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那我祝你们家家有喜，天天有喜！”
我跳起身，将酒泼在地上。大厅中的觥筹交错停下来了，每个人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老妈一把拽住我，正要赔不是，我一掌拍在桌子上，木头反弹了力量，就像狠狠打在我脸上的耳光。
我的胳膊又疼又麻，开口时嗓音荒腔走板。我觉得脸边热乎乎的，一抹全是泪。
“人间怎么会有喜丧？我阿婆走了，死了，在你们眼里这难道是件喜事？！”
桌前的人面面相觑，筷子停在半空，他们的表情尴尬却又不置可否。老妈将我拉开，叹着气给我擦眼泪。
片刻的尴尬后，大厅里的氛围再次被挑了起来。
一片祥和，一片宁静，一片欢愉，每个人都享受着阿婆葬礼带来的快乐。
我躲在老妈身后，眼泪自己停下来了，我哭不出来，埋着头狠狠扒拉着碗里的饭。
阿公给我递上来个鸡腿，我抬头，他勉强对我笑了笑。
“囡囡，你阿婆在的时候唯一记得的事儿，就是你爱吃鸡腿。”
我盯着那鸡腿发愣，忽然狠狠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
他们都惊呆了。只有我知道为什么，只有被挂在墙上的阿婆知道为什么。
1
阿婆是浙江人。她父亲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再娶后，后妈对她冷漠，把她丢在教会学校里万事大吉。
阿婆年轻时性子刚烈，不愿被人看轻，连床被子也不肯从家里拿。那时冬天太冷了，她冷得睡不着，干脆起来在操场跑圈，跑到累极，回去倒头就睡，便不用顾忌寒冷。即使这样她也没向后妈低头。
阿婆曾教育我，人活一世，争的就是一口气，气在人就在，气没了，人也没了。
我阿公是从陕西走出来的农村小子，他天赋极高，过目不忘，没有半点基础的情况下在部队里只用了两年就精通俄语。
两人相遇后没多久便结了婚，听老妈说，阿婆那时长得非常清秀，阿公害怕被她瞧不上，只敢用俄语写信给她，写一点藏一点，不敢挑明了说话。
比如：小姐今天的月亮真好，我在外面看了半天风景。
比如：小姐我今日分了三个白面馒头，待会儿给你带去。
比如：小姐今天的蚊蝇太多，你可好好关上蚊帐。
他的每一句话都无关风月，可每一句话都透着欢喜。
阿婆被阿公的浪漫打动，不顾家里反对，毅然决然地跟着他南下，到了这个小城。
生儿育女，赡养老人，很快过了半生。
阿婆四十多岁时，阿公的父母过世了。阿婆陪着阿公千里迢迢赶回北方，奔丧的路上受了风寒，加上常年操持家务，身体太弱，中了风。后来虽然治好了，可半边身子落下了病根，必须拄着拐杖走路。她的左手无法顺开，像观音的莲花指一下，中指和拇指始终合在一起。
年幼的我不懂事，经常学阿婆的手势，告诉大人这样好看。老妈骂了我几次无果，阿婆倒笑嘻嘻地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
我是家里的老幺，舅舅和姨妈各有一子一女，都比我大。阿婆最疼我，叫我囡囡，给我买糖，说我生得最像她，鼻子像，嘴巴像，脾气也像。有她在，老妈老爸别想说我一个字不好，要说了，我哭着到她面前告一状，阿婆能拄着拐杖从一楼爬上七楼，颠颠地骂上几个小时替我出头。
别人都说我阿婆凶，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半辈子的人没几个没和她吵过架的。阿公也是，但阿公属于被单方面吊打的那一种。
可即使性子最好的阿公都骂过我，只有阿婆从没在我面前有过一丝一毫的脾气。
阿婆是语言学家，从我记事开始，阿婆就教我读书认字。三岁唐诗四岁宋词，然后就是各种语法结构。
我学得头疼，在炎炎夏日撑着眼皮听窗外蝉鸣鸟叫，回过头来，阿婆依旧一脸宠溺，将刚才被我忽略的话一次次重复。
阿婆不会做饭，只会淘米。
记忆里从上学开始，每天中午阿公会在大院门口等我，带我回家，桌上放着阿婆用那只观音手一点点淘出来的新鲜米饭，还有她每天盯着阿公给我买回来的各式鸡腿。
