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我在省城实习，一天上午，我正在伏案写作，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显示的是老家的号码。
“二小，我是你三叔，我到你单位门口了，你出来一下。”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浑厚的男音。我搁下手头的事情，小跑到了单位门口。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蹲在大门口抽烟，脚下放着一个大蛇皮袋子。见我走过来，他急忙站了起来顺势将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并踩了几脚，怯怯的笑着和我搭话。“我要去外地打工，路过省城，你妈托我给你带点东西。”
我打量着眼前这个瘦小的男人，满脸胡子，头发蓬乱，脸上还有一道伤疤，有点面熟。我终于想起来了，他是我本家血脉较远的一位亲戚，名叫“三贵”，按辈分我该喊他三叔。几年不见，他变了很多。变得苍老，两眼无神，满头白发，就连说话也没有一丝精气神，可他还不到50岁。也许是因为几年前那场兄弟间的血案对他打击太大，才变成现在这样。
那场血案发生在兄弟之间，手足相残的导火索不过是一个厕所。
两年前我还在读大学，暑假回老家小住几日。正好赶上三贵他大哥盖房子，我回去的时候房子已经快盖好了，我也象征性地去帮了几天忙。大哥召集了自家兄弟几个包括三贵，把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叫了回来，还在村里找了几个壮年劳力，组成了一支工程队。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老房拆完，五间小平房拔地而起。
房子盖起了，不能没有厕所。那会儿村里没有下水系统，仍然使用旱厕。修厕所面临选址问题，但是大哥觉得院子有点小，想在院子外面找一块地盖个厕所，正好院子外面西房的南墙角有一块几平米的土地。
地皮也找好了，说动就动，房子完工第二天，大哥就带着三个儿子扛着铁锹动土开始盖厕所了。动工第二天，下地干活路过的三贵媳妇看到他们几个在那挖土便上前询问
“你们在干吗”
大哥说：“准备在这修个厕所”。
三贵媳妇听了急了“这是我家的院子”
大哥：“这不新盖了房子，院子太小没地儿，所以在这盖个厕所，你家院子不也没人住吗”
“没人住归没人住，但是你们不打招呼就在我家院子里乱挖说不过去吧”
这时候脾气火爆的二儿子骂骂咧咧的吼道：“挖就挖了，今天老子就要在这修厕所，你想咋的。”
三贵媳妇也怒了：“你还要吃人了，说到这我今天还就不让你挖。”
就这样你来我往，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开始推搡起来，眼瞅着就要动手了。二儿子脾气最爆，也数他扑的厉害，扬言要给三贵媳妇点颜色看看。
要说二儿子动起手来那可是六亲不认的，曾经因为一些小事把自己的亲二叔也就是大哥的亲弟弟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他们的吵闹声惊动了街坊邻居，邻居闻讯，纷纷赶来。有围观的，有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有劝解的：“都是一家人，有多大仇怨，为一个厕所不值当的动手。”也有人上前把将要扭打在一起的双方拉开，拉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似要讨论出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
这时大哥发话了：“说起来，这块地也不是你家的，是永亮家的，我买了他家的旧房，理所当然这块地也就是我的了。你等着，我叫永亮回来当面对质。”
大哥盖房的这块地方原属村里一个叫永亮的人所有。永亮几年前举家搬迁到外地生活，大哥便把这老院子以3000块钱的价格买了过来，拆了旧房，盖起新房。而要盖厕所的这块地正好在两个院子的中间。
