人们，她还是说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她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这往后的一年里面，她怀孕了两次，不小心都流掉了，第三次又怀上了，但并不顺利。
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她骑着踏板回家，一路十多里地，硬生生骑出了肚子下坠的感觉。骑着骑着，只觉得风太大，肚子开始疼。
阿文没在意，以为只是累了。第二天凌晨，下体开始流血，她一卷卫生纸打醒了正在睡觉的刘东，坐着踏板车一路往医院赶。
她后来对我说，其实刘东对她也蛮好，生孩子的时候在门口焦头烂额，一个劲问医生。有一次客厅的灯坏了，刘东告诉她好几次，让她别站在灯下面。
在手术室里，阿文叫了半天，破败小镇里的医生没一个敢开刀。
人家说，你这孩子保不住，只能尽力救大人，想法把孩子弄出来。
“医生我求你了，我们这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得要啊！”
刘东在门口直给大夫塞烟，一盒一盒的中华都塞到白大褂的口袋里。
“兄弟我跟你讲，你这孩子才六七个月，我们是想保也没法保，你再不快点你老婆也没了。”
医生一边收下不停塞过来的中华，一边假模假样的称兄道弟。
眼看着麻药打上了，一个女大夫小碎步跑过来，对刘东说：
“有个北京来的医生在市里坐镇，说是能保你孩子，你有十万块钱没，有的话我帮你叫她过来。”
刘东拉住女大夫的胳膊，不停说“有有有”。
阿文在手术室里叫了二十分钟，医生才赶过来，睡意朦胧。
麻药劲还没上来，就直接拿刀剖开了阿文的肚子。眼泪和血一起流，撕心裂肺。
阿文说，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些痛比起孩子，实在无足轻重。
但我能想象到，一个女人在手术室里的无助和绝望。
开刀，抱出孩子，缝合。
阿文的意识清醒到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她说一开始孩子就是不哭，巴掌大的蜷缩着，一个个医生吓得要死，北京来的医生狠狠拍屁股，才终于敷衍地“哇”了几声。
那是阿文第一次生孩子，半条命搭了进去。
这往后的一个多月，孩子被送去市里，每天在保温箱里吸氧气。四五个大人围着孩子，一时不注意，孩子就可能被自己撒的尿呛死，就可能自己扯掉了输氧管憋死。
每天下午四点，孩子都要被注射一点药物，针管很粗很粗，扎在大腿上，孩子一声也不吭，哭都不哭。
就好像已经死掉，失去痛觉。
阿文在镇子里的医院，只有五十多岁的母亲陪着，婆家所有人都跑到市里医院照顾孩子。
阿文一眼也没看见孩子，只听见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母亲对着自己耳边说了句“是个闺女”。
是个闺女啊。
-4-阿文每天望着天花板，有点想上吊，直到顺利出了院。
孩子出生是在九月份，不算太冷的秋天，阿文穿着毛衣裹着棉被坐在床上，等着孩子被送回来。
一等就是好几个月，看着里里外外家里人忙活凑钱。
十万块钱，去哪也凑不出来。
东拼西借，硬生生堵上了这个窟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