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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的当天，没等老五回过神，老方便带着一伙人找上了门，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
他们将老五团团围住，一路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一个小胡同。
这群人里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平头方脸，左侧腮帮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耳朵上挂着一副墨镜，一根项链在他的脖子上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汉子说话声音沙哑，他拍了拍老五的肩膀，对他连唬带吓：“我说姓赵的，怎么欠了钱你就想跑啊？你这就不爷们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他瞪着眼珠子，怒气冲冲地盯着老五。
老五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浑身哆嗦，舌头打卷，双手连忙摆了摆，胡乱地说着：“各位大哥，误会了，误会了，我不是想跑，我是家里有事，我回去办事去了……”
汉子冷笑了一声，随手点上一颗烟，他继续说道：“哼！在这个地盘上你随便打听打听，有谁不知道柱子？就算你跑到了天边，我照样能把你找出来！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的家庭住址，你也不想因为这么一点事让你的家人受牵连吧？你要是聪明的话就乖乖的还钱，拖得时间长了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汉子顿了顿，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你要搞搞清楚，你借的是高利贷，10分利，一个月的利息是1000块，白纸黑字，这是你亲手写的欠条！”说完，汉子把那张纸在老五眼前扬了扬，一枚硕大的戒指格外显眼。
老五受到了惊吓，他像是丢了魂，跌跌撞撞回到了工地。他躲在一处角落里，香烟一颗接一颗，他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仔细地捋了捋，思路逐渐清晰。现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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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多么棘手啊！他借的高利贷连本带息都要还，每个月寄给王翠花的钱一分不能少，小舅子挖下的窟窿也要他来填，这样一合计，他从工地上挣来的那点儿工资在这些“刚需”面前显得杯水车薪，他急切地想要寻找其他挣钱的途径。
每天收工后，老五到处打短工，他在超市做过搬运工，在饭店做过跑堂，在机械厂做过技工，可是因为各种原因他被一次次的解雇。挣不来钱就还不了债，那段时间，高利贷和王翠花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两座大山，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感到莫名的紧张。
最终他在离工地不远的海鲜市场某了一个长期的差事。
这个海鲜市场是当地最大的水产批发集散地，市场里集中了上百家摊位，他们经营的海鲜生意大致相同，每天晚上一辆满载海鲜的大货车准时在半夜12点到达市场，老五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海鲜从货车上卸下来，然后按照订货单将海鲜送到每个摊位。
这项工作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每天能挣到两百块钱，这对于老五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卸货的搬运工有十多个，老五负责市场上西南角的十几家摊位。搬运海鲜的工作量不算大，却也辛苦，每天忙完，每个人的身上充斥着汗臭和鱼腥味，实在难闻，即使是反复清洗，那种刺鼻的腥味仍然久久不散，那段时间老五在工地上很少招人待见。
每行每业都有潜规则，搬运海鲜这种活儿也不例外。
搬运工干活时都穿着宽大的胶皮裤，他们每搬一箱海鲜，都会或多或少将鱼虾贝类等等顺走一些，装到自己的裤兜里，一天下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摊主们心知肚明，很少有人与他们计较。
老五实在，这些事他见别人做过，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心思，他固执的认为，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歪门邪道不能碰。
自从老五接手了这份工作，他负责的那十几家摊主开心得不得了，虽然他们每天只是多出了两三斤海鲜，可是物价上涨，大环境不景气，加之同行间竞争激烈，水产生意自然不好做，他们对老五心存感激，月底总会偷偷塞给他一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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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只母猫生了十几只小猫，其他的小猫都是黑色的，只有一只小猫是白色的，那么这只白色的小猫总是很扎眼。
有好事者向市场管理方投诉，诉状上说搬运工手脚不干净，私吞摊主的海鲜，各种照片，各种证据，一应俱全。很快管理方下发了一纸文书，几个倒霉蛋被开除，老五则被作为典型大加褒奖，他心安理得地拿到了1000元奖金。
有了这份工作，老五的压力轻松了很多，他挣到的钱勉强可以打发高利贷和王翠花，他过了几个月相对清闲的日子。