过了一段时间，永亮从外地回村随礼。两家在大街上当着村人们的面对质，永亮说出了实情，那块地确实是三贵家的，以前那还种着一颗老杨树，我搬走之前三贵把那棵树砍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哥一家既失了颜面也没得到土地，自然记恨在心，只是自己理亏，当时没有发作。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谁也没想到，悲剧正悄悄地逼近。
这天，县里来了人要进行不动产登记。召集了全村人在学校广场登记，当然三贵和大哥两家也在。登记到三贵家旧院也就是盖厕所那个院子的时候，大哥上前阻止说老人分家时候房子是分给三贵，院子是分给自己的，所以三贵家只能登记房子，不能登记院子。最终县里的办公人员以所有权有争议为由拒绝给三贵登记，院子和房子都没有登记。
说到房子的争议，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大哥成家的时候，老人给他们分了家，分到只剩最后这个院子，三间石头房子和几百平米的一个院子，谁多谁少不好分。索性，老父亲就把三间房子分给了三贵，院子分给了大哥。兄弟两也表示同意。分家就在村里几个老人的见证下顺利完成。按照农村的传统习惯分家没有立下字据和任何凭证。
几年以后，两家为了方便就商量着把院子和房子兑到一起。最后三贵以三根过梁将大哥的院子换过来，成了一个完整的院子。在老父亲的主持和村里几个老人的见证下完成了兑换。兄弟之间谁多谁少也全然不计较。这次也没立下凭证和字据。在当地农村兑换或借债是不需要立字据的。亲的全靠血缘，疏的全靠信任。
正因为没立下字据，才有现在这摊子事。如今老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当年的见证人也所乘无几。即便活着的见证人和其他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愿意说出实情。毕竟谁也不想引火烧身，给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三贵的老母亲是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但是她老了，说话不中用了，没有人再听他的话了包括自己的儿子。无论怎样大哥就咬定从来没有换过。
在登记现场又免不了一顿争吵，大哥再次放下狠话，扬言要毁了三贵。
三贵势单力薄，要是真动起手来必定会吃亏。而且在当地农村，发生暴力事件一切以拳头说话，拳头不够硬只能白白挨打。也许是三贵怕了，主动找村长希望村长调解缓和两家关系。但是大哥铁了心要给三贵点颜色看看，拒绝调解。
八月底，村人们都忙着庄稼地里的活儿。傍晚，人们扛着锄头，陆续从田里收工归来。三贵媳妇回来的要晚一点，这时候街道上人已经少了，都回家吃饭了。回三贵家有一条近路，要经过大哥家门口。按往常她都是绕远一点走的，今天天有点晚了，三贵媳妇便走了近路。路过大哥家门口，大哥家的狗扑出来狂吠着作势要咬人。三贵媳妇见状骂了几句：“你个狗杂种，还要吃人了。”正好被蹲在门口吃饭的大哥听到了。大哥放下手中的碗回了一句：“你才是狗娘养的。”愁人见面分外眼红，两句对骂瞬间点燃了双方多时积压的怒火。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对骂着，越骂越激烈。贴着脸，指着头，口水都能喷到对方脸上。在三贵媳妇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怒火中烧的大哥一拳打在左耳朵处。两人便扭打在一起，三贵媳妇一个女人当然是挨多还少。
下地归来的三贵看到妻子被打，三贵想保护妻子，本能地向前扑，抱住了大哥，三个人扭做一团。两家的狗也朝对方狂吠着，好像在助威。
谁也没注意到站在门口的大儿子和手里拿着铁锹的二儿子。二儿子挥起铁锹便向三贵的头上砸去。三贵被打的头晕眼花，放开了抱着的大哥。大哥站起身来对三贵和妻子拳打脚踢。大儿子也加入了战斗，写着自己的父亲殴打着三贵和妻子。打红眼的二儿子拿着铁锹一顿猛拍。三贵和妻子毫无还手主力，爬在地上抱头哀嚎。
辛亏，街坊们赶来，阻止了大哥一家。此时，三贵和妻子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血案发生后，当地警方赶来，拘捕了大哥三人。三贵和妻子则被送到县人民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三贵没什么大碍。只是脸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和身上一些皮外伤。
