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不光是大人物的传奇，更多的是小人物的故事。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变，或许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是一种质的变换。
何为小历史？譬如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或者是老师的过往，也有可能藏在爷爷的书中，匿于母亲的饭香——
说道吃，我可算是一个标准的小吃货，这或许是遗传了母亲对吃的敏感，对于吃，我情有独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读量的增加，对吃的考究，也不再是只停留在“民以食为天”的层次了，我开始思考饮食与我们历史的关联，尤其是对曾经过往的饮食有了浓厚的兴趣。从最开始研究他们吃什么？他们怎样吃？到后来研究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吃？他们吃的目的何在？说来也怪，平时对历史分析头头是道的我却拿这些问题毫无办法，只能请教于他人。
姥爷知晓了我这个疑惑之后，把我叫到身旁，微笑的看着我，用略微慢条斯理的语气说道：“孩子，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二）
“喝哟~嘿呦~”
千沟万壑的山西高原上，呼喊声阵阵传来。天蒙蒙发亮，寒冷的西北风卷土而来，如刺一样扎入了每一个逃难的难民的肌肤之中。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却又是一个平凡的岁月，自1840年不列颠人用炮火毫无颜面的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这样逃难的日子已经过了百年了——不知已经搭上了几代人的性命，和平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望，而对于山西——这块战乱频繁的华中“福地”上的百姓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来自欧洲的德意志人还是近邻日本人，都打入了这片古老的地方，战争的频繁带给人们的只有无尽的逃难，活下去成为了那一代人唯一的梦想。
1942年，我出生了，但我的呱呱落地似乎没有带来什么好运气，反而一生下来唯一的事情就是去逃难，那一年，邻省河南闹了大饥荒，山西的情况也好不了那里去，饥荒使得很多人都饿的肚子。那时父亲挑了一个扁担，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我，毫无方向的走在山地中。而吃饭，成为了父子俩最大的难题，为了解决它，父亲还特意准备了一个略微老旧轻便的杠子，里面有着发乌的碗，虽然色泽很是难看，甚至还有些恶心，但却成为了那个时候我们最珍贵的宝物。
四处漂泊的日子换来的只有四处要饭，过着讨吃的生活，那个年代哪个人家还会有多余的杂粮会给我们吃啊，但幸运的是我有一个疼爱我的父亲，不管什么时候，讨到好吃点，总是先给我来一点，让那时候吵闹的我可以安静一点。之后，就又是无尽的逃难，时不时的还要躲避鬼子兵。
鬼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吃的是什么？那个年代人真的什么都能吃下，在生与亡的现实面前，自尊早就不知被抛到何处了。或许那时的我还会幻想吧，幻想着可以平安的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享受着窝窝头——
那已经是最美好的了，不是吗？
（三）
对于我的亲生母亲是谁这个问题，知道现在也没太搞清楚，有传闻曰大概是个缅甸姑娘。所以陪伴着我长大的那个女性，是我的继母——和大多数现代电视剧演的一样，继母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
在我九、十岁的时候，整个国家终于安定下来了，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让我们兴奋良久。在那之后，我随着家人来到了山西省的省城太原。父亲和继母都希望我们有些知识，好长大自力更生，于是就将我和我的二弟（继母的亲生儿子）一同送去了上学，但说是上学，我和二弟的待遇确实天壤之别，从吃的方面就能看出来了，每天早上，继母都会给他带点干粮，也就是窝子头，而我只能空手而去，再加上我每天都会去干一些粗活脏活——甚至继母在分配劳务活上都对我有些歧视，家里的什么倒尿盆，掏灰渣这样的脏活大多都由我来完成，于是乎每天饿的是头晕眼花，却还不敢反抗，但毕竟是经历过革命的小将，内心还是有革命的热情，终于有一天我敢站起来反抗继母封建剥削阶级的残暴统治，站在她面前，两手叉腰，“霸气”地问道：
“凭什么他就可以带着干粮去上学，而我就不行吗？”
这样子的我颇有点潘冬子的感觉，但无奈的是，继母可不是傻傻的胡汉三，对于这样的反抗颇为得心应手——她先是答应了我带口粮的要求，我正兴奋以为革命就要胜利，可没想到继母的话还没说完：
“我每天早上给你两个小窝窝头，你要想带，可以只吃一个，第二天再把另一个带走。”
