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年轻人，谁愿意干建筑小工？又苦又累，工资还不高，只有那些没技术的老农民工肯干，他们没有退休金，出来挣点养老钱罢了。”
《山河故人》剧照
1去年7月，我应聘进了一家来自欧洲的老牌企业D公司，任计划工程师。
公司计划在江苏某地一个沿江工业园区内，投资数亿建一座工厂。负责筹建工厂的项目部有40多人，除了项目总监是老外，其余的管理人员及工程师都是中国人，我也在其中。
项目部中，我最熟悉的人要属安全经理Mike，他从事安全工作十几年，大家都尊称他“老麦”。老麦的办公桌就在我对面，每天上班我俩低头不见抬头见。
老麦个子不高，中年发福，肚大、秃顶，显得圆头圆脑，平日里脸上常带微笑，走起路来，挺着肚子，大摇大摆的。我常和他开玩笑，引用苏轼嘲笑苏小妹的那句“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到画堂前”，给老麦改成：“还离座位三五步，肚子已到书桌前。”
老麦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嗓音洪亮，声震四座，一副豪杰气派。
不过若以此认为老麦好脾气，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一般来说，工程的设计阶段，需要安全工程师参与的事情并不多，等到设计即将结束、工作重点开始向施工现场转移时，安全工程师就开始忙了起来。
按计划，也为了讨个口彩，现场开工的日子定在了11月11日上午11时，D公司的高管和市领导一起出席开工仪式。届时，负责桩基工程的施工队将打下第一根工程桩，标志着现场施工正式开始。
可就在开工的前两天，工地出了状况——老麦拒绝签发施工工人的“入场证”。
那天早晨，我刚一落座，就见对面的老麦满脸愠色。这段时间，因为施工单位上岗前安全培训的事，老麦心力交瘁，经常大骂这家施工单位的工人素质差、不服管。
这也难怪，施工单位是当地供电局的下属公司，由副市长推荐而来，公司不敢不用。而且这家单位从来没有与外商合作的经验，不适应D公司严格的安全管理，处处都要重新培训，还非常不配合，搞得老麦不住地发火。
看他脸色不好，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打招呼，而是泡了茶，打开电脑干自己的活儿。一会儿，就见施工经理老杨匆匆走进来，到老麦身旁弯下身子说：“吴经理说了，他们那儿的小工（工地上干杂活的工人）就没有60岁以下的，你不让他们进，就没人干活了。”
老麦头一拧，大声说道：“不行！国家规定，男60岁、女55岁就不能干活！”
老杨低声下气地说：“你说的是退休年龄，那还有返聘的呢……”
老杨倒是“现身说法”，他自己已经65岁了，是去年3月返聘来的。
老麦斩钉截铁：“国家规定，这个年龄不能上工地，万一来个中风怎么办？”
老杨说：“那你拿国家规定来看看。”
老麦改口：“是公司的规定。”
我立即明白了个中缘由，忍不住好笑。我是负责计划施工进度的，当然向着施工经理老杨。我对老麦说：“现在人的寿命都长，60岁没问题，你没看中央正在搞延迟退休吗？”
老麦绷着脸，不为所动。
2其实，我劝老麦这话，多少也是有个人的体会。
前不久，我去江阴旅游，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过来一个老头。我看他面色黢黑，背也驼得厉害，还有一双劳动过度的大手，坚实有力，握着一把新斧子。出于职业习惯，我问他是不是木工，他说他是小工。
我很惊讶：“这把年级还做小工？”
老人很朴实，说他没技术，只能做小工，如今78岁了，有三儿两女，但自己能干活，就不想给儿女添负担。
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就是江阴本地的。
我说：“江阴很富啊，你可以去华西村打工，那可是天下第一村，很有钱的。”
老人摇了摇头，说：“人家的钱都是集体的，花钱需要批，我花自己的钱，干嘛需要你批？”
