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天堂看我
陈少波 文/摄
父亲离世已经37个年头了。
那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坚强的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没给我发电报。直到寒假，当我带着牵挂和思念扑进家门的时候，才得知父亲已经永远的走了，那一年，他刚刚49岁。
家乡的山野里白雪皑皑，西北风冰冷刺骨，那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父亲弥留之际，身旁守着除了我以外的6个儿女，最大的二弟15岁，最小的妹妹只有5岁，而身在异乡读书的我刚刚18岁。
我无法想象，面对挚爱的发妻、膝下一群深爱着却未谙世事的儿女，父亲该是怀着怎样的不舍和心痛，无奈地离开这个令他无比辛苦却又无比留恋的世界。
而作为长子的我，未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守候在他的身边，成了我今生永远无法治愈的痛。
（一）
父亲的出身很苦：太爷爷早年从河北逃荒来到东北，一条扁担担着全部家当。爷爷是个木匠，大概40多岁就去世了，奶奶带着六个子女，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坚忍的生活。解放以后，三代贫雇农出身的家庭里，大伯当了土改干部，二伯也当了生产队长，而父亲自幼便接过了爷爷的鲁班斧，做了木匠。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三，大伯二伯婚后分家另过，家庭的重担便全压在了父亲身上。小时候听父亲说，在母亲之前，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因为家里太穷，又要照顾弟妹，日子太苦，对方实在无法忍耐，不久就离了。
婚姻本就是缘份。别人介绍父母相亲时，母亲是供销社的店员，父亲比母亲大了9岁。父母结婚后，陆续生了我们7个子女。一个9口之家，在那个贫苦的年代，生活的艰辛今天无法想象，连维持温饱都是最大的问题。在我年少的记忆里，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好的主食就是玉米粥，东北人习惯叫“大馇子粥”。连粥也喝不上的时候，烀土豆、糠麸煮野菜就是日常的三餐。即便如此，父亲的脸上从来看不到愁苦和绝望，总是挂着自信慈爱的笑容，高兴的时候，还会哼唱几句。
北方严冬的清晨冷得让人恐惧，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连清晨的阳光也照不进来。每天孩子们最痛苦的，是睁眼醒来后，从被窝里把热热的身子怎样咬着牙塞进冰冷的棉衣棉裤里。那时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当我们像一窝小麻雀一样被母亲叫醒的时候，父亲已经烧热了小火炉，特别冷的时候，就在屋里举一把茅草点燃，烟雾弥漫在棚顶，屋里充满了带着草烟味的暖意。父亲和母亲把我们的棉衣棉裤一个个翻过来在火炉上烤一会儿，再翻回去递给我们穿上，两条腿伸进棉裤的时候，里面热热烫烫的，那一种感觉，足可以让我们抵御一生的寒冷。
大约6岁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二弟三弟躺在被窝里快要入睡，父亲从外地干活回来，我们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喊爸爸，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着的面包，带着温热的体温。母亲小心地给我们兄弟三个每人分了一块，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俄式老面包，甜甜的、酸酸的、柔软中带着稍硬的口感和诱人的发酵过的麦香，那是我们兄弟三个第一次吃到面包，好吃到连掉在被子上的碎渣也用舌头舔起来，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面包。直到现在，每次经过面包店的时候，都忍不住进去问一下找一下，想找到那种面包的味道，可惜，至今没能找到。后来，我逼着自己相信：童年那种美味的面包、那个带着父亲体温的面包，我今生是再也吃不到了。
（二）
父亲从小没念过书，母亲是高小毕业，教父亲认识很多字。可也闹出好多笑话：比如那时候罗马尼亚的总统名叫齐奥塞斯库，父亲在报纸上念成“齐臭塞斯库”了，母亲经常用这个嘲笑他。父亲没喝过多少墨水，可是悟性很高，渐渐地，读报、记账、看医书甚至给村里的宣传队写小剧本都能做到。那个年头，偏远的乡下有文化的人太少了，父亲俨然成了没念过书的半个“文化人儿”。
因为自己没念过书的遗憾，父亲最大的快乐就是供孩子念书，看孩子念书。我从小爱写字，外公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成了我书法的启蒙老师。那时候买不起毛笔，父亲用猫毛狗毛马毛之类加上筷子扎过，买不起墨汁母亲就用锅底灰研碎兑水。不记得什么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毛笔，那只毛笔，我视若珍宝，用了几年，笔尖都磨秃了。每到腊月年根儿，村里左邻右舍的乡亲拿着大红纸，到我家里求我写春联。父亲总是守在炕桌边，一脸殷勤得意的笑容，一边陪着唠家常，一边帮我裁纸，嘱咐我好好写，帮我斟酌词句；母亲此时里屋外屋忙活着，端茶倒水，照顾锅里蒸着的馒头；弟弟妹妹们炕上炕下欢闹着，大一点的帮母亲烧火，拾掇屋子；简陋的茅屋里，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
