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郝思嘉
编辑 | 万千
应该跑得足够远了吧。
我在路边蹲下来大口喘气，直到确认后面没有人追上来，才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出那个排在联系人最前面的号码。
等候提示音刚响过半声，电话马上就被接了起来，“思嘉？”
“天宇……”我拖着哭腔，“我碰见流氓了！”
那是2011年的端午节，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从东北老家一路南下，在深圳的一家报社工作。初来乍到我也没什么朋友，每天下了班就回到跟人合租的三居室里，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出门。
那天我在家睡到下午才醒，临近黄昏才想起一天没吃东西。我穿着拖鞋就出了门，打算去附近的超市买几个粽子回来煮。
节日促销的沃尔玛很热闹，我挑挑拣拣，排队结账时已经天黑。收银员将我的银行卡反复插进刷卡机，机器毫无反应，她面无表情地把卡还给我，“这张卡刷不出来，请问您有现金么？”
我摸摸口袋，出门匆忙，没带钱包。
“出门左拐有自动取款机，要不您去取了现金再回来？”收银员看了一眼我身后等候的队伍，“还有半小时打烊，东西我先放在这儿替你保管。”
事实证明我那天不该去超市买粽子，不，我甚至连门都不该出。
取款机上显示“系统正在升级，请24小时后再试”，我只好返回超市，不情不愿地把已经到手，只差一点就到嘴里的粽子退掉，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
时值盛夏，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吊带背心和短裤，临出门前披上的外套薄如蝉翼，夜风起时还是有些微的凉意，我裹紧了外套，低头加速前行。
从超市到我家会经过一条没有路灯的绿荫小径，这并不是我回家的唯一途径，几米之外还有一条并行的阔路，通常情况下我出于安全考虑会选择绕远走大路，那天因为肚饿心急，贪图方便就抄了近道。
危机往往于不经意间降临。我行至林荫深处，突然从身侧的树丛中窜出一个黑影来。
那是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身形魁梧，帽檐压得极低，我还没看清他的脸，就被他从身后擒住。我下意识地出声呼救，刚一开口就被那人用一只手捂住了嘴，他的另一只手则直接攀上了我的胸口。
这场景似曾相识，高一那年，我在上学路上被一个骑在单车上的男青年以同样的姿势猥亵过。我还记得那只肮脏的手在我彼时尚未发育完全的胸部狠狠地碾过，还没等我从惊吓当中回过神来做出反应，他已经蹬上单车扬长而去，留下一路得意的浪笑声，在我青春期的噩梦里久久不散。
在那人骑着单车走远后，我整理了衣服回了回神，如常地步行去学校上课。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有数学小测。
下课后，我把早上遇袭一事说给了同桌听，她是个胖胖的女孩子，她详细地问了我很多细节，包括那人有没有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我当天有没有穿胸罩，以及路上还有没有其他认识的人。最后她一边抚着自己的胸口一边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这样的事儿我也碰到过，你下次换条路走。”
换条路走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转学。我托在警队实习的堂哥给我弄了一只防身电击棒，拳头大小，刚好能藏在校服口袋里。高中三年，我每天揣着电击棒上学，并且不管天气再热，都绝不会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脱下外套。
而此刻的我，早已不是高中那个人尽可欺的小白兔。少年时期的屈辱记忆裹缠着当晚超市碰壁的怨忿不满，一并化作我心头的熊熊怒火。
我张开嘴狠狠咬在那人手上，同时手肘用力向后猛击，一边厉声尖叫一边挣脱了身后人的束缚。
我顾不得回头看对方的模样，撒开腿拼了命地往前方光亮处狂奔，凌乱的脚步和剧烈的心跳混杂在一起，一声一声带我逃离这片危机四伏的黑暗。
待我重新找回心智，电话那头的天宇已经被我吓得慌了神，他一声叠一声地叫我：“思嘉，思嘉，你说话呀！你到底怎么样了？”
我稍稍平复呼吸，回答他：“已经没事儿了。”
“你现在在哪儿？”他语气强硬，态度坚决，“我马上过去找你。”
天宇是我的男朋友，准确地说，发生端午节那件事的时候还不是。
我们俩是同事，他一早就对我明确表示了好感，我也同他一起出去约会过几次，距离戳破那层窗户纸，也就是一点头一句话的事。
我一直没有正式回应他的感情，除了身为女孩子的矜持之外，多少也对他存了几分考验的心态。那一晚遭遇流氓的突发事故，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道情感测试题。
天宇住的地方离我有些距离，打车也要跨越大半的城区。在等他来的几十分钟里，我已经把遭遇性侵（未遂）一事自行消化干净——除了对方扑上来一刹那的惊吓，我反应迅速逃脱及时，其实并没有受到更多来自肉体或精神上的伤害。
早就过了为一件小事唧歪半天的矫情年纪，当代女性身处职场丛林，自然要练就铜筋铁骨和金刚意志。在那等待的后半程里，我已经完全抛开受害者心态，开始考虑这么晚了该和天宇去哪里吃夜宵的问题。
