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经常，在即将进入梦乡的一瞬间，就会闻到冬日里燃烧着的落叶发出的呛鼻的味道，它们弥漫在空气里，让我不知身在何处。
那段经历于我，是青春记忆，是生命标记，是成长历程。
初一女生清清上高一时，我和大宇整天混在一起，尽一切可能四处捣蛋。
一次体育课后，我们满头大汗地从一楼初中教室前的走廊走过，在追来跑去的嘈杂声中，一个微胖的女生仿佛踮着脚乖巧地轻轻走进初一（4）班。
我目不转睛地看，大宇推了一下我肩膀，说：“喜欢啊？”
大宇去帮我打听了，她叫清清，文革时全家从省城里下放到县城，她是在南临县城出生的。
在南临中学，有一些学生来自矿山、电厂或学校，是文革期间下放家庭的子女，他（她）们大都在南临县出生，说着受南临话和客家话交错影响的普通话。而在80年代的南临县，即便是在校园，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也远不及今天，于是，说普通话的孩子们便滋生了些许微妙的优越感，由此，这些孩子看上去就有些不一样。
可是，“早恋”对于那时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罪名，是所有人眼中的异端。对我而言，望而却步的最大原因是无法承受被拒绝之后的颜面扫地，一个失败的异端是可耻的。除了远远地望着清清的背影，我并没有行动的决心。
记忆中的高一，似乎一整年都是夏天，空气中充满了不安和焦躁，我在夏日清晨的清爽和午后热辣辣的阳光里穿行而过。
高二开学时，学校组织孩子们进行文科或理科的选择并重新分班，我被分到唯一的文科班。
不久，大宇全家迁回广东，虽然保持着通信往来，但毕竟最好的朋友已不在身边，少了许多乐趣。除了继续在每周六晚上日益娴熟地独自翻越大礼堂电影院的那堵墙，我只能静下心来认真念书。
不可抗拒的吸引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学校照例给新一届毕业班安排了暑假补课。顿时，高三年级和初三年级的孩子们让沉寂了一个半月的校园失去了宁静，喧嚣夹杂着滚滚的热浪扑面而来。
报到当天就开始上晚自习了。
晚饭后，我骑车进了校门，再左转从小铁门进入操场。浓绿的草兴奋饱满地生长着，一天的酷热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凉爽的风时而吹过，一边将青草混杂着泥土的气息沁入身体，一边若有若无地拂动着头发。
在操场上追逐打闹的多是初三的孩子，而高三的孩子们则是三三两两地散步。
清清一个人坐在草地上，一袭长裙，若有所思。夕阳的光辉柔和地洒落在她的脸庞上，仿佛在她的灵魂上均匀地附着了一层金色。
我缓缓地蹬着车靠近，目光停留在她身上，期待着她的注意。
她似乎正沉浸在某种情绪中，轻叹一声后，眼睛里竟有些许忧郁。长裙在草地上散开，宛如一朵惆怅漂浮的云。
后来知道，她主动留级了。（那时，有一种观念认为：初一和初二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了以后能考上好大学，即便学习成绩中等，不惜自动留级也要把基础打牢。）
我绕着她骑了一圈，而她竟没有看我一眼，只是轻轻地抿了抿嘴唇。
我确实想要用矜持含蓄的语言去描述那份喜爱，但这是徒劳的，朴素的语言更有力量：老实说，我是相当地喜欢她。
这不可抗拒的吸引，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按照学校的高考策略，在学生念高二时，各科任老师就已经把所有的高三课程讲完。这样，高三其实就是备战高考的一整年。
而这“决定命运”的一整年才刚开始，我却已是无法适应。
现在回过头看，应该说，高三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与以往迥异，最初的不适应是必然的，熬过去就会是坦途。只是我从来没有面对过那样的情境，也没有一个良好的引导力量，于是就陷入了极度的不自信状态之中。在高三上学期，我甚至无法安排好一天的学习，摸底考试后惨不忍睹的分数像一座座大山压在心头，然而，那时的我根本无力自省，徒然在忐忑中度过每一天。
我失魂落魄地天天跑去操场上踢球，在何去何从的反复思量中拼命奔跑，寄希望于有一脚传球或者一次射门能让我最终下定决心或者彻底放弃。
在心绪不宁的挣扎中，学业的压力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却都在与日俱增生长，终于，积累到了我不堪承受的程度。
鼓足勇气的接近我决心要采取行动去改变这种糟糕的现状，我要和清清交朋友，她一定会给我力量去缓解复习备考的压力，然后就一定能在学习上重整旗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