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帆布书包，小学时