我只能缴械投降，这样得不偿失的事情傻子才会去干，我虽然放弃了抵抗，肚子饿却是不争的事实，没办法，只能去想一些损招，二弟不是有粮食吗？我为何不去发挥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去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呢？。于是我就埋伏在他每天上学的半路上，躲在一旁的小巷子里，看见他一脸满足的大摇大摆的走过来，我找准时机，一个健步如狼似虎般快速把他扑倒在地，一把抢过他的窝子头，然后迅速溜走。等到我跑到我认为他看不见的地方，再偷偷的享受美食。哇，那时候，窝子头简直是人间美味，吃上一个足以满足了。而我那可怜的二弟，倒也像个爷们儿，自己回家又要了一个，也不说明原因，就又去上学了。
但每天抢窝子头也不是长久之计，只能解燃眉之急，但无奈的是，那个年代，吃饱成为了新的奢望，为了吃饱，老百姓们倒也是开动了自己的脑筋，发明了许多新鲜玩意，而那“榆皮面”成为了一个代表（对于这个名词我确实是头次听说，我甚至刚开始认为是鱼和树皮），这是一种用榆树皮磨成的面粉加点玉米面或高粱面作为做成的面条，家人们一般都会在早春或者晚秋时节去收集一些榆树皮，作为过冬或者应急的储备食材——那个时候小麦面是富人的专属，对于我们这些下里乡人来说选择榆皮面食多少有些无奈——但不得不说，榆皮面还是有些它所特有的味道，譬如说它的口感略显甜腻，而且它和玉米面搭配还有可以做成山寨版饺子的功效，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说，饺子就如同当代的罗曼尼康帝，尤其是白面饺子，更是稀世珍宝。榆皮面饺子虽然差了一个档，但好歹还是饺子，也会有饺子“哗哗哗”下锅的声音——那是多么动人的旋律呀，足以媲美《献给爱丽丝》这样的传世巨作，每每听到这样的声响，着实满足。
但榆皮面食也并非长久之计——即使是对于在华北这样榆树遍地的地方来说也是如此，榆树皮并非是庄稼，它并没有再生的功能，到后来人们渐渐就选择不在吃它了——倒也不是因为所谓的环保意识，而是因为不够吃，所以只能找别的食物了——对于山西这样的面食大省来说，其它的面食自然是极好的替代品——譬如说高粱面（红面），顾名思义，红色的面，在古代，红黄这样的颜色一般带有美好的特殊含义的，红面自然也不例外，有着吉祥如意的意义——但这样的吉祥的面条可是不能天天去吃，否则就没了那个吉祥的意义了，这样的逻辑确实很难以让人理解，但我还是接受了——饿着肚子勉为其难的接受了，于是只能熬到年末去享受红面了，痛痛快快地吃完后，感受只有一个：
爽！
面食还有别的类型，红薯面也是其中一个，但那毕竟不是主要的主食，我也不在多叙了。
但饭菜除了主食，菜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在那个年代，有一点面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是满足了，不过这样的满足显然不属于童年的我，我经常会变的花样来补偿自己——尤其是在我继母区别待遇的年代。例如说豆腐渣配菜叶子——那时继母只给二弟准备像豆腐这样的美味，而我只有在他吃完后吃点渣渣的权利——不过我倒也不沮丧，就去找了几片菜叶子，用小手将脏兮兮的菜叶子卷成窝窝的样子，里面放上些墨灰色的豆腐渣，就这样“吧唧吧唧”的吃起来了——那样的味道现在回想起来难言味道——但却是是够美味的了，至少品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只属于孩童的天真的笑容。
但是啊，还是饿，食物的短缺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梦魇，饥饿伴随着我们一起长大——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初——历史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更是如此，那个年头，全国上下进行大跃进，以牺牲农业发展来换来所谓的工业发展，闹得是沸沸扬扬，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并不像先前那样开朗了，他总是叹息着什么，眉头常常紧锁着——不过那都是大人的事情，我也不想去了解，但也能有所察觉——确实，粮食似乎越来越少了，继母给的越来越少了。我也越来越饿了。
饿能怎么办？我只能干起来了老祖先们的活儿，自己出去找东西吃——小时候也淘气，性子也大，常常跑到林子里，东瞅瞅西看看，觉得什么能吃就来两口。上了学，干完活，再吃点颇具有象征意味的晚餐，时候就不早了，但肚子里还是饥得很，就只能穿些单薄的衣服，偷偷出去，跟随着月光，去大林子里——那个时候还真是有月光的啊，皎洁无暇，漫漫洒向大地，几颗星星如同糖豆儿一般镶嵌在黑色大幕之上，如此和谐而又梦幻——只可惜，现在这些只剩下回忆了。
除了自己出去找吃的，自己也会利用自己的工作环境。在五十年代末，我到了农村，那个时候农民生产合作社极为流行——甚至盖过了学校的风头，父亲认为做点农事搞点吃的甚至甚于学习。于是，我也成为了在炎炎艳阳下的弄潮儿，每天满头大汗，但我并不觉得有多辛苦，毕竟还有大豆吃——等其他人不注意时，我总会摘些大豆去，然后生吃——那种滋味并不好受，但我却越嚼越香——真是饿怕了吧。