我狼吞虎咽地在她面前撕扯鸡腿，她会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发，要我吃慢些，吃多些，长高一些。
我从小就喜欢吃鸡腿，有次生病，我躺在床上，听说医生掰着我的嘴给我灌药，又被我全部吐出来。
待我九死一生，阿婆衣不解带守在我的床前，一遍遍给我换着毛巾。后来我醒了，阿婆哭了。
我第一次看到她哭，从前只有她把别人骂哭的份儿。我笑着说，阿婆，我要吃鸡腿。
她一边抹泪一边说好，从此这个习惯就记下来了，风雨无阻。
可那时我真不懂事，我觉得阿婆很笨，不会做饭，也不会家务。我觉得阿公很可怜，要兼顾家里内外大小所有的事情，还要被阿婆指使，受阿婆的责骂。
直到很大了，再回头，我才一点点想清楚。阿婆中过风，她没力气做事，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她每天要将米盆子塞进观音手，卡在胸口，保持平衡后，再勾着腰一点点地筛选。平常人淘洗那些米可能只需要十分钟。但阿婆能花上几个小时。
我每天吃着她花几个小时淘出来的米，无知无觉，从未说声谢谢。
2
中考后我考进了省重点高中，离开了小城。那天阿婆到门口送我，阳光晴好，她的背佝偻着，拄着已经有些斑驳的拐杖，远远地对我挥手。
我没敢回头看。
汽车带着轰鸣和汽油味，载着我的青春奔驰而去。一晃三年，每年我回家两次，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
阿婆也越发衰老了。她像所有步入晚年的老人一样开始畏惧生命的流逝，这种畏惧迫使一向高傲的她四处寻找所谓的保健良药。
那时大院里不知从哪儿流行起了一种“细菌酒”，把不知名的细菌培养在酒精中，每天三顿，一顿一杯，就饭喝下去。
阿婆信了，不顾全家的反对，买了两瓶所谓的“细菌酒”放在台子上喝。没喝几次，阿婆病倒了，上吐下泻。等她好过来后，大家明显地发现她的记忆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她说话开始有些颠三倒四了，时常会叫错家人的名字。
这些征兆没引起我们的警觉，每个人都以为是“细菌酒”的后遗症，只要注意调养，应该就能好起来。
然而阿婆好不起来了。
我高三那年，高考前夕，阿婆出事了。
我在学校，老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我当时还是绿屏的摩托罗拉手机里。
阿婆在厨房里摔了一跤，左腿的股骨头摔坏了。
舅舅和阿公连夜把阿婆送进医院，她开始持续发烧，说胡话。腿上的疼痛促使她像魔怔了似的发脾气，摔了老妈送去的饭盒，医生给的药瓶，还掀了自己的被子。
她三次被送进手术室，又三次因为体温过高而被推出来。
老妈受不了了，在电话里忍不住地哭。我跟老师请假后连夜买了车票回家，奔赴医院。在病房里，我看见阿婆畏畏缩缩地蜷在被子里，眼睛木讷无神，嘴里喃喃地不知念叨着什么。可当她见着我，忽然又笑，笑嘻嘻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呀？我的脑子嗡一下响了。
阿婆在我心里是强悍的，是拄着拐杖都能护我周全的。她气焰嚣张，气势如虹，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敢和她正面对抗。她不该是现在这个光景。
后来在诊断中，医生告诉老妈，阿婆得了阿尔茨海默，通俗点说，老年痴呆。
她开始失语、失忆和失认，幻觉越来越多地侵蚀她的记忆，世界仿佛与她为敌。她没了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在梦境中，好像每个人都对她提刀霍霍。
她首先不记得的是我表哥，然后是表姐、舅舅、老爸、姨妈姨爹。偶尔，她也不记得我妈。
唯一能够认出来的是阿公，可阿公在她眼里也成了一个心怀不轨的男人。
阿婆那场病在医院折腾了半年之久。
她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需要靠人力帮着解决一切生理问题。老妈因为长时间的看护心力交瘁，还患上了网球肘，胳膊再也不能负重。