我不由心里暗自佩服，别看人家岁数大了，可脑子一点也不糊涂。
一会儿，公交车来了，司机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去前面的站牌那里上车。我俩只好拔腿就跑，那老人跑得比我还快，到了车门口，故意不上车等着我。车快进江阴的时候，又告诉我在哪下车可以直接到景点，我连声称谢。
我把这件事讲给老麦，希望他能变通一些：“你说，工地上60岁的人跟这个老人相比，岂不算是年轻人？”
老麦还是摇头：“安全第一，若出了事，我得负责。”
这话一出，我就不再多说话了——我在外企工程公司工作了10多年，深知“安全第一”的分量，这是条触碰不得的红线，没有哪个高管敢对这四个字提出质疑，有的只是“宁左勿右”的固执。
在工程管理当中，有三大控制：安全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它们在权重上的先后顺序，铁定不变，而且要严格执行，绝不是说说而已。若是进度与安全发生矛盾时，毫无疑问，安全第一，进度退后，甚至立即停工，直到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才能继续施工。
我常和人说，新闻里那些层出不穷的重大安全事故，若是换做外企工程公司，用人家的安全管理办法来管理这些工程，绝大多数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施工单位和老麦就这么僵着。直到后来，包括项目总监在内的几个领导分别找老麦谈了几次话，老麦才做出让步，同意60岁以上的工人进场，但有条件——必须出示身体检查证明，合格者方可进入工地。
很快，工人们在当地医院进行了一次快速体检，都没什么大问题，大概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患有老年“三高”疾病的人并不多。
3开工仪式如期举行，现场宾客云集，老麦的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里常带的微笑。
但开工后没几天，老麦就买回来一个电子血压计，说：“今后凡是60岁以上的工人，都要安全工程师亲自测量血压，合格后才能办理入场证。”
看到这个新鲜玩意，办公室里的中年人都围了上去，伸胳膊撸袖子让老麦测量，一圈下来，超标的不少，唯独老麦最标准。他得意洋洋地说：“以后向我学习，多往现场跑跑。”
因为有了老麦整出来的这个插曲，我去现场看施工队打桩时，特意观察了一下工地上的工人。果然，开打桩机、起重机的都是青壮年，而跑腿、打杂的都是老年人。虽然老人们都戴着安全帽，还是能看到斑白的鬓角。他们身体精瘦，跑来跑去，动作利落，若是把头发染黑了，离远看，很难看出他们年岁已高。
我问打桩队那个30多岁的吴经理：“你们的小工怎么都是老年人啊？”
他笑了笑，说：“如今的年轻人，谁愿意干建筑小工？又苦又累，工资还不高，只有那些没技术的老农民工肯干，他们没有退休金，出来挣点养老钱。”
桩基工程很快结束，土建施工接踵而来，工地上的施工人员越来越多。
我每天都要去工地查看进度，很快就和土建施工队的队长老戴成了朋友。我俩是南通老乡，又都属兔，同岁，聊起来觉得很是亲近。
老戴个子不高，脸色总像是喝了酒似的，带着酡红。虽然名片上的职务是施工经理，但看起来就是一个包工头。他说小时候家里穷，17岁时书没读完，就去西藏干工程了。
南通是闻名全国的建筑之乡，有劳动力外出干建筑工程的传统，早在1984年，父亲带我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左邻右舍来串门的年轻人里，就有去西藏打工的。我之前在其他工程公司工作时，碰到过不少来自南通的施工分包队伍，工人素质高、施工质量好，进度还快。但近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带的高速发展，他们大部分人都成了包工头或者技术管理人员，土建工人渐渐被外地农民工取代，老戴就算是一个典型。
