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医生出来了，他说：“恭喜，是个儿子。”
我妈大松一口气。
“真好真好。”她对我的奶奶说，也对我的大伯说。可刚说完，就有一种不爽感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她掐了掐我爸的胳膊。初春，衣服穿得还很厚，我爸感觉不到一个女人掐人的痛感。他低下头看了看我妈，我妈见到的是一个男人毫无表情，或者说带着些迷惘又疑惑的脸。
“这样就不用想着给你爸家留香火了了。”十八年后的某个晚上，我妈给我讲她从前的故事。
（二）
我妈和我爸谈恋爱的时候，就不讨我奶奶喜欢了。
不安生。我奶奶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用到家里的鸡鸭身上，用到半夜鬼哭狼嚎的野狗身上，也用到我妈的身上。
对于一个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里的女孩来说，生活的道路很明确。务农或者跟个师傅学门手艺来养活自己，然后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结婚生子。我的外公外婆都不识字，跟庄稼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我的三个叔叔与两个阿姨，都继承了家里的事业——种地。区别只不过是叔叔留在了自己的村里种地，阿姨则嫁到了别村种地。
我妈只读过五年小学，成绩始终吊车尾，但读书却很努力，每晚写作业都要写到十一二点。有次语文老师布置了一样抄写全部课文的作业，我妈抄了个通宵，第二天到学校，发现其他同学都没有完成——我妈始终记得这件事，那是她小学五年唯一一次被老师夸奖。
五年级结束，我妈就辍学了，她干起了种地的全职工作。
我妈无疑是一个出色的农人。虽然上面还有五个哥哥姐姐，我妈出田却常常是最早的。她迅速地熟悉了各类农作物、害虫、杂草、农材的名称以及农务技能，有空当的时候，就跑去其他人家的田里偷师。在乡里邻里的一致看好下，我妈成为了一个经验老道的年轻务农者。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在遇到节气的时候，我妈都能得到外公碗里的一条猪肚肉，那上面有值得回味好久的油水。但我妈也始终在后悔一件事情，小时候担的东西太多太重，使她的身高停留在了一米五出头。
可不过两三年，我妈就变坏了。她常常在应该种地的时间里消失，扔下一堆秧苗被太阳烤着。每到一定的日头，村里大院就会聚集一群见多识广的生意人。他们在腰间绑着一个黑色或迷彩色的长方形票务包，用两只大手掌转转自己的裤腰带，然后再上下抖一抖，接着就开始吹嘘自己在外县的所遇所闻。
就像是听说书一般，我妈迷上了这些打扮前卫见识丰富的生意人。有几个年龄比我妈大几岁的姑娘，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我妈说着外面世界的好。她们穿的花色裙子，是我妈在田里田畔从来没有见过的。
有一天，一个姑娘把我妈叫到大院围墙的外面，她从包里拿出一块淡绿色的布料，抖开，是条连衣裙。她说：“这条裙子好看吧。”“好看。”“我专门给你挑的，便宜点卖给你怎么样，你到哪里都买不到这种价格的裙子。”“好。”
那晚，我妈洗完澡后，偷偷地把这条绿裙子拿出来换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对着一块缺了一角的玻璃照了照，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她跑到村里的大院，爬上一辆去隔壁县城的车，她在期待另一种生活。
（三）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我妈的脸上出现了少女般的得意。这种得意，亮晶晶地出现在她棕色的瞳孔里，出现在她带着一点黄斑的眼白里，顺着她的眼尾纹一点一点地流出来。
我妈选择了与那个卖给她裙子的姑娘相同的道路，她去了一个以布出名的邻县，做起了布匹生意。
刚开始做生意的商贩，他们的摊位在大街上，他们的客户潜藏在上午六点到八点半的人流之中。为了尽早地赶到这个县卖布，拿到更多的客户，我妈三四点钟就起床，跑到村里大院的广场上等最早班的皮卡车司机出工了。当时没有客车，最多的运输车辆就是皮卡，前面两排座位，按照现在的交通规则，至多只能载五个人。后面的车厢，也能挤人。“因为我去得早，所以位子都是我的。”但我妈也偶有睡过头的时候，到了皮卡车旁，不管是座位还是车厢，都满当当地挤满了人。那就只能选择最后的座位了——单脚踩着车厢外延的脚踏，双手拉着车顶的钢铁框架，就像现在常常出现在我们笑谈中的印度火车一样。