父亲爱唱而且唱歌很好听，不会识谱但可以拉几下二胡，会唱的就能拉出曲调。记事儿的时候，就记得家里有一把破旧的二胡，父亲高兴的时候，就拿出来拉几下。受父亲的熏陶，我也学着拉起了二胡，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会了识简谱，已经可以拉《二泉映月》这样的曲子了。那一年，县里搞中小学生文艺调演，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被推选上台拉二胡独奏。那可是我第一次走出小山村，第一次到了有楼房的县城，第一次住了旅馆，第一次吃了饭店。回到家的时候，我一脸兴奋地对父亲母亲说：县城里可真大呀！楼房有三层呢。
我小时候爱唱，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曾经有副好嗓子，那时候的样板戏唱段，我大都能唱得有模有样。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带我赶着雪爬犁去看奶奶，到了奶奶家，父亲说：“给奶奶唱一个吧！”我羞怯了半天，才给奶奶唱了一段，奶奶把我抱在怀里说：“我孙子唱得好啊，比戏匣子里还好听呢！”父亲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傻傻的笑着。
（三）
父亲的木匠手艺很好，十里八村，小有名气。那个年代，没有电动工具，所有的工序都靠体力和最原始的工具。刨平、造榫卯，全靠刨子、凿子、手锯等工具一步一步雕琢出来；把一根粗粗的圆木破成木板，要用墨斗打好线，然后立起来固定住，两个人拉大锯一片一片的锯开。七八岁开始，有时父亲在院子里干活缺人手，破圆木的时候就喊我帮他打下手，他在高处拉锯，我在低处顺着他的力气送锯，大锯端不平就拉偏了，但父亲从不责怪我，一边拉锯一边鼓励我：“儿子长大了，能帮爸干活儿了”。父亲最拿手的活儿是竖房架子，上梁架柁起檩子挂椽子，这可是盖房子最关键的工序，如果架子竖歪了，柁梁挂歪了，房子就会倒掉。村里36户人家，老房子除外，多数后盖的房子，都是父亲一锤一锤订的房架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万能的，没有他不会的东西，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很高，邻里乡亲盖房子需要出工出力，他有求必应，从不计较工钱；实在困难的，说几句好话就顶了工钱。村里谁家夫妻之间、老人与子女之间打架闹矛盾，总少不了找他去劝解说和。母亲年轻时过度操劳，体弱多病，经常要吃药打针。那时候乡下几个村才有一个“赤脚医生”，父亲为了母亲治疗方便，用心琢磨，竟跟着赤脚医生学会了打针。不久以后，连村里的乡亲谁家头疼脑热得了急病，也半夜三更的找他帮着打针。他起初百般推辞，但耐不住央求，只好硬着头皮帮忙。一来二去，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他也更用心了，母亲看病时，他不忘向医生请教病理医理，还不知从哪借来了几本医书，没事就翻看研究。渐渐的，成了村里不挂牌的“土”医生。
7岁那年，我得了荨麻疹，这个病不大但很邪门，每天过了中午太阳西下就开始发作，皮疹先是从臀部腹部，继而像一片片丘陵扩大到全身，奇痒难忍，非常痛苦。父亲背起我四处求医，大队卫生所、公社医院，该看的医生看遍了，吃各种抗过敏药、打各种抗过敏针，多数是激素类，然而皮疹是打过针吃过药就退，停了针和药就再犯，父亲为此心痛又焦急。俗话说“有病乱投医”，姥姥说这病叫“鬼风疙瘩”，是不小心冲撞了鬼神了。姥姥说她家附近有个看阴阳的李先生可灵了，爸爸就背着我，由姥姥带着去那个李先生家。老先生让我脱光上衣，一边口中念叨些什么，一边用毛笔蘸墨在我前胸后背上画了满满的稀奇古怪的字符，然后还用朱砂在纸条上画了两道符咒，嘱咐父亲晚上临睡前烧成灰兑进水里让我喝下，还嘱咐我十二个时辰内别过横道。父亲回去和母亲虔诚地按照先生的要求做了，可我的病还是没能好起来。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个老人口中听说，用陈年的谷草点燃，然后让病人在烟火中熏烤一会儿，再蒙着被子发汗，可以治疗荨麻疹。父亲寻遍了全村，最后在一户乡亲家里要到一片谷草编的草帘子，这是北方冬季挂在窗外保温用的，已经用了四五年了。父亲如获至宝，兴冲冲抱回去，叫母亲在热炕头上铺好了被褥，然后在外屋把谷草点燃，让我一丝不挂地站在火堆旁熏烤。陈年的谷草燃烧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火焰烘烤的我大汗淋漓，我看到父亲的脸被烟火熏呛得又黑又紫，不住地咳嗽，头发和胡子上挂满了黑黑的草灰，但仍然坚持着。不到5分钟，我就逃命般钻进了炕头的被窝里。父亲无奈地一边埋怨着我说：“这孩子，我都能忍，你咋不再多烤一会儿呢！”一边帮我掖紧被角。我在热炕头的被窝里大汗淋漓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醒来，我的荨麻疹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至今再也没犯过。