花生也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回忆了，那个时候的花生油浓香，让人无比回味，但这在如今如此家常便饭的吃的却在当时也是个宝贝——凡是宝贝，只有在过年这样“宝贝”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时候父亲一人给我们发四颗花生——喷香，花生可真是我的最爱，直到现在我都对它情有独钟，每天都买一大袋子花生去吃，都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可是当时，哪里敢这样的吃啊，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然后慢慢剥开，露出黄嘟嘟的果实来，然后轻咬上一点儿，解解馋味——那每一口下去都如同是在享受人间极品——即使它只是普普通通的花生，却也依旧令人幸福满足——而这已经是过年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光了，别人家的年只是简简单单几粒小米组合而成的稀饭，简简单单，几碗下肚，而对于肉食——那个年代简直无法想象。
六十年代初的生活确实令人后怕，在那个灾荒的时代，人们可谓是饥寒交迫，数万人不幸死于了饥饿，数万人走向了流浪的道路，吃饱饭，在那时成为了一种美好的幻想。但颇为奇怪的是，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会去抱怨，单纯的人啊，似乎很少有世俗的烦恼，呆呆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一家老小，很是满足。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国家对于党的信任无比坚定，哪怕艰难困苦，也无所畏惧。
那就同甘共苦吧，我们的财富终会到来，人民幸福的日子终会到来，美好的时光终会到来。
人们憧憬着，那个未来，不过之后，就摸了摸肚子。
“还有吃的吗？”
扭回头，问道。
（四）
青春的影视作品总是令人回味无穷——但显然，如今的影视作品中，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已经太少了,似乎只有几部有关盗墓的电视剧可以从中窥探一二——但也都是文革时期的场景，属于五六十年代的记忆少了太多太多了。
五六十年代我们的青春是如何度过的呢？那时候的我们虽然没有手机、电脑、游戏机之类的，家乡也并不是高楼大厦堆积而成，每天忙忙碌碌，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每天在河边捉条鱼玩，或者是在田地里斗斗田鼠，又或者是识识草药，种种地——这些乐趣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又累又脏，但殊不知，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这就是幸福。不过除此之外，那个年代还有更为独特的时代印记。
制度。
很多人都对于人民公社，粮票之流的制度了解甚多，因为在如今的课本中，这些制度都写得算是详细，但有一个却很少提到。
那就是定粮制度。
何为定粮？顾名思义，就是限定粮食供应，每月的粮食是固定的——这也算是一种无奈之举吧，国家那个时候很穷，生产效益也不算太高，但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却已经上亿了，如何吃饱饭的问题确实令不少人头疼。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在粮食紧缺的前提下进行分配粮食。
1955年9月，国务院通过并开始执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正是开启了定粮的年代，那个时候，一个人是每个月二十四斤口粮，平均一天也就是不到一斤。十来岁的年纪对于男孩来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必须要“大开杀戒”一番，即使我知道也省着吃也耐不住我好吃的天性，不到半个月，就把这些口粮撒噶完了，下个半月怎么办？我只能去借点小伙伴们的了，你说一两次就算了，总不能天天厚着脸皮去吧——但真心无奈，继母不给粮，自己又能吃，要想活下去，只能去借粮。久而久之，同学们都怕了我了，见了我就躲着我——不过还是有人给我口粮吃的，班里有些吃的少的女同学看见我那副可怜模样，就给我点窝窝吃——幸福的感觉来的有点快。
但是即使实行了定粮，但饿死的人还是太多了，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采取些办法去填饱肚子——这些办法自然就不能是我的那些歪门邪道了——不过其中的原理倒也颇有些歪门邪道，譬如偷梁换柱，在定量的白面里头加点玉米面，然后在做成各式各样的小吃啊，包子啊，贴饼子啊，炒疙瘩啊.....总之是想让人下肚去吃，村里城里这样的事情随处发生。
不过有些办法还是比较正规的，例如用粮票去买点吃的——粮票和山西省、太原市的联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例如解放战争期间的太原区公粮票，晋中区战时公粮票和山西省公粮票，这三种公粮票可为光荣，从太原区到晋中区再到太原市，他们见证了太原的解放以及山西地区的土改运动。他们伴随着山西——这块千年历史名省，浴火重生。
在那个年代，粮票成为了很多人的寄托——即使它不能够买细粮，但却可以买做好的成品细粮，例如早点铺的点心，馒头，油饼等——人们对这样的规定的依赖程度的特别的高，如果小孩子早上用可以买细粮的面票米票去早点铺里去买细粮是要挨打的——因为像这样的是必须省的花着，好不容易可以用粮票买些细粮还被用成了面票米票，这样自然很亏，没有便宜可占。
