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先生轶事
一
桂先生死了，享年八十岁。
那天晌午过后，太阳偏西的时候，师娘煮好了饭，去叫桂先生吃。书房里没人，往常这时候，桂先生都是在书房里练字的。师娘想，兴许又是去镇上文化站找老武问字了。就坐下来等。
自从上个月老赵去世后，桂先生就再没下过棋了，转而练字。
桂先生有时写着写着就停下来，端详半天，摇摇头，搁了笔出门，去镇上文化站找老武问字：“你说这钩画是上挑的好还是内挑的好？”
老武习的是欧体，对行书的钩画拿捏不准，就认真地铺纸研墨，反复临摹几遍，点点头：“还是内挑好。”
桂先生说：“可是，兰亭是上挑的。”
老武说：“这就对了，先人的笔法，自是有道理的。”
桂先生又说：“不过上挑确实笨拙了些。”
老武又说：“拙中藏巧咧，不然能流传千年？”
……如是争论一番，两人都没得究竟，末了相视一笑，老武泡一壶酽茶，两人一边饮茶，一边天高地远地扯些闲话，末了再各自回家吃饭。
那天师娘煮的是小米青豆粥，小火慢熬出来，橙黄的小米，翠绿的青豆，原色原味，清香浓郁，再加一碟盐水花生米和一碟卤牛肉，给桂先生下酒的。多年的老规矩了，桂先生每天中午吃饭都是要喝两杯的。
师娘等了两个时辰，还不见桂先生回来，心下有些疑惑，她知道桂先生每天这个时候是要准时吃午饭的，即便出门找人下棋、问字，到时就会回来。吃了大半辈子师娘做的饭，别人家的饭，他吃不惯。
直等到太阳快要落山了，仍是不见桂先生回来，师娘着急了，央邻居汪家小宝跑去镇上文化站找了，回来说没有。师娘又给几个桂先生常去的朋友家打电话问了，都说没有。最后想到老赵家，不对，老赵已经不在了，去他家干啥？难道……师娘一个激灵，赶紧拉过小宝来说：“好小宝儿，你快去水井湾看看，有没有你范爷爷。”
小宝懂事地点点头，往河对岸跑去了。
水井湾在河对岸的笔架山下，过桥绕过一座山梁，是一片狭长的河滩地，建不成房，镇上就砌了河堤，把山边一带建成了墓园。
没过一会儿，小宝跑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范爷爷在堂子那里睡着了。”
师娘“呀”了一声，心说不好，就急急慌慌地往水井湾奔去，越是心急，越是迈不开腿，没奔出几步就双腿打绊重重地摔在地上。汪家媳妇和几个邻居看到了，赶忙抢步上前扶起师娘，一起往水井湾去了。
桂先生斜靠在墓堂的前壁上，神态安详，双目微闭，一手端酒杯，一手执棋子，正对面前供桌上摆开的一盘棋局指挥若定，桂先生的黑方以当头炮压住红方老帅，再以两车从右路形成绝杀之势。
桂先生手中的酒杯歪斜着，半杯酒泼洒在棋盘上，而另一只酒杯放于红方一侧，满满地盛着酒。众人顺着那酒杯望去，老赵的坟茔在夕阳余晖中肃然孤立。
师娘颤巍巍地扑上前去，喑哑着嗓子叫道：“老头子，回家吃饭吧。”伸手去拽，桂先生轰然倒下，像一座山，瞬间崩塌。
桂先生就此离别了尘世繁华，走了。
二
桂先生生于民国三十年， 幼时爹给取名叫春生，春天生的。六岁时，郑老爷给爹说：“送娃到学堂念书吧。养儿不读书，不如喂头猪。”
爹起初不允，说：“穷苦人家的娃，念了书也是种地。地里活多，不如趁早给我打帮手。”
郑老爷说：“混账话！少收你两担租就是了。”
爹这才允了，答应送春生去学堂念书，取了个学名叫范春生。
郑老爷说：“我看这娃天资聪明，将来未必不是大富大贵之人，就叫范贵如吧。”春生的学名就叫了范贵如，进了学堂。
学堂是郑老爷办的，请了个先生，专门教郑家坝租客的娃娃。十二个娃娃，跟着先生念《三字经》，贵如念得最专心，一卷书念完，就能倒背如流，还能把其中的典故讲得头头是道。字也写得极好，一手小楷几乎盖过了先生，惹得先生暗暗惊叹，后生可畏，将来必成大器。