（四）
小时候的我，老实怯懦，不会骂人，从不打架，还经常受同龄孩子的欺负。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邻村的孩子总是欺负我，甚至追到村子里打我。有一天，我哭着去找父亲告状，父亲正在干木匠活儿，我看他的额头和胡茬上挂满了锯末木屑，他一边干活一边说：“别哭，怎么了？”我说邻村的孩子欺负我。他又问：“他为什么欺负你？你惹他了吗？”我说，没有。他又问：“他比你大吗？比你高吗？”我说：和我一样大，差不多高。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蹲在我面前，眼睛直视着我，一字一句的说：“男人，不能欺负别人，更不能受别人欺负；一次两次可以忍，再忍他就会天天欺负你！哭，说明你软弱。等你长大了，如果还受人欺负，你还来找我告状吗？”我仿佛胆气一下子冲到头顶，用袖子擦一下眼泪冲出了屋子，直奔那个孩子打了我的地点，看见那孩子正在雨后的积水边玩耍。我直冲过去，一把揪住那孩子的衣领，瞪圆眼睛对那孩子吼到：“你还敢不敢再欺负我？我要把你推倒水里淹死！”那孩子先是怔怔地看着我，然后吓得声音颤抖，求饶说：“不敢了不敢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松开他的衣领，向后退了几步，那孩子吓得瘫坐在泥地上。我转过身，昂头挺胸的走回家。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孩子敢欺负我了。
小时候村边山林和庄稼地里，偶尔有狼出没。大人们说，如果遇见狼，别往林子和庄稼地里跑，要赶紧回到路上，狼轻易不敢扑上来。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一次在山上打柴，回村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狼在身后远远地尾随。我在小路上拼命地奔跑，幸亏离家不远，当我惊魂未定地跑进院子时，父亲正在抡锛子破木皮，我带着哭腔喊：“爸，我被狼追了！”父亲二话没说，随手拎起斧头，风一样顺着我指的方向奔去。到了不远的村口，看见那只狼正在苞米地头的草丛里，满眼凶光的眺望着村里。父亲提着斧头一步步靠近，那狼也不逃走，依旧凶狠地看着步步逼近的父亲，似乎等着送到嘴边的食物。父亲在十多米处大喝一声，猛地把手中的斧子掷过去，那狼嗷的一声，掉头钻进黑黝黝的玉米地里不见了。父亲走近拾起斧头，大步流星的回到院子，告诉我：别怕，狼被我赶跑了，以后不要一个人上山了。
（五）
我故乡的小村，西、北两面环山，村西200米左右，有一座小丘，村里人叫它“小馒头山”。小馒头山与村子之间，是一片田地，记得当年，我家的几垅园田地，就在这一片田地之中。
父亲不做木匠活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侍弄田地，种土豆、豆角、茄子、黄瓜之类的蔬菜，供全家一年食用；馒头山的北坡下面，当时是一片荒草地，父亲得闲的时候，一镐一镐在那里开出了一片地。父亲说，这是荒地，第一年庄稼长不好，种荞麦吧，打下荞麦面还可以做干粮。当时的我们，不知道荞麦是什么，只记得那年夏天，那一片粉红的荞麦花真的很好看！父亲应该无心欣赏美景，秋天打下荞麦，磨面蒸馒头，虽然赶不上白面馒头好吃，毕竟全家人可以充饥。
初二那年，因为生活所迫，父亲和母亲卖掉了老家的两间茅草房，一挂马车拉着一群孩子和全部家当，告别了乡亲，举家搬到了当时的公社所在地。那是一个比原来的小村大了许多的乡镇。
打那以后的几年，生产队里的农活父亲照常干着，只是在外面做木工活的机会多了许多，日子也比以前过得好了一些。
高考的前一年，父亲病了，整天整夜的咳嗽，痰里时常带着血丝。在母亲催促下，只好去了医院。记得那一天的晚上，父亲和母亲从省城看病回来，母亲的脸上挂着泪痕，带着绝望的哭腔告诉年龄最大的我：父亲得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当然知道癌症意味着什么，一瞬间，感觉天就要塌了。
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一群尚未成年的孩子，得了绝症的父亲，哪里有能力给自己看病啊！求借无门，母亲只有以泪洗面，给父亲买最廉价的药，煎熬着、心痛着、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父亲从母亲忍不住的眼泪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他把我叫到跟前，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是家里的长子，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是家里的希望。你愿意读书，别因为我有病误了学习，你要给我争气，一定要考出去！”我含泪重重地点了点头，似乎预感到：父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父亲的病况越来越重了，连走路都没多少力气。一天晚上，硬挺着去了趟后院的大伯家。大伯家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当时在全镇也没有几台。