古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一个阴雨的夜晚，在从海鲜市场回工地的路上，老五被几个壮汉堵住了，他们对老五一阵拳打脚踢，嘴里骂骂咧咧：“妈了个巴子的！我让你逞能，我让你嚣张，老子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老五被揍得鼻青脸肿，他再一次丢掉了工作。
挣钱是老五的第一要务，他不能耽搁，很快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起了搬运工。
物流公司的工作和海鲜市场的工作不同，在这里货车到达收货地点的时间不固定，老五上班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在这个时间段有时没活儿，但凡有活儿，搬完沉重的货物后他经常腰酸背痛，浑身乏力，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实在太吃力了，可是他别无选择，只能咬着牙硬撑着。
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加上严重的心理负担，老五的身体渐渐有些吃不消了。自从老五借了高利贷，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个粗壮的汉子脱了相，他变得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他有家不能回，有苦不能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开始顿顿不离酒，时时不离烟。
前一段时间，老五经常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休息一下也就罢了，直到有一天，老五在工地干活时，他的肚子疼得厉害，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不断地往外冒，工友们赶忙把他送到了医院。一通检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诊断报告上赫然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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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看病花销太大，老五回到了家乡，直接住进了县医院。
有啥也别有病，住进了医院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人家想怎么砍就怎么砍。住院需要钱，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她只能向王翠花伸手，可是王翠花翻了翻白眼，愣是一声都没吭。老五家的钱全都攥在王翠花的手里，家里到底有多少钱？老五娘俩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老太太依仗着那张老脸，她东挪西凑，好不容易筹到了2万块钱。有了钱，医院安排老五住进了病房，办好了手续，留院观察。
在得知老五出事的第二天，王翠花带着大包小包，领着孩子，直接住到了隔壁村田大奎的家里。这个田大奎年轻时和王翠花处过对象，当时因为田家穷，王翠花的父母死活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两个人只能各奔东西。后来田大奎娶了同村的一个瘸子做媳妇，两口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家境一天好似一天。五六年前，田大奎死了老婆，他一个人守着十几亩鱼塘，除了晚上没人暖被窝，日子过得没挑。
自从老五去了上海，王翠花和田大奎的事儿就像长了翅膀，早就传开了，只有老五和赵家老太被蒙在鼓里。窗户纸总有被捅破的那一天，王翠花是个爽快人，不早不晚，就是现在。
老五听说老婆跑了，一口血喷了出来。
医院毫无准备，病房里忙成了一锅粥，医院的几个专家一碰头，马上拿定了主意：人命关天，事不宜迟，肝脏切除手术马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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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主治医生的脸像手术刀一样，冷冰冰的。
老太太怯生生地问：“大夫，我儿……”
“你儿子这个病，戒酒、戒烟、不宜劳动，养得好的话，最多还有三年……”
老太太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她扶着墙，支撑着，一步一步往外挪。
她记起了自己的老伴儿，赵老爷子因为脑溢血，在病床上躺了六年，她伺候了六年，好不容易把老头子送走，儿子又摊上这么个病，老太太的心碎了个大窟窿，一下子万念俱灰。她攥着拳头，不住地捶打着自己的腿，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着：“我的儿命苦喔！我的命更苦喔……”
走出了医生办公室，老太太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她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病床上，老五浑身酸痛，一动也不敢动，他看见自己身上插着一根又一根的管子，不由得想到了工地上盖楼用的钢筋，钢筋嵌在楼房里，它们在一起能过上一辈子，这管子会不会也跟他一辈子？
他望着天花板，想起了自己的那片玉米地，想起了老娘，想起了老婆和孩子，想起了自己在上海打拼的这三年，他一个劲地琢磨：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路走错了，可以回头再来，事情做错了，可以想办法补救，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是不该进城打工？是不该拼命挣钱？还是应该像别人一样把老婆带在身边？他一个一个盘算着，没有答案。
想不明白的事，他总是不愿意去多想，但是现在，他知道，他垮了，什么都没有了。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湿了枕头，湿了床单，最后把他自己也湿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