天宇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喜不自胜，朝他绽开了当晚的第一个笑颜——他能在危险到来时第一个赶到我身旁，我内心充满欣慰和感激。
不曾想，就是这一笑坏了事。
天宇见我笑了，瞬间沉下脸，扭头就要走。
我不解，伸手去拉他，“怎么了？”
“你……你耍我？”天宇的脸上还挂着汗滴，他用一种受到欺骗的表情看着我。
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啊。”
“哪来的什么流氓？”他的声音不可自抑地颤抖着，“是你编出来的吧？”
我瞬间懂得了天宇的愤怒，这不是他想象中的剧本。当他接到求助电话不顾一切地赶来，以为看到的画面会是我哭得梨花带雨四面楚歌，他挺身而出救我于水火，做我乱世中的唯一英雄。然而眼前一切并未如他预期，我无意扮演落难公主，他的紧张他的担心他的关怀通通成了多余，雪中炭顷刻降格为锦上花。“对不起，”我收起笑容，“我没哭，让你失望了。”
“你在电话里是骗我的！”他显得很受伤。
“我没骗你，”我感到委屈，不自觉提高了声调：“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为了考验我有多在乎你？”天宇扯扯嘴角，似乎自己都认为这个假设十分可笑，“好吧，今天我来了，感情测试通过了吗？”
我被他阴阳怪气的腔调气得不轻：“要不要我现在去树林里，把那流氓找出来给我作证？”
天宇双手抱肩，一副“我就看你如何表演”的架势，他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一绺一绺地贴在脑门上。我看着这个深夜里为我一句话就跨越半个城区的男生，一时竟不忍心责怪他的误会和偏执。我把声音放软，几乎是哀叹的口气：“我真没骗你，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天宇转过身，看得出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好了好了，我信你了。咱们去吃饭吧。”
那并不是美好的一餐，我们就近找了家24小时的麦当劳。我一边啃汉堡一边给天宇讲我当晚的遭遇，由一个粽子引发的遇袭事件。他对细节询问得很认真，从银行卡不能使用的原因到超市打烊的时间，还有我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偏选了小路。我一一如实回答，显然他并不全然满意。
最大的争议在于我见到他的那抹笑容上，天宇表示他完全相信我前面所说的一切，然而那一瞬间的表情是来不及作假的，他不理会我对于当下情绪转变的解释，坚持认为那是计谋得逞后的暗自窃喜。
我好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罪嫌疑人，在他自以为是的盘问之下，事实的真相显得苍白脆弱又不合情理，似乎非要涂抹上一点言外之意才不辜负这狗血的剧情。
那餐饭吃到最后，天宇状似大度地拍拍我的头，“女生的小心思和小伎俩我都懂，下次不要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了。”
我百口莫辩。
一个月后，天宇在我家楼下告白，我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我必须得承认，那一晚的告白是半胁迫式的。天宇几乎是声泪俱下地细数这几个月以来对我付出的种种，并向我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我还不作回应，他就打算放弃追求了。
怀抱着对惯性的依赖和对失去的恐惧，我被动地牵起了他的手。绑架我的并不是天宇，而是我内心的道德天平。我急于投入他的怀抱，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他口中那个为了考验感情不惜假意做戏的“心机女孩”。为了让他相信，我提前结束了“考察期”，以实际行动来昭示我的坦诚和真心。
作为男朋友，天宇算得上尽职尽责。平时陪我加班，下班送我回家，周末带我去逛公园和游乐场，介绍我认识他的每一个朋友。然而我们的相处却并不如期待中那样安乐无虞，最大的矛盾出现在我和其他异性的关系上。
第一次冲突爆发在我们一起去香港出差时。
那是一次团体境外采风活动，我和天宇名义上是采风团的带队老师，实际上就是一群小学生的全天候保姆。团里有个小女孩很依赖天宇，她在大巴车上主动要求与我换座：“老师我晕车，可以挨着天宇哥哥吗？”
我还没理清晕车和挨着天宇有什么必然联系，她已经挤进我和天宇座位之间的空隙，一双无辜的眼睛渴望地盯着我看。我只好让贤，瞪了天宇一眼，跑去后面跟小学生们一起坐。
下车之后我跟天宇表达不满：“你再跟小女孩一起玩，我就去找小男孩玩了！”
下午的行程小女孩依然对天宇寸步不离，我深知这些非富即贵的家长得罪不起，却又想对天宇惩以颜色，干脆实践了我的口头示威，带着两个小男孩去逛科技馆，还故意在他面前表现出开心的样子。我当然知道自己行为幼稚，只当是情侣之间的小情趣，等着天宇摆脱了小女孩的纠缠之后来主动找我赔罪。
谁知一等就等到了后半夜，天宇陪小女孩吃了晚餐又监督她洗漱上床，讲故事哄她睡着之后就径自回了房间，经过我的时候目不斜视，关房门的力道很重。
我只好跑去敲门，“你今天都没有跟我说晚安！”
“你去找那两个小男孩跟你说吧。”他铁青着脸，言语中没有一点温度。