父亲看了一晚的电视，大伯家的二姐还给父亲冲了一杯奶粉。父亲回来后，整个人似乎好了许多，对母亲和我们说：我看了电视，好像浑身好了许多呢！奶粉可真好喝啊！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拼命地学习备考，每天在学校的教室里，一学就学到后半夜。我念高中的时候，高中是两年制。因为文科较好，也因家境贫寒，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动员我从高一跳级到高二，直接参加高考。我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问我：你能行吗？我说：我能行！这样我就从高一没念几天直接跳到了高二，提前进入高考备战。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跳级，也许这辈子上大学的机会就失去了。
学校离我家，大约有一公里的距离。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爸半夜去你学校两次了！”我问：“我咋没发现呢？爸去干什么？”母亲说，他在窗户外看你，看你是不是在学习。母亲还说爸爸回来对她说：“儿子是在学习，坐的跟钉子似的，我放心了。”
1980年，我带着父母的期望，参加了高考。那时候的高考，是分两次的：初试合格，才能参加正式高考。据说我初试的成绩，在全县农村中学排了第三名；可复试的时候发挥失常，再加上数学原本不好，最后，被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
尽管当时高考的录取率只有1/200，但我的心情依然有些沮丧。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爸爸高兴极了。对我说：“你真的给我争气了！当个老师不错，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当个好老师！”父亲还说，我要是没病，能给你做个装书和行李的箱子该有多好！我含着泪说：“爸，我自己做吧，我会做。”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用父亲的工具，家里废旧的木板，为自己做了一只漂亮的木箱，安上了提手和锁扣，漆上了漂亮的宝蓝色。完工的时候，我骄傲地拎给父亲看，父亲里里外外看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啊！不愧是木匠的儿子！”这只箱子，一直陪我读完了大学。
开学的日子近了，父亲的病更重了。他叫来了四叔，嘱咐他说：“你侄子上大学，是家族的喜事啊，我没能力去送了，你代我把孩子送去吧，万一人家学校对家长有啥要求呢？”我流泪告别了父亲，和四叔一起，登上了远行的汽车。
可这一走，竟成了和父亲的永别。
父亲临终前几天，自己说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我儿时的小村，回到了他亲手盖起的那两间茅草房。他对母亲说：“等我死了，把我埋在馒头山南坡吧！”母亲流着眼泪答应了。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终于带着他满腔的不甘、眷恋和遗憾，握着双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母亲的眼泪已经哭干，坚强地带着家里我的的六个弟弟妹妹，按照父亲的遗愿，把他安葬在故乡的镘头山下。
直到现在，我时常梦见儿时在老家的情景：夕阳西下，母亲扎着围裙，站在院门口喊着我们一串名字，贪玩的我们像小燕子一样，飞快地飞回窝里；爸爸把心爱的工具，一件件收回帆布包里，带着一身木头和旱烟混合的香味坐到炕桌前，香香地喝一口老酒，然后用慈爱的眼神环顾着大口吃饭的儿女们。
那个情景，那些往事，我知道再也回不来了。
每次回乡祭拜父亲，走近故乡的小村，一草一木，都令我想起儿时的情景。看见有些至今尚在的当年的茅草屋，我仿佛看到父亲骑在房梁架子上，耳朵上夹着铅笔，挥舞锤子干活的样子；走过小村和馒头山之间的田地，总要驻足一会儿，因为那土地上，曾经留过父亲劳作的脚印。
这些年我写过许多文字，每每想到要写下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可每当提起笔，便禁不住泪流满面。
今年清明前两天，远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打来电话说：“爸爸，清明节放假，我想回去给爷爷上坟。”我心里一热：孩子大了，懂事了，我也老了。我说：“这么远，就别折腾了，机票也够贵的。你有这份心意就行了，爸爸替你表达，你爷爷也会知道的。”
是的，我坚信，我们每天做的一切，父亲都会知道。如果有天堂，父亲一定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用他的手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房子。那里没有病痛，没有劳累，没有贫穷，他可以每天悠闲地坐在窗前，吸着旱烟，看着儿女们的一举一动，看着这个悲悲喜喜的人间。
（2017年4月4日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