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喜欢看艺术家们的各类采访，听他们诉说成名前的落魄。这些采访让我误以为我的命运至今没起色，是因为不够落魄。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待在家里，仍以作家自居，来逃避工作和现实的问题，对外界的一切都没什么印象。也试着写点东西，并没什么成型的东西出来。
父母对我的期望再次调低，不时告诉我附近工厂的招工信息，让我也去试试。看我毫无兴趣后，他们感叹，如今这个时代多好，只要肯出力就能赚到钱，一个月两三千，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你这样在家里玩，天上能掉钱吗？
我依旧不为所动。留下他们的叹气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旋。
到了2011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他还给我姐托梦，问我姐，我是不是还不上班混日子。我姐红着眼，把这话转述给我。除了悲伤，我更多的是愤怒，大声质问他们，怎么我写东西，在你们眼里就成了混日子呢？
不过在2008年，我确实是在混日子。
4到了秋天，我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
《鲁中晨报》在每个县区有固定的四个版面，每天早上报纸运到后，再把印好的版面塞进报纸里。刘总主业是一家酒店的经理，副业承包了版面。我的工作就是去拉广告。原来的业务员是个女的，我去了，她就辞职了。
家里给我买了辆电动车，每天我骑着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进沿街房去推销广告。但凡推销，遭受的待遇别无二致，不耐烦，冷眼相对，轰出来。大半个月的时间，我只说服了一家刚开业的火锅店做了一个版面的广告，六百块钱。刘总从中抽给我两百。这是我第一笔业务，也是最后一笔。
天气越来越冷，电动车的电池电量不禁用起来，从村里到县城要十公里，如果再去跑业务，下午就没电量回村了。到了县城，我常坐在小公园里边抽烟边思考前途。有时，刘总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跑业务。刘总有时还安排我跑腿，比如送东西、给他的领导搬东西之类。
混了一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刘总说：“跑业务没底薪，按业务抽成，你就跑成了一单，钱已经给你了。”
冬天来临之前，我参照满大街散发的各种男科医院的杂志，问家里要了一千多块钱，在街头找了家文图设计店面，仿印了三百本名叫《怪客》的杂志，内容是我当时喜好的文章和夹带私货——自己所写的小说，封面是县城颇有知名度的流浪汉与长着翅膀打扮成哥特样式的艾薇儿的合影。流浪汉六七十岁，蹲在墙角，一只手扶着秃掉的头顶，眼神颇有追问人世的深邃。
杂志装在麻袋里，挺沉。我拿着杂志，去沿街的各种店面，说服他们在上面刊登广告，然后找朋友帮忙在商业街和附近的高中散发。当一个男的在我脸皮底下把这本刊物扔进垃圾桶时，我愤怒地追上去，问他为什么扔了。他说：“不扔了留着有什么用呢？”
我怒斥：“这不是一般的杂志！”
他吓坏了，没再说什么。
至今，仍有半麻袋杂志扔在老家，大概已经发霉了吧。
前年夏天，我从姐姐家出来，一个老头正趴在灼热的马路上，两只手扒拉着一坨凉皮往嘴巴里送。我去附近买了两个饼，递给老头。老头顿时火了，瞪着我，用力摆手，嘴巴发出呜呜之声。
这个老头就是我当年印在杂志上的流浪汉，这么多年过去，他仍存活于世。两个饼与其说这是我的善举，不如说是多年前对他肖像滥用的弥补。
5冬天的一个晚上，和父母吵完架后，我搬出来，在县城和许桧住到了一起。
房子是许桧哥哥的毛坯房，三室两厅的房子里空荡荡的，我们买了两张折叠床放在阳台，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还好点，暖洋洋的，到了晚上就有些冷，冷并不可怕，脱光衣服裹上两床被子就可以。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一楼的一户居民是菜贩子。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楼道两边都堆满了成筐的蔬菜，我们会酌情偷些。
许桧靠走私车赚了不少钱，这两年也都顺手花得差不多了。但许桧不愧曾经阔过，还想自食其力创业。
许桧想让我和他摆摊卖米线，成本低，来钱快：去旧货市场，一辆人力三轮车大概也就一百多块钱，桌椅板凳一百多块钱，锅碗瓢盆二百块钱，米线和调料之类的也就十几块钱。
许桧之所以想让我跟他一起干，是他没有启动资金。我虽然没有钱，但他盯上了我的电动车，我没同意卖。
为了说服我，许桧买来了米线和配料，一是为了练习厨艺，二是为了向我证明他的炒米线非常好吃肯定会热卖。吃了几天他亲手做的米线，意犹未尽，当我准备把电动车卖掉时，电动车被人偷了。
许桧让我别着急，我们再去偷辆。我们计划去县城北边的一家网吧门口偷电动车，只是我们住在城南，还要先偷辆自行车骑过去。我们把小区里的一辆自行车，拉到花坛里锯锁。锯了半天，锯条断了，车锁也没打开。偷电动车的计划就先搁浅了。
一场大雪后气温急转直下，腊月寒冬已经来临，许桧打消了卖米线的念头。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在电磁炉上烧热水取暖。食不果腹中，许桧和我萌生了去抢劫的念头。我们要财不害命，拿刀太危险，出了事就坏了，晚上看不清，拿把铁勺足够了。可天寒地冻，我们在色情场所附近蹲守了一个多小时，便被冻得受不了。
