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廊上，我听到老陈开心地和几个加班的小伙子盘算：抓住一个命案逃犯能加几分，涉制毒能加几分，刚好今年任务还差几分……“搞！这个要好好搞！”一番盘算下来，老陈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意地递过来一支烟。
《杀人回忆》剧照
1
2015年8月28日，上午10点多，我正躺在家里的床上，睡眼惺忪。作为一个三线小城市C市都市报的中层小领导，头天晚上接到领导的重要指示，加班到凌晨5点多才回家，唯一的“特权”是不必上午去单位打卡。
这时，丢在枕头边的手机突然响起，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来电。从号码的前几位可以看出，这来自于C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D市——报社的新闻热线座机设置了呼叫转移，当仅有的接线员因外出或心情不好而不接听电话时，来电就会自动转到我的手机上。
我接起了手机，是一个外地口音，很急促：“我是外地来的农民工，被人绑架到你们这里的一个厂子做事，我昨晚趁机逃出来了，现在在D市火车站这边，你们快来救救我……”
瞌睡倏地一下不见了，简单问了下基本情况后，我在5分钟之内，完成了穿衣服洗漱，还打电话给分管的领导做了简短汇报，领导回复说：“积极介入。”
我赶紧又拨通了老周的手机。老周是省内一家都市报驻我们市的记者，平日里我们经常在各个采访现场合作，私交甚好，除去一些各自上司要求做“独家”的新闻线索外，一般我们都会互通有无，避免漏稿、挨上司一顿削。
接我电话时，老周正在他们报社总部开会，听到我说的事情后，精神一振，当即决定逃离他那个让人直打瞌睡的会场，说马上驱车赶来与我汇合，开车带我一起前往D市，寻找那个农民工。
老周把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开得虎虎生风，大约1个小时后，就赶到了我们市高速公路的进出口处，与已在原地抽了半包烟的我碰面。客套话不必多说，我爬上副驾驶座位，习惯性地把一包拆开的槟榔扔在扶手箱盖上。老周一脚油门，车子又窜上了高速公路，奔D市而去。
“要不要先跟公安联系一下？”采访中常年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我问道。
“先去摸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吧。”
对于老周的这个态度，我是十分理解的——大家在行当里混了这么些年，都清楚，好多事儿如果公安介入了，把当事人控制了，媒体记者要想拿到更多猛料就变得困难了。老周的这点私心，我还是懂的。
接着，我拨通了之前的那个座机号码，好言安慰：“你不要慌，在那里原地等我们，我们马上就到，先带你去吃点东西……”
“你们记者不赶紧来，还吃什么东西啊，快点来救我！”我话还没说完，听筒里就传来了焦躁的催促声，噎得我哑然无语。
老周哈哈一笑，说：“你要理解别人刚刚逃出生天的感觉。”
我们距离D市火车站大约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老周恨不得把油门踩到油箱里去，我紧紧抓住副驾驶上方的拉手，烟头一伸出车窗就会被风吹掉。
一场刺激的战斗即将打响。
2
D市的火车站只是一个县级市的小车站，站前广场周边环境一目了然，屈指可数的几家小店门可罗雀。一家小副食店门口上挂着“公用电话”的牌子，我跟老周毫不犹豫地往那里走去。
我再次用手机拨通座机号码，副食店的座机响起。店主是一个在门口遛孙子的老头，听了我们的来意之后，懒洋洋地指了指隔壁：“你们是要找那个人吧？”
隔壁是一个小吃店，硕大的“十元吃饱”招牌已满是油污，店里只有一个埋头猛吃的顾客。各种香味混在一起，我突然察觉到了饥饿——从凌晨回家后一直也没吃东西，这会儿已经12点了。
我走到那个狼吞虎咽的食客面前，问：“我们是报社的，是你打的电话吧？”
“是的，你们咋个才来？”那个男人端起盘子，扒拉了最后一堆饭菜，一并塞进嘴里，含着饭吐词不清地说出了这句话。接着满意地放下盘子，站起身来。
他身高1米65左右，灰色的短袖上衣脏兮兮的，军绿色裤子上也满是斑块，头发像鸡窝，胡子拉渣，脸部黢黑，眼睛中流露出几分与形象不符的狡黠，一张嘴还可以看见有葱花贴在门牙上，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葱花的存在，舌头一卷，葱花就不见了踪影。
“我带你们去那个工厂，把害人的老板抓起来！”他一边说，一边打了个嗝，“哦，叫我阿强就行。”