学堂办到第三年，工作队来了，把郑家院子闹了个底朝天，分了房分了粮又分了地，最后把郑老爷枪毙了。学堂保留下来了，改名叫郑家坝小学，派了个姓张的老师来，教娃娃们学语文和算术，也给村里翻身农民扫盲。张老师在省城念过书，懂天文地理和毛泽东思想，村里开大会时，张老师都要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社会主义。贵如听懂了，有时张老师叫他上台去一起讲。
转年，张老师要调到县里去当副县长了，临走对贵如说：“你跟我一起去吧，前途不可限量。”贵如不去，说：“我喜欢当老师，跟你一样教娃娃念书。”张老师无奈，说以后还有机会。推荐贵如去县里的师范学校，培训了两个月，回来当了老师。
当了老师的贵如喜欢戴一副黑框眼镜，越发显得斯文。时常拿一卷书，在村口的河边读，远远看去，修长挺拔的身影，透着股读书人的精气。村里人见了，远远地绕路而过，也不去惊扰他。农忙时节，爹在田里喊：“春生，快来帮我锄草，误了农时，要欠收的。”贵如不应，装没听见。爹无奈，又喊：“范先生，来帮我锄草啰。”这才应了，挽裤腿下田，却把庄稼带杂草一起锄了，又被爹骂：“真当先生啦？五谷不分的范先生，不会种庄稼，以后哪有你的饭吃！”贵如起身上岸，又捧起了书。
村里人哄笑了一阵，就把“范先生”叫开了。
又一些年过去了，张老师做了县委书记，派人来请贵如去当秘书，贵如仍是不去，气得爹跺脚大骂：“真是穷秀才的命，你当一辈子先生吧。念那么多书有啥用？白吃饭，滚你学校去！”贵如被赶出了家门，索性住到学校去了。幸亏爹的身体还硬朗，从地里回来，自己做了饭吃，还要给桂先生送一碗过去。
贵如读书教书更用心了，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又增加了几间教室，乡里又派了两个年青的老师来，让贵如做了校长。
做了校长的贵如觉得名字不像校长，就改成了桂儒。
“范先生”叫得最响的时候，偏偏就遇到了自然灾害，“饭”成了人们心头最大的伤痛，成了人们最忌讳提到的字，既使同音的“范”也能勾起人们某种强烈的反应。被饿得越发清瘦的桂儒，已经无力捏住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有气无力地纠正村里人：叫“桂先生”罢。
从此，“桂先生”就叫开了，直到他的一生，真名倒被人忘记了。
三
桂先生二十八岁那年，师娘到了桂先生身边。
师娘薛青梅，是从省城来的下乡知青。师娘的父亲原来是省里的领导，被师娘学校的革命小将们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师娘中学还没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大队刘支书开着拖拉机从公社接回了几个知青，薛青梅在其中显得身材格外瘦小，穿着单薄的衣衫，瑟瑟发抖地站在角落里，瞪着惊惶失措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刘支书安排完了其他人，才对青梅说：“你去学校当老师吧，下地的活你吃不消。”
小学已经停课了，两个年青的老师参加公社的红卫兵闹革命去了，学生放假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去了。桂先生不愿意下地干活，刘支书就让他在学校看门，晚上教社员学“老三篇”，也记工分。
刘支书把青梅交给桂先生说：“过去旧社会地主还办学堂让娃娃念书。现在新社会了，倒让娃娃下地干活。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们把学校收拾一下，让娃娃都回来念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