人们在挖空心思的获得粮食的同时，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难免就出现了——在像山西这样的老革命区自然没有，但远在新疆，对于这样的粮食定量的政策，不理解的人就多了起来。
“我有一首诗
可惜人不知
有人来问我
先给我个馍馍吃”
这是新疆八一农学院那时候出现在教室黑板上的一首诗，那个时候学校内部认为这首诗是对于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体现，于是要求各班的治保委员查一查是谁写的，结果却没有下文。但对此，我保持理解的态度——在程正渝先生的回忆录《在粮食定量的日子里》，里面有一段提到了那个时候新疆粮食窘迫的体现：
“记得那年新疆自治区党委后补书记、宣传部长林渤民，一位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呢子中山服、英姿勃勃的高级干部，来我院作了极富感染力的演讲《纪念“12.9”运动》，接着，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60年代初乌鲁木齐市的粮食只够吃几天的，区党委考虑的是如何从南疆调粮……
－－可见那时粮食问题是多么严重。”
而最令人害怕的是，当时国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空前紧张——尤其是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极大的裂痕，确实对中国当时的影响很大，1960年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而正因为此，可算断绝了粮食的供应，间接地导致了大饥荒所引起的灾难的产生。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毛主席在那时也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战为苏联，荒因苏联，为人民而战，如此有骨气的话语，放在百年耻辱史的那段时期，中国何人敢喊出？也只有毛主席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绝非一句空话，民族自信心在那个时候怦然而起。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历史写照，惨烈的粮食危机，自然灾害，党的政策失误以及国际社会与中国关系的紧张使得那个年代饿死的人数达到数千万，为了获得吃的，甚至在甘肃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案——如此看来，似乎山西与新疆的大学生们还算好的，至于那种诗的写出，有一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味。而至于我们会身处福地的原因，很少有人会去归结到定粮制度上去——但却是如此，相比于没有，有些许还是很有用的，它至少确保了饿死的人们是千万而不是上亿——一穷二白打天下，一穷二白守天下，一穷二白治天下，共产党人虽然有失误，但在生存这样的难题上，我们做对了，我们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安定，做到了我们所做的最好的结果——那些饿死的人们，我同情他们，为他们默哀，同时也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人的生命，宝贵而又绚丽，多彩而又无价。
北风呼啸，卷起千堆雪，或许它将会吹散，那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雾霾。
只有经历了，才敢去回忆，才敢去反思，才敢去展望，我们是饿大的一代，也是动荡的一代，但我们从没有认输过，面对天灾，面对威胁，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倒下去，就如同曾经的战争年代，就如同即将进行的决胜时代一样，奋斗，努力，为了活下去，为了活的更好，为了活出精彩。
（六）
姥爷说道最后，他哽咽了，老爷子今年已经75岁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再到文革，老爷子的前半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最后，老爷子轻描淡写的讲了讲文革——或许是觉得并不愿意多叙，或许是认为我应该有所了解，以“百分之二十五是白面，七十五是粗粮，外加两斤小米。”结束了那段岁月。
在他看来，或许文革时候的生活至少在物质上还是比较满足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但他心里头也明白，文革所带来的摧残，并不是物质，而是人的精神。
当我还想继续问八九十年代的事情时，姥爷摆了摆手，一手掏出泛黄的打火机，一手掏出一根细杆子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望向窗外，缓缓说道：“这我可就告不了你了，八九十年代啊，这个家还有别的人跟我一起走下来了，那段历史已经不在属于我了，孩子，去问你母亲吧，她会比我讲得更好。”
于是下一个采访的对象，我的母亲——一个标准的大吃货，一个顶尖的大厨。母亲自然也愿意跟我分享，她的童年与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