他用手背擦擦嘴巴。我适时递上一支烟，他点着深吸一口后，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阿强说，他来自四川某县，半个月前听老家人介绍来的C市打工，却不想进了一个地处偏僻、开在山里的厂子，跟几个工人一起，不仅被黑心老板囚禁起来，每天做苦力，吃不饱，还不给工钱，经常挨打。直到昨晚，趁着看门的老头睡死了，他才偷偷翻门溜了出来，先是摸黑走了半个小时山路，看到公路后，又沿着国道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城区。天亮后，他摸到火车站，找了个座机打114，查到当地媒体的热线电话，这才联系上我们。
“等下我们采访完了，带你去买火车票送你回家？”
我的提议立刻就被阿强否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黑户，没有身份证，买不了火车票，平时出门都是坐汽车。
“那你为什么要来火车站？”老周插了一句。
阿强说，他觉得火车站比较安全，不会被黑心老板带人追到。
根据阿强提供的逃离方向和步行时间，我大致在手机地图上推算出他所说的“黑心工厂”的位置，问他：“是不是在这个乡镇？”
“好像是你说的这个地方。”阿强回答得不是很确定。
我跟老周决定先带阿强上车，在目标路段附近找找看，说不定他能回忆起大致区域。
按阿强的描述，在厂子里能听到火车的声音。这进一步缩小了我们的排查范围，我和老周决定先沿着铁道附近的国道开始搜索——这并不是一个轻松活，那条从D市穿行而过的国道，与从这里经过的铁路相隔不远，在地图上犹如两条平行线，前后延伸近50公里。
阿强又补充说，进厂子时，需要经过一处铁路涵洞。
“国道，铁路，涵洞……”我的大脑启动搜索模式，所有的嫌疑涵洞路段已然在心。我是土生土长的C市人，又在本地媒体干了10多年，东奔西走的日子里，对本地路况早已了然于胸——这一区域只有两个乡镇范围内有铁路涵洞。
曙光就在眼前，老周话不多说，挂档出发， 按阿强说的方向奔去。
3
车子开出去半个小时，国道右侧出现了一条通往铁路涵洞的便道，我充满希望地回头看阿强。斜靠在车门边的阿强很是安逸，见我回头，他略有些不好意思地坐直身体，望向窗外。
老周方向盘一拐，车子从国道上下来进了小路，十几秒后就停在了铁路涵洞前方。我和老周不约而同跳下车子，信心满满地向涵洞走去。
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阿强并没有下车跟过来。老周猜：“他大概是在这里受苦了，心有余悸，怕碰到黑心老板再给抓走吧。”
回到车上，老周问阿强：“是不是这个地方？”
阿强犹犹豫豫地说：“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周开着车穿过涵洞，沿着乡土路前行了几公里，车子已经进到了山林腹地，可一路上却没有什么所获——沿路只有在一处平地上看见了三间棚子，我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靠近，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处废弃许久的工棚，棚内的杂草已有一米多高。
“好像不是这个方向。”一直紧紧望着窗外的阿强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我和老周倍感失望，只得原路返回，再上国道，继续搜寻。
一路过来，找了六七处涵洞，我和老周一次次充满希望地下车，阿强却一次次地说，不是这些地方。
“好好想一下，看是不是这里？”每到一处涵洞，我和老周都要反复询问阿强能否回忆起周边特征。直到有次，阿强在一个涵洞处反复观察，我内心大喜，以为这一趟没白折腾。最后他还是默默地爬上了车，说：“不是这里。”
“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老周问。
“我只白天进厂时来过一次，记不得那么清楚，但是我昨晚跑出来时，在涵洞上用石头刻了记号，就想出来之后找记者去抓这个黑心老板！”阿强的回答令我们一时没了主意。
我和老周在涵洞两侧的墙壁上进行了地毯式查找，但怎么也没找到阿强所说的记号。
“不是的，我不是这么刻的……”阿强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我们一次次失望。
此时已是下午2点多，我跟老周都饥肠辘辘。路经一个集镇时，我们看到一家快餐店的招牌，于是停车进去，准备吃点东西垫肚子，也让开车的老周歇会儿手。
老周确实开车开累了，坐下后，结结实实地伸了个懒腰，问我吃点什么。
我哈哈一笑：“鲍鱼龙虾随便上啊，吃完还要干活呢。”
长期在一线跑突发，我们早就习惯了随便应付一下肚子。顾及要赶路继续找黑心工厂，一切还是从快从简的好。于是一人一碗8块钱的炒面，老板手脚麻利，直接一锅炒出来分进两个盘子。阿强则一直默默坐在旁边，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说不饿。
