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60年代初期，当我懂事的时候就已经是70年代了，那时正是搞大集体的时候。集体总有一些财产需要存放在生产队，比如粮食，种子，农具，耕牛等等。其中最珍贵的是粮食和耕牛。
有财产就要小心看守，不然被人偷走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没有牛耕田，重则全队的人没有饭吃饿肚子。生产队每天晚上都要安排人在队部睡觉看守队里的财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间断，我们管这就叫做守夜。
守夜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是没法守夜的，一是家里要带孩子，要喂猪、喂鸡一大堆家务事走不开，二是女人守夜对盗贼没有威慑力，不但守不住集体的财产，女人本身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标。所以，没有成年男人的家庭是可以免除守夜义务的。
守夜都是两人一起，并且这两人还不能有亲戚关系，比如亲兄弟是不能一起守夜的，主要是为了防范监守自盗。人员也是经常变动，不能一直不变，总之都是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
生产队只有一张床，两个大男人睡一床就非常拥挤，所以，一些半大的男孩子就非常受欢迎。一是在床上占的地方小，不拥挤，二是小孩身上也没有什么味道。
我大概从10岁开始就代替我爸到生产队守夜了，生产队的男人除了我的亲叔叔、伯伯外，我都与他们一起守过夜。
守夜的被子是自己从家里带的，一个人带垫被、床单，另一个人就带盖被，枕头各带各的。一般3天一换人，时间太短了天天抱被子不方便，时间太长了也没有人愿意。一般都是年初就安排好，轮到谁就是谁。大年三十、初一轮到你了，你也没法，照样得去守夜。
守夜其实很像现在的加班，加班有加班费，但守夜没有加班费，只有工分。一晚上记2个工分，大概有多大的价值呢，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大概能值2-10分钱。现在看来简直微不足道，那时可以买一到五盒火柴。
几十年过去了，关于守夜的记忆，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至今不忘。
一次，我跟中柱伯一块守夜。小孩子瞌睡大，一上床我就睡着了，睡到半夜，我正做梦考试呢，一道难题我不会做，正在抓耳挠腮的时候，中柱伯用腿把我蹬醒了说：“快醒醒，外面有声音，我们起床去看看。”
我仔细听了听外面，好像真的有啪嗒、啪嗒的声音，好像是人走路的声音，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我睡眼惺忪拿着手电筒跟着中柱伯出来了，中柱伯手里拿了一根竹棍。我们往谷堆的地方走去，想看看有人偷稻谷没有。
我们走到谷堆跟前一看，谷堆好好的，没有人动过的痕迹，上面的灰斗印都还在，没有弄坏。这说明没有人偷谷，这我们就放心了。但是那个啪嗒、啪嗒的声响还在，我们继续往晒场的另一头走去，发现原来是一块盖谷的帆布没有盖好，风一吹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响声，我们虚惊一场。我们用土块压住帆布，不让风吹动它，然后回去继续睡觉。
还有一次是我和德望叔守夜，也是半夜过后，德望叔把我叫起来，说是听到了声音，要我跟他一起出去看一看。
我拿着手电筒，德望叔拿着那根竹棍。我们来到了草垛边，听见里头有声音，好像是老鼠在啃东西。突然，一个灰色的东西窜了出来，比老鼠大多了，像只小狗。说时迟，那时快，德望叔举起竹棍向那个东西打去，德望叔也许是洪七公的传人，打狗棒法练得非常好，一下就打在那个东西的头上，它当时就不动了。德望叔正准备打第二棍的时候，我说：“慢，不能打，好像是我五叔家的小狗。”德望叔迟疑了一下，用竹棍去拨弄一下那个灰色的东西。刚一拨弄，那个小畜生一下就跳起来了，三步并着两步就窜到山上去了。
德望叔非常恼火、非常失落的说到：“哪是你五叔家的狗啊，明明是一只狗獾子，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打死它了。”
“五叔家确实养了一只小灰狗，要是打错了，那麻烦就大了。”
“小狗会跑到草垛里去吗？”
“我也不知道啊！”
德望叔之所以会失落是因为如果打死了那只狗獾子，皮可以剥下来卖钱，还有獾子肉可以吃。那个年代想要吃一次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也很恼火，要不是我多嘴，我也可以有肉吃，那多美呀，想想都叫人流口水。
现在想来，我也为保护野生动物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自从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以后，各家各户的财产都放在家里，没有集体财产需要守护了。守夜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永久的回忆，下一代人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体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