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适逢丰子恺诞辰119年，特将散笔一篇翻出来分享。
看丰子恺酒楼之月，亦可映射我们心中的月色。
酒楼上的人，已散了好几茬。一钩新月天如水，一样的月光，不一样的我们。
丰子恺曾说，他的心始终被四件事情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和儿童。其实，这话还没说完。占据丰子恺心的，还有黄酒与螃蟹，芭蕉与樱桃，还有颠沛人生中亦苦亦甜的人间之味。
只谈日月、艺术，并不足以成就独特的丰子恺。更值得读者怀念的，是一位真实坦诚的长者，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
上海日月楼的书桌
日月楼陕西路新乐园有“日月楼”，丰子恺一家1957年搬来居住，直到1975年去逝，丰子恺在此地完成不少作品，比如《护生画集》的最后部分。
日月楼有题诗曰：“日月楼中日月长。”
日月长？或者是日月短？这如何说得？过些平淡漫长日子，这是老人的愿望吧，
文革时抄家，丰一吟记过一次：一些中学生冲进家里，而丰子恺躲在三楼阁楼。
丰子恺在文中有高论，人生有三层。第一层，物质的生活，第二层，精神的生活，第三层，灵魂的生活。
他回忆自己的老师李叔同终于上了三楼，而自己上不去。
不过他在三楼，也躲不过革命小将来敲门抄家。
看到室内书桌，边上挂了日历，1975年。过一天，便划掉一天。直到7月30日病重。
逛一逛新乐园，这弄堂一番杂居风味。玩具，秋裤，猫，杂草和破椅子。这些都是我访问时的印象。
这就是留下来的大城市的世俗生活吧。
丰子恺住过农村，也歌颂自然，不过他更倾向于住在城市里，同时想保留一点自然的气息。
上海离自然的太远，他不愿长呆，也不那么喜欢。他赞美杭州，因为有城市的方便，却也没失去自然的意趣。
他在江湾老家建造过“缘缘堂”，在人情与自然之间寻找兼容的平衡。建立空间的本意，也是生活与艺术理想的表达啊！
日月楼上1975年日历
人生味主人回来了，芭蕉鞠躬，樱桃点头，葡萄棚上特地飘下几张叶子来表示欢迎。两个小儿女跑来牵我的衣，老仆忙着打扫房间，老妻忙着烧素菜，故乡的臭豆腐干，故乡的冬菜，故乡的红米饭。窗外的故乡的天空，外有打着石门湾白土的行人，这些行人差不多个个是认识的。还有各种商贩的叫卖声，这些叫卖声在我统统是稔熟的。我仿佛从飘摇的舟中登上了陆，如今脚踏实地了。这里是我的最自由、最永久的本宅，我的归宿之处，我的家。我从寓中回到家中，觉得非常安心。（丰子恺，《家》）
看丰子恺对家描写，你就知道此人一定当不成彻底的修行者，甚至也成不了隐居高人。
他喜欢吃喝，不仅被自然环绕，还要家长里短，听各种吆喝。在各种人情牵扯之中才感到安心。这就是所谓“人生味”。丰子恺坦白过：生活的滋味，在茶饭之间，生活是五味杂陈。
视觉饥荒起来的时候，我唯有走出野外，向伟大的自然美中去找求粮食。然而这种粮食也不常吃。因为它们滋味太过清淡，犹如琼浆仙露，缺乏我们凡人所需要的“人间烟火气”。（丰子恺，《视觉的粮食》）
1941年，在《绘画改良论》提出“新绘画艺术的七个原则”。最后一条是“合人生味”。人生味，艺术为人生，寻找平衡的回味。所谓人生味，既非纯自然，亦非纯文学。与现实有关，又有文艺趣味。要栖居于大地之上，却也要与大地保持距离。
然而，这样亦进亦退的立场，左派、革命派都反对他。高明的隐士、居士、修行者也不见得看得上他。
二十年代五卅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转向政治化。三十年代，救亡图存，一定要对敌人树立仇恨。而《护生画集》这样的作品，呼唤拯救市民心中的爱，号召大家“护心”不杀生，要从政治与现实的世界中逃出去。
无论生活的艺术，还是艺术的生活，人生味时刻都要面临挑战。
居中寻艺境丰子恺的绘画从一开始地位就比较尴尬。
他早年研习过西洋绘画，素描、油画。李叔同让他尝试从形似入神似。他去日本的成果就是彻底放弃了西洋绘画方式。当年，西画的画材比较贵，也是他放弃西画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如果按照那条路，丰子恺意识到自己没有超越的可能性，更无法取得成就。
因此，简笔风格，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判断和选择。
丰子恺的抒情漫画，备受诟病，因为“四不像”。
对于“古诗新画”，评论说：丰子恺根本没有传达古诗的原初意境。你谈李后主，那么李后主在哪里？古代的意境在哪里？若说表现市井的场面，当代场景或写实要素又在哪里？
丰子恺的有趣之处都是小格局。大情境，大叙述，他完全把握不了。然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因此才主动选择了“居中”的道路。
他的方法是从文字到绘画进行“转译”。将文字时间、空间都换掉，换成架空的新语境，亦或将诗的叙事背景换成他的“当代”。艺术上“四不像”的尴尬，也促成了某种跨界——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同时丰子恺的小画也是日本、中国、西方对照之中生出的一根小草。丰子恺的绘画表现，让人想到当年的白话文转译，很直白，但又有新意思，很适合印刷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