临近春节，我给家里打电话，表达了和解的意愿，顺利从父母的手里要了一百块钱，打了辆车，把东西拉回家。分别之际，许桧对我依依不舍，问我能不能给他点钱。
我给了他几十块钱，说以后再见。至今，我们再没见。
6虽然时运不济，也并没有磨灭掉内心的发财梦。
2009年春节后，没出正月，我向表哥和初中同学分别借了一千块钱，在市区租了个房子。同住的有高中同学张顺和黄良成。我和张顺在市区另外找了个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注册营业执照，业务是“传媒”，实际上是拉广告。
本来我们打算注册公司的，说出去也好听，不过我们没有注册资金。
我们的想法是办一个面向大学生的杂志，里面是各类商家的广告。在大学开学的空档期，我们窝在住处，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不时进行头脑风暴，彼此打气：金钱和女人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为即将成为令人鄙夷的成功人士而窃喜。
黄良成本科学的油画，比我晚一年毕业，之前当美术培训老师。月工资六百多，工作了一个月恰好碰到两个朋友结婚，随出去四百块的份子钱，剩下的两百不够一个月的生活费。黄良成越想越不对劲，这样上班，永远也发不了财，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没过几天辞了职。我们邀请黄良成搬进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分担房租。得知我们在创业后，他也按捺不住了，准备占领本市的墙绘市场。
三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喝酒，然后去外面唱歌。情到深处，也会说几句营养的话，诸如，农村出来打拼不容易，没人脉没关系，留给我们试错的机会都不多，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说完我们共同举杯，然后躺在KTV包间里昏昏睡去。
我和张顺四处为项目拉广告，收效甚微。口才不行，也缺乏韧性。逐渐张顺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也奉劝我尽早放弃。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早出晚归人瘦了一圈，没有任何的起色。
终于有天，我意识到自己被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所毒害了——创业伊始，我从盗版书摊上买过几本马云、史玉柱的书。成功人士的辛酸往事和力挽狂澜的事迹，令我在黑夜之中热泪盈眶、心潮澎湃，那些毫无疑问被夸大了的情节，使我认为自己和他们属同道中人——目前的惨状是一种修炼，自己终将会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走向成功，身价过亿，成为体面人，在世人面前露出自信的笑容，主宰他人的生活。
这种虚妄的心境支撑着我每天去接受客户的羞辱，以为这是成功的必要途径。我翻看创业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励志语录和长达十年的事业规划，如今看来只剩下刺眼和反胃。笔记本里夹杂着我这半年来向人索要的形状各异的名片，足有七十八张，也就是说，我至少见过这么多人，遭受到这么多的白眼和嘲讽。
半年来，熟识的朋友都被我借遍了。每周会接到一两个催债的电话，我的名声无可救药坏掉了。离开家的时候，我发下毒誓，再也不会伸手要钱，要自食其力混出个摸样来。可父母一早就达成共识：让我饿死在外面，或者奄奄一息之际回到家中吃饱后乖顺地去工厂上班，然后娶妻生子续香火。
黄良成的事业也没有半点的起色，他从家里拿了五千块钱，买了台电脑，自此开始通宵达旦玩网游。半年的时间，黄良成收获了数千块的外债和因酗酒徒增的二十多斤肥肉，阳台上摆满了喝光的小绿瓶牛栏山二锅头。
夏天过去，天气转凉，他才象征性地在小区的广场上摆了个张桌子，散发给宠物狗画油画的名片，自然是没人搭理。
大半年的朝夕相处，让我们三个人明白，再这样厮混下去只是加快腐烂的速度。
租房半年，账单上一千五百块的水费，让我们意识到，马桶昼夜不息的滴水究竟意味着什么。押金抵不上水费，租房用的是张顺的身份证，他说这钱不能给。
在房东赶到之前，我们三个跑了。又过了几个月，张顺在招聘会上碰上了房东，被扭送到了派出所，最后把拖欠的房费补交了。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外地，给他汇了我应交的那笔钱——这些都是后话了。
7去外地之前，我花了一百二，在道庄小区租了个由客厅改造的单间，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物件，我把电脑放在床上，被子铺在地上坐在上面写长篇小说。
除了出去买烟、饭菜以及上厕所，我足不出户。写累了我在几平米的空间里走来走去，通过小窗户往外看，中午十一点左右有个老太太会在院子里用柴火烧水，天黑之后什么都看不见。
同住的还有三家房客，其中两个单身，一对情侣。那对情侣晚上总会肆无忌惮地亲热，女的呻吟声抑扬顿挫。有时在夜里十点左右，有时候在凌晨一点左右，总之这种声音一出现我就不能入睡了。
我每周坐公车回村，拿几十块钱饭钱，再回来写作。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完了长篇，洗头时发现后脑勺斑秃了一块。然后，我退掉房子。向出版社四处投递小说，和以前多年一样没有音讯。我曾指望这个小说会给我的生活带来转机，没过多久也不奢望了。一年半后，小说才得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