我莫名其妙，“那俩小孩儿年纪加起来都没你大，你这是生哪门子气啊？”
“气你水性杨花，”他对我用了很无礼的形容词，“今天因为我跟小女孩多说两句话，你就跑去找小男孩，如果明天我跟女同事有什么往来，你还不分分钟给我戴绿帽子？”
那是我们第一次争吵，理由现在听起来莫名其妙，但却一不留神暴露了真心。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那时我和天宇还没住在一起，我跟朋友合租，一男一女两个室友对我颇为照顾。我睡觉时没有锁门的习惯，某一晚男室友突然推开我房门，大叫着客厅有老鼠，手忙脚乱地挥着拖把去灭鼠。我被吵醒有点不爽，吼了他几句，叫他以后有事先敲门，他讪讪地应着，红着脸出去了。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把这件事讲给天宇，不过是当做一件生活琐事分享，他听后却脸色一变。
“你室友喜欢你吧？”
我愣住，手上筷子一抖，刚夹起的肉丸又滚回了餐盘。
“你心虚什么？”天宇犹如抓住了我的痛处，陡然放大的音量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兴奋，“被我说中了？”
“别闹了，没有的事儿。”我不想理他，再次对肉丸发起进攻。
他却不依不饶：“你俩肯定有事儿。”
“我俩要是有事儿，那早就没你什么事儿了。”我赌气道。
这句话仿佛激活了他的某项开关：“我说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搬来跟我住，原来是家里有人让你放不下……”天宇尖酸的语气格外耳熟。
我被他激怒：“你想吵架么？”
这次争吵的直接后果是，我为了自证和男室友之间的清白，当天就退掉了合租公寓，连夜搬进了天宇的家。
我以为朝夕相处会巩固我们的关系，没想到亲密无间的距离反而成了培养猜忌和怀疑的天然温床。
同居半年后，我和天宇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第三者。
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第三者，天宇口中的第三者，是与我仅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孩。这么说并不准确，我们之间的第三者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是还没接起就挂断的电话，是通讯录里的第二个名字，是同事之间暧昧的调侃，是来不及更改的密码，是衣领处一抹可疑的褶皱。我们之间的第三者，是每一个指向不忠的证据，是无数未知的可能性，而那个无辜的男孩子，只是不巧撞在了枪口上，使这一切猜想终于有了实体。
我不怀疑天宇爱过我，可他却始终没有相信过我。从我们决定在一起的第一天起，他就仿佛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确信我是那只一定会跳进陷阱的兔子，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老实说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
我跟那个男孩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故事，不过相约吃了顿饭，饭后一起看了场电影。电影放映到中途，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我不动声色地按掉，来电显示呼叫人：天宇。
男孩体贴地问我：“有急事么？有事可以先走。”
我努力做到一脸风轻云淡：“没事儿，骚扰电话。”说这话时，我内心隐约有报复的快感。
天宇的侦查能力果然不容小觑，我的行踪在当晚回家后就被发现了。他把我的手机丢在桌上，屏幕上是男孩发来的第二次邀约，铁证如山。
“我早该看出你是这种人，装了这么久很辛苦吧？”天宇的语气不无嘲讽，一出口就是那该死的熟悉感。
“我是哪种人？”我反感他说话时的语气。
“爱撒谎的女人，”他轻蔑一笑，“这次被我抓到了吧？”
“我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我说的是实话，“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
“因为你一直都在骗我，”他脸上的表情由愤怒转变成失落，“其实你根本就没碰到过流氓，对不对？”
我和天宇分手分得很痛快，又痛又快。那个男孩只是导火索，真正迫使我们分开的理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坍塌。我不愿再忍受时刻处于被怀疑和审判中的恐慌，他也因无时无刻的草木皆兵而感到疲倦。
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那颗不安的种子一旦埋下，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火势燎原。
我连夜收拾行李搬家，临走之前跟他说：“我没有骗你，不管你信不信，我那天真的碰见了流氓。”
天宇依然用他充满了优越感的语调回应我：“你说是就是吧，我不想跟你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