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还特意将日记在我面前展了展，然后露齿，一笑。
“人生不就是有时候被别人笑笑，有时候笑笑别人。”玉堂说。
“人生不就是有时候替别人操心，有时候再替别人操心。”我说。
再替玉堂操心的时候，杨杏佛已经遇难。
杨杏佛是玉堂的同事，民盟一员，被蓝衣社暗杀。而玉堂当时正是民盟的宣传主任。
玉堂当时正是民盟的宣传主任
因为担心，我直接去了中国研究院探望，本打算是去家里的，可周围都是便衣警察，靠近不得。
进玉堂的办公室时，我没先见到他人，先见到的是他书案下压着的两句话：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
我惊心，知道他是忍了，也知道他是忍无可忍了，已准备拿自己的身躯往枪口上撞。其实玉堂早不把自己当成是革命之人。
他说过，“我不做周公很久了……”
说过：“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灵药方，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
甚至还说过：“喜欢革命，却讨厌革命之人。”
可如今，他又要把自己推到革命里去。
我并不反对，这是书生本色，真诚而猛烈。我只是想告诉他，暂避，暂避。
然而，他却一反常态，没有驳斥我，仿佛过往那个五千年、八万里都通晓的人不是他。只是笑笑，说：“这里不太平，我也不太平，小心。”就把我送了出去。不久后，他发了那篇文章——《论政治病》。
如是，我才恍然，玉堂之所以不驳斥，是已经铁了心，无驳斥之必要。
6月20日，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我见到了鲁迅先生，想跟他说说此事，他却很生气的先开了口说：“杨杏佛的入殓仪式，玉堂没有来。”
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鲁迅先生错了，玉堂去了，只不过，不是6月20日的入殓仪式。是7月2日的出殡下葬仪式。而那一次，鲁迅先生没有去。
这件事，玉堂后来没解释过，而我曾经有机会替他解释，却也错过了。因为似乎的，我是有些明白玉堂了。
之后，鲁迅与玉堂不再同路，他甚至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这样写：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玉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玉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至此，再念及玉堂之愣，老庄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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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溜爸，一个拉小提琴的习武之人，一个舞文弄墨的计算机工程师，一个被山东大妞泡上的北京爷们儿。最大的理想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上写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