想到阿强此前在火车站已经吃了饭，我也没有跟他多客气。我跟老周确实饿了，不到10分钟，就盘底见光。吃完后，我掏出钱包付了账，在等待老板找回几元零钱的时候，我瞥见阿强正盯着我的钱包，接着眼神又快速躲开。
4
我们又前后找了七八处铁路涵洞，搜寻路径已经长达30多公里，但阿强都予以否认，最后我们只好将查找范围延伸到与C市毗邻的另一个地级市的交界地带。直至我们确认以阿强的步行速度无法一夜间走到更远，才停止向前继续查找。
停车在路边抽烟休息时，老周有点沮丧。阿强则大口吞着香烟，似乎若有所思。
“我们核对一下这伙计的身份吧。”老周压低声音对我说。
据阿强说，他自己没有用过手机，一是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号码，二是穷，买不起手机。这让我们想通过手机号码查询机主信息的念头作罢。接着，我们根据阿强提供的老家住址，打了十几个查询电话过去，辗转问到了他老家村委会的电话，从哗啦哗啦的麻将声里传出一个声音，说，他不清楚村里有没有这个人，接着就不耐烦地挂掉了，再打过去竟是“嘟嘟”的忙音。
“你在厂子里是做什么事的？”我问他。
“不晓得是啥子，好像是化学药品，气味很大，听他们说好像是‘病毒’。”
我跟老周两相对望，一个激灵：“你说啥？做啥子？”
“病毒！”阿强语气肯定，“他们说是拿去卖钱，几百块钱一点点儿，说人吃了就很有劲，不得睡瞌睡……”
“是不是毒品？冰毒吧？”我看看老周。
乖乖隆地咚……原来以为是条大鱼，这眼瞅着要拉网扯出一条大白鲨啊。在得到阿强无比肯定的回答后，我跟老周商议后决定，跟“余支”打电话。
余支是我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政委，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20多年。平素里，余支与我及老周工作交集颇多，彼此也较为信任，有时一些案件的核心内容也会在尺度原则内透露给我们一点，一些案子在收网时会允许我们随警作战——这对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媒体记者来说，是难得的信任。当然，在我们的许多案件报道里，也都有他英明领导、破案神速的描写。
那时已是下班时间，听完我在电话里的一番介绍后，余支当即决定带几个民警加班等我们。
老周问我：“这种事是不是要跟禁毒支队联系一下？”
“要真是一条大鱼，余支哪舍得丢给禁毒那帮人去弄？”我笑道。
听说要去公安局了，阿强却显得甚是扭捏，蹲在地上半天不肯动，直说不愿去，自己胆子小，不想跟这些警察打交道。
“你这是涉毒案件，只有公安才能去把窝点查掉，抓住你的黑心老板！”我跟老周一番工作做下来，阿强这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到达余支的办公室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我跟老周把基本情况讲了一遍，余支满面春风地说：“我队里的兄弟来接手这个事，你们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
这么一说，我们倒真感觉饿了，公安局的食堂早已下班，但刑侦支队办公室里最不缺的就是泡面和榨菜，于是我们一人一碗，开整。余支还略有歉意地说：“兄弟们先将就下，晚上再去宵夜搞两杯。”
据阿强说，他那个老板叫李某某，湖南人。余支立即安排人核查，这一查不得了——这个李某某竟然是一个在逃犯，10年前杀人后潜逃。
拿着打印出来的资料，阿强认真地看了半天纸上李某某的照片，肯定地点了点头：“就是这个人，不给饭吃还经常打我。”
此时，和余支一起加班的几个小伙子都兴奋起来。余支在核对阿强身份时，我热心地解释说，这是四川大山里的一个黑户，从小就没有户籍信息。对余支来说，这种黑户并不罕见，所以他似乎并没有纠结于这个问题。
尽管说了不少的话，但在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阿强似乎一直显得很局促，站在墙边不时搓着衣角，副支队长老陈给他倒来一杯热水，安慰说：“你到了公安机关就是安全的，只要把掌握的情况说出来就行。”
“粉末一样的东西，气味很重。”阿强又给余支介绍他打黑工时接触到的东西，还蹩脚地把“病毒”又强调了一遍。
在走廊上，我听到老陈开心地和几个加班的小伙子盘算：抓住一个命案逃犯能加几分，涉制毒能加几分，刚好今年任务还差几分，年终考核又能折算多少……
“搞！这个要好好搞！”一番盘算下来，老陈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意地递过来一支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