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爸16岁当兵。三个月新兵连，九个月机械连，转年就去了电影队。
我爸他们组每周三周五带着家伙下连队放电影。连队没礼堂，无论冬夏，都是围着空地看露天电影。
我爸他们服务的连队，多是在深山里的守备连。有的在大青山上守要塞，有的在大荒岭脚下挖山洞。战士们苦的很，一听放电影，早早就架好了支大幕的竿儿。竿子横平竖直的往空地上一站，“电影来了”的消息也紧跟着在山沟里头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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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包机组的卡车上载着一个发电机加十几个铁皮箱子。其中有两箱都是胶片。一部电影十卷片儿，每箱装五卷。一部电影就足有四五十斤。可不像现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U盘就能盛下几十部电影。
提包机组家伙不少，可人不多。一晚上全靠组里的三个人撑着。电影队的活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
组长那时候28，我爸看他就跟现在零零后看我，恨不得喊叔叔。我爸特羡慕他，因为人家是四个兜儿的干部。他是机械兵出身，摆弄机器一把好手。卡个带子换个件儿，没有难得倒他的。能当组长一个是靠资历，再者靠技术。那时候放一个电影得有两台机器接力。第一卷片儿放完马上切第二卷，第二卷切第三卷…他手头有准儿，能无缝对接。银幕上这边夺了鬼子的刺刀，那边紧接着就稳准狠的杀丫个片甲不留。要让别人切片儿，保不准就在手起刀落的一瞬间卡了壳。英雄杀鬼子怎么能卡壳？组长多重要，有他坐镇才保证了革命正剧的严肃性。
再者就是王大牙 。这位是内蒙人，当兵之前就是歌里唱的“套马的汉子”。所以支大幕的时候甩绳子的活都是他的。绳子在他手里指哪走哪，四米多高的竿子，拿着劲儿一甩，绳头跟跳高运动员一样，飞身越过两根竿的交叉点，完美落地。王大牙支起来的大幕，挂的展展的，绷的紧紧的，绝对找不出一个褶。绳子在它手里用处可大了，他能只用一根绳把一个硕大的音响像打背包一样稳稳当当捆在单另的竿子上。别人一夸，他就顺杆儿爬：那可不！没点儿绝活能进电影队？
进电影队的这份骄傲我爸也有。他调来是因为能写会画。那时候电影开场前总得有个三五分钟的革命宣传片。说是片子，其实就是三五张手绘的幻灯片配上广播员的现场解说。这三五分钟就是我爸的主场。
那时候的幻灯机可不是接电脑的，幻灯片也不是现在的PowerPoint。两块玻璃夹一张透明底片就是那时候的幻灯片。只有半张手掌大小的空间供我爸施展。要是宣传革命形象，他就像画小人儿书一样，用极细的毛笔把人物和故事在底片上画出来；要是打标语，就得用细竹签儿在涂了广告色的玻璃上刻字。我爸写艺术字的功底一绝。当年在连队出板报，不用打草稿，大笔一挥，跟现在电脑上打出来的一样。这样的底板往幻灯机里一插，迷你的图像一下子映在硕大的银幕上，容不得一丁点的粗糙马虎。
在革命的歌声中，我爸操起话筒：
“热烈祝贺我师党委扩大会胜利召开！”
“向大青山模范守备连学习！”
“向为国防施工做出贡献的战友们致敬！”
话音一落，战士们就开始鼓点一样的拍巴掌。
其实，谁做广播员这事，组里是有过讨论的。组长是山西人，口音太重，说不了，王大牙虽然口音还行，但牙大影响发音。发音这个“发”字他就发不好。所以我爸也是赶鸭子上架。但当他洪亮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时，大姑娘小媳妇都循声张望，想在兵山兵海里找找这声音的主人。这个未满18岁的小伙子还是感受到了几分骄傲和自豪。在公共场合发言不怯场，大概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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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傍黑的时候，喇叭里革命歌曲骄傲的响彻天空。战士们灰头土脸的下了工，绿棉袄的扣子掉了，在腰间用麻绳勒着。这时候他们准保不能穿成这样去看电影，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洗了涮了，换上最精神的行头。
外面贼冷，帐篷里却冒着热气。不是热水，也不是炉子，而是小伙子们的荷尔蒙。帐篷漏风，小伙子们蛮不在乎的脱个光膀子也不觉得冷。脸盆里的水不热，却能洗下他们一头一脸的土。最后水变成灰色，他们的脸还是一样黝黑，但比起之前有了太多光彩。放电影的日子，山里边过节一样。
《长征组歌》《沙家浜》召唤着山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瘦老头胖小子，他们搬着板凳马扎来凑热闹。女人们口袋里揣着瓜子，男人们手中攥着烟袋锅，小孩儿围着大幕一圈一圈的疯跑。绊倒了也不哭，爬起来土也不掸接着蹦跶。
当大家都在欢天喜地看电影的时候，连里却有一个人十分焦虑。
副指导员眉头紧锁，背着手在战士和老乡之间打转转。他不看电影也不唠嗑，紧盯着外圈的战士，生怕他们趁着夜幕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寡妇对上眼儿。
山里的兵，好几个月瞅不着姑娘，电影来了可谓大开眼界。不看电影看姑娘的大有人在。抛个媚眼儿递个纸条，偷偷拉个手，溜出去幽个会。被禁锢的爱情在这两小时的电影中生了根，没准又在下一场电影时发了芽。多年后，那时候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的她，或许真成了当年那个兵哥哥的孩儿他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