老戴的施工队承担的项目是一个35千伏的变电站，两层，砖混结构。项目不大，施工人员也不多，木工、钢筋工、泥瓦工、普工（即小工），加起来不到70人。看得出来，施工队里技术工种的工人都是临时招过来的，有项目就来，没项目就走，都是长期在建筑工程行业打工的农民工，看上去年龄都在50岁上下。
几年前在河北曹妃甸做海水淡化项目时，跟工人聊天，他们告诉我，现在在工地上做木工、泥瓦工的，就没有45岁以下的。虽然工资不低，但如今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外地的工地干活了，吃不了这苦。
没想到如今这里也是如此，看来南北都一样。
4自打项目开工之后，老戴和老麦就没少吵架——老戴临时凑起来的队伍在老麦的眼里，就好似散兵游勇一般，太难管了，很多做法都不符合安全施工的规定，什么都得教。
比如，进入工地，按规定必须正确着装：安全帽、安全鞋、长袖工装。这没问题，老戴干了几十年的工程，也有些安全意识，他自信满满地说：“都有！都有！”但工人进场后，老麦傻眼了，工人们的安全帽、工作服五花八门，更有人穿着布鞋、旅游鞋就进来了。
老麦当即要求：全部更换成符合安全标准的劳保用品。
但老戴的甲方（转包给他项目的电力公司）拼命压榨他，不肯出这笔钱，老戴只好咬牙吐血，自己花钱购置了一批符合标准的安全帽、安全鞋以及工作服。
随后，老麦又提出：施工工人在工作时必须佩戴安全眼镜。
听到这个要求时，老戴几乎跳了起来，他觉得，这是老麦对他的报复，因为这段时间，他顶撞过老麦。
他先是来硬的，找到我诉苦，说不干了，没法干了。他以为我是负责计划进度的，如今进度停顿，我肯定着急，一定帮他说话。但我跟他说，安全部门要求的事，我没法反对，只能听他们的。为了缓和气氛，我还开玩笑：“安全像是大老婆，虽然讨厌，但地位高、权力大，只能听他的。进度是小老婆，虽然大家都喜欢，但地位低，说话不管用。”
老戴没笑，失望地走开了。
眼看硬的不行，他又开始来软的。他给项目部高层写报告，说现在是土建阶段，戴着眼镜干活，更加不安全，而且土建工人从来就没有戴眼镜干活的习惯，在脚手架上工作时，很容易摔跤。那些加工钢筋、切割木料的工人，工作时自然要戴安全眼镜，但其他的，像是木工、泥瓦工，甚至小工，有戴眼镜的必要吗？
老戴的话说得有些道理，领导便找老麦谈话，问是否可以妥协一下。老麦当着领导的面，拿出D公司的《安全手册》，翻到相关一页，指着上面的白纸黑字：“所有在现场工作的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眼镜。”
领导看后，也不多说什么了，立刻做出决定：“就按这个办。”
最终，老戴只能服从。为了安慰老戴，老麦说，若老戴在钱上有困难，设备他买也行。上面电力公司的顾经理当然不好意思让老麦出钱，于是赶紧买了一批安全眼镜送到工地。
5工地上的那些60多岁的工人们全部戴上眼镜之后，个个都像是当年落难的知识分子，乍一看，还以为是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下基层锻炼来了。
很快，因为不习惯、碍事，再加上眼镜价廉质次，镜片越擦越花，不戴眼镜干活的工人越来越多。每次老麦巡视现场，看到不戴眼镜的都要会大声训斥，转过头来接着批评老戴。
时间一长，工人们就有了对策。有人在眼镜腿上拴上带子，挂在脖子上，平时不戴，见老麦过来，才赶紧戴上。有人更绝，故意把眼镜戴在鼻尖上，看人看物，都好像是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眼睛向上翻着，从镜框上面看。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工人，瘦高个子，安全帽下的鬓角都已斑白，脸晒得黑黑的。我去问他：“怎么不带眼镜？”他呵呵一笑，摘下安全帽——原来眼镜戴在头顶。他把眼镜往下一拉，戴好，又戴回安全帽，顽皮地冲人一笑，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下安全帽，头上顶着安全眼镜，神情潇洒，常让我联想到那些在海边度假时把墨镜架在头顶上、手插在裤兜里的大妈。