“有一次雾很大，皮卡车差点和一辆砖石车撞了，亏了司机方向转得快，我就看到那辆砖石车冲到一户人家里去了。”“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开走了。”好不潇洒侠气的生活。我好像看到了在那个充满雾气的凌晨，我妈的几缕鬓发被风吹得飘啊飘啊，她的目光一直停在那辆笨拙的砖石车与那户倒霉的人家上。车子颠啊颠啊，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
从我妈生活的这个县开到卖布的另一个县，需要花掉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当时的路还都是碎石子路，皮卡一路小跳着过去，脸上的肉都颤得有些木木的。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我妈从悬空的座位跳到地面上，膝盖就跟脆折了一样，想走一步跪一步。
（四）
我妈比做农人更快地适应了做小商人的角色，似乎在她的身上，天生有一种穿脱于生意场中的资质。
我妈性格特别倔，是个能伸不能屈的人，对待客户也是这样，有着一股爱买不买、自以为是的任性。不过她有资格任性，她是个漂亮的人。如果年轻时的她到了当前，包装一下，是绝担得起一个网红的资质的。标志的瓜子脸型，深欧式双眼皮，高鼻梁，上嘴唇一点圆润的浅樱色渐变唇珠，即使每天三四点起床，她也忘不了往自己的脸上擦粉——这些粉也是从大院里那些姑娘们的手上买来的。或许是十几年来一直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所留下的潜在刺激，做了商人的我妈对衣着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热情。自从得到了那条淡绿色的连衣裙，有一种快感强烈地催使她不断增加漂亮——当然又很便宜的衣服。有时在路边看到印着女模特的海报，我妈就把模特身上的衣服的样式记下来，等到下次进货的时候，买一匹花色相近的布样，到一家相识的裁缝店铺，自己摸索着缝制出来。
想想看，一条灰色的大街，一群暗色的商人，我妈就像只矮小的、花枝招展的孔雀立在其中，自己成了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再加上她从农人身上继承而来的天生的高嗓门，笑起来的时候，引得周边十米的人都不免为之侧目，而我妈自己却在其中不甚自知。那些与我妈讨价还价的客户，也不便再争下去，反被逗得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两年之后，我妈租下了她的第一间店铺，约莫两米的宽度。她买下裁缝店中的一台二手西湖牌缝纫车，招摇地放在门口，就只够一人经过了。
“那个卖给你裙子的姑娘后来怎么样了？”我问，带着一种敬意。
“生了孩子之后就没办法做了。”
我的敬意有些失望了。
（四）
我表哥出生后的四五个月，我妈的肚子也迅速地涨大了，这立刻成为村里广为散布的妇女新闻。在外人眼中，每家每户的妯娌之间都是一场值得津津乐道的战争，而赢得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生个儿子。伯母和我妈的第一胎都生了个女儿，所以第二胎就是这场战争的决胜局，伯母已经先我妈一步登上这个三代家庭的高椅子了。
“肚子大生小子，肚子小生姑娘”，根据这一条不成文又不科学的民间判断，形形色色好奇的眼睛在斜睨着我妈的肚子。
这个身高一米五五的女人，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挺着个庞大的肚子在村路上走来走去，裹着红红绿绿的花袄，像个行走着的机械式热水壶。“兰花又要抱孙子了”，大家都这么讲。
“都是当妈的人了，就别在外面瞎跑了，你不嫌累，肚子还嫌累呢。”
“是个姑娘。”
“诶！诶！这种话不能乱说的。”
这种类似的对话，成了那段时间里我妈与奶奶相处的常态。“是个姑娘”，这四个字就像块巨大的石头，堵住了奶奶对我妈行事的所有念想。
不能摔东西。奶奶把手里的活计霎地按到床头柜上，从我妈床边的竹椅中站起来，巨大的胸脯在夹袄下起伏着，用脚踢开椅子，凳脚摩擦地板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呲呲声。奶奶离开房间三分钟左右，我爸就进来了。
“如果我是奶奶，我也保准讨厌你。”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