那时候，阿婆一共换了三个病房，每次都是因为半夜突如其来的尖叫，害得临床的病人纷纷投诉。
她的精神越差，她的身体就越好。她能用最大的嗓门咒骂医生，将他们呈上来的一切仪器丢出门外。
我远远地站在门口看着她，老妈的头发白了，她的模样憔悴又痛苦。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阿婆的每一餐饭，每一次检查都是对亲人体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
如同度劫。
后来阿婆终于安上了金属替代骨头，而我也考上了更远的大学。她的行动越发不便了，阿公一个人没法照应，给她请了保姆，二十四小时看护。
阿婆咒骂保姆，觉得那女人想要鸠占鹊巢，又时刻怀疑阿公的用心，说出的话语刻薄恶毒，让他难堪。除此之外，阿婆一晚上起夜数十次，有的时候她好像只是为了折磨身边这个看护人员，让其疲乏，就不能再想办法加害于她。
保姆气不过，也累不动，辞职了好几个。
阿婆的身体就在这样的癔症中愈发损耗。她也开始渐渐不认识阿公了。可她偶尔还认得我。
我回家，她在饭桌上，双手捧着碗，脖子上围着给小婴儿吃饭用的围兜，口水糊在嘴角，她会用手抓着鸡腿，颤巍巍地放进我的碗里。
我离开家时，她会发老大的脾气，直到保姆同意，请人把她背下楼。
她坐在轮椅上，守在楼梯口死死地看着我的背影。我不敢回头，人潮往后而我往前，逃命一般与她所在的城市背道而驰。
她的目光是唯一牵绊我的东西，可那目光中，我的影子也仅存一缕残像。
我很害怕，哪天要是阿婆连我也不认识了，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她？
我在大学每次接到老妈的电话，除了安慰她，心里想得更多的，竟是何时才是尽头。
大三时，我开始准备考研。阿婆再次摔倒了。
这次是因为保姆，她趁着老妈不在，将自己家里所有的亲戚叫到阿婆家常住，名曰照顾。阿公从不会反驳别人的要求，忍着气答应了。阿婆骂不出话，心里气恼，结果这么一挣扎，又从床上摔了下去。
这次断的是右边的股骨头。
送进医院时是凌晨，老妈赶回家，和保姆指着鼻子对骂。阿婆躺在病床上，所有的医生和病人们看着他们的模样窃窃私语，我站在老妈身边，难堪得想要找条地缝钻进去。
我回头看着阿婆，她的表情一如既往的木讷，眼珠连动也不动。老妈的头上多了很多白发，她的身材弱小，因为熬夜而嗓音沙哑，双目通红。
她是个读书人，现在却要她做这样的粗鲁事。
我心疼极了，这种心疼又转化为对阿婆的怨恨。
家庭的不幸仿佛都来自于她，她要是走了就好了。<mark></mark>
这次进医院的经历和上次如出一辙。阿婆不听医生的话，不吃药，不打针。尖叫，摔东西，挣扎，癫狂。
病房里每个人都厌恶她，老妈又挨个向他们道歉。
阿婆已经不认识阿公了。世界是陌生而凶险的，是扭曲且光怪陆离的。她活在恐惧中，日复一日，消耗自己，消耗别人。
阿婆的一切让我深刻体会到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因为每一餐饭和每一次的排泄都避无可避。
假期来临，我回家。我去了医院看望她。听说她和医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拒绝一切检查，拒绝起床，拒绝用药。
有人靠近，她会撕咬，连老妈都想到了放弃，只能呆呆地坐在她的床边，喃喃自语：“妈，我该怎么办？”
我回去时，几个护士正围在阿婆的床前。她们的语气并不友善，每天的辛苦和拉锯战早已让她们失去了耐心。
我盯着阿婆，胸腔中的咆哮反复回滚着，病房里臭不可闻。我听他们说，阿婆拉在了床上，却还是不愿意别人接近。
那气息冲进我的大脑。我慢慢靠近她，她盯着我。忽然，很奇怪地，她的眼神从戒备，一点点又变得安静，从安静，变得喜悦。
在我走到她床边时，她忽然开口了。
“囡囡，吃鸡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