这人看起来是个小工，负责把搅拌站搅拌好的砂浆运到各个工作面上。他把衣袖裤腿挽得高高的，露出精壮的胳膊和小腿，浑身是劲地推着满载砂浆的翻斗车，在工地上来来去去，不知疲倦。
我问老戴这人是谁，老戴笑着说：“那是老勇，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当年去西藏，我就是跟着他去的。”
老勇大老戴几岁，刚开始是老勇照顾老戴，后来反过来了，是老勇一直跟着老戴四处打工。
“老勇干活可是一把好手，力气大！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比赛看谁的力气大，推车、搬砖、扛水泥袋……现在不行了，都老了。”
“干了几十年，怎么还做小工？”
老戴叹息道：“他以前是泥瓦工，因为喜欢喝酒，后来就不干了。喝酒喝得太多了。”
我心想，老戴说别人喝酒太多，那绝对是太多了，因为老戴自己平时喝得就够多了。
前段时间，因为项目进度不错，老戴为了“感谢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特意在市里一家豪华餐厅宴请业主的经理、工程师们。除了项目总监没去，其他人几乎都去了，再加上作陪的电力公司的经理们，以及老戴自己公司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满满当当坐了4大桌。
老戴先是起立，端着酒杯，说了些敬酒词，然后一饮而尽。接下来又一桌一桌地挨个敬酒。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有些同情起老戴来——变电站这个项目，工作最辛苦、责任担子最重的就要数老戴了，但似乎满大厅的人，个个都有权管他。
轮到给我敬酒时，老戴的脸已成了猪肝色。碰杯后，我赶紧说：“我干了，你随意。”他愣了一下，眨眨眼，领了情，只抿了一口酒。
到了老麦那儿，老戴就不容易过去了。他俩都是豪爽人，不但杯酒释恩仇，而且越喝感情越厚。你敬一杯，我敬一杯。喝完酒，两人勾肩搭背，都说“过去多有得罪，恳请多多原谅”。
那天，老戴和老麦都喝高了。
如今老戴竟然说老勇“喝酒太多”，看来老勇也是海量，只是工地严禁喝酒，所以也没机会知道他到底有多能喝。但我知道，建筑工人能喝酒是出了名的，他们常年离家在外，体力工作又辛苦，酒是一道很好的安慰剂。记得年轻的时候，下工地现场实习，在工地上吃午饭，有些老工人会拿出自带的白酒，倒在茶缸里，喝上几口，算是解馋、解乏。
我会喝酒，就是跟工地的老工人学的。
6变电站进入内外墙的抹灰阶段后，砂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老勇多拉快跑也供不及，很快，老戴又招了一个推车运砂浆的小工，叫老张，年纪也不小，身材不高，但手脚粗壮，一看就知是位常年辛苦劳作的农民工。
老勇和老张两人推着车，你追我赶，保障着整座建筑的砂浆供应。
一天上午，突然天降大雨，我和干活的工人们纷纷跑进正在施工的建筑内避雨。工地上没有周末，下雨天才算是休息日。大家正好借此机会，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工人们把安全帽摘下来，放在屁股底下，坐着聊天。我这才发现，花白头发的人真不少。坐了一会儿，一个稍显年轻的人掏出一包香烟，笑着递给我，我连忙摆手说“不会”，他转过去让别人，我赶紧说：“这里可不许抽烟，抓到了要罚款的。”
他笑着说：“没事，（管）安全的人不在。”
我说：“还是不要抽的好，上次有个拉货的司机在厂区抽烟，让安全经理抓到了，罚了5000元，你们没听说吗？”
听到这里，几个拿烟的人迟疑起来。坐在旁边的老勇听到这话，把烟交回给那人，说：“算了，不抽了，不给老戴找麻烦。”
看大家都放下了烟，我为老勇帮我出言相劝感到高兴，看来他在工人里很有威信，便笑着问他：“您有多大了？”
他诡秘地笑了笑，说：“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