但是三贵媳妇伤势严重，全身有13处伤口，静脉断裂，失血过多引起休克，还伴有轻微脑震荡。在医院输了5600毫升血。医院紧急从省城请来了专家，为三贵妻子做了手术，这才侥幸保住了生命。
每天的医疗费就要几千元，三贵忍痛从床上爬起来，裹着纱布，回家凑钱。
他卖掉了家中的粮食和耕牛，又去找亲戚朋友借钱，最后凑了1万多块。却只是杯水车薪，还了欠医院的钱，账户上所剩无几。
眼看着交进去医院的钱要用完了，再不交费医院就要给停药了。可是能借的都借过了，值钱的也都卖掉了。三贵感到绝望，走投无路。
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人是大哥伤的，医药费理应由大哥来出。只是三贵找过大嫂一次，大嫂只愿意出一万元钱想让三贵不再追究大哥的责任，三贵拒绝了。
但是，现在三贵实在筹不到医药费，只能再次找大嫂要钱。这次，在长辈，亲戚的劝说下大嫂同意拿出两万五千块钱赔偿三贵，但是要求三贵以后不再追究大哥任何责任。本来三贵是拒绝的，这点钱根本不够医药费。但是如果不拿这钱妻子随时有生命危险。最终，三贵忍着痛流着泪在赔偿协议上签了字。
大哥被捕后，自己承揽了所有责任，包庇了两个儿子。县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决大哥有期徒刑五年，两个儿子拘留15天。
三贵知道判决结果以后，非常气愤。原本想的是能多判点赔偿，把去医院的借款还清。但法院只判了邢期却没判赔偿，理由是已经签过赔偿协议了。
三贵找到村委会，希望村委会调解，让大哥家再拿出三万块钱，就不再追究大哥责任。但是大嫂拒绝出钱，觉得人也判了，钱也给了，不出这三万你能咋地。
没能得到赔偿，三贵决定上诉。这次，死了心的三贵决定即便拿不到赔偿也得让大哥多坐几年牢。
老母亲为了平息事件，保住两个家庭，出面反对三贵上诉，甚至以断绝母子关系相要挟。亲戚们也劝说三贵不要上诉。但是三贵咽不下这口气，铁了心要上诉。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誓要和大哥争个鱼死网破。
最后，三贵和母亲断绝了关系，和劝说停止上诉的亲戚断绝了来往。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三贵要求法院增加对大哥的判处刑期，并赔偿诉讼费及医疗费共6万元。前几次上访，法院还有人接待三贵，但是都以各种理由挡了回来。再后来，见三贵来的多了，干脆对三贵不管不问，任凭三贵在服务大厅说什么。
隔几天三贵就往法院跑，连法院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到村里找到村委会和三贵，希望调解此事。
三贵再次拒绝了调解。事已至此，母子关系已经断绝，亲戚也断绝往来，没有什么能够牵绊三贵。
如果当时大嫂肯多出三万块钱，此事也早已经了了。
后来，时间久了三贵放弃了上访。开始正常的生活，但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一直不相信，三贵的大哥会对三贵动手，而且还那么狠。三贵大哥以前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待人也客客气气。我从小在外求学，很少回老家。寒暑假回去一趟见到大哥也总是笑着和我打招呼。
后来，大哥变了。在农村，看一个家庭的实力，一般看他牲畜数量，子女数量还有土地数量。前几年大哥家养了一群羊，三个儿子都成年了，大嫂也被选为副村长了，大哥家一跃成为了村里的大户人家。走路头抬得高了，步子也快了，人也开始变得横了。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又怎能不变呢。
再次见到三贵是在她母亲去世的时候。那时我正好休息，特地赶回去参加葬礼。三贵没有去披麻戴孝。后来我才得知，大哥作为家中长子，母亲一切后事都由大哥操办，没有通知三贵，也没有和三贵商量，所以三贵至始至终也没有出现在母亲的葬礼上。
兄弟反目，最终只有两败俱伤。我不知道多年以后三贵是否释怀，是否原谅了大哥一家，也不知道大哥一家是否曾经忏悔过。但我知道这些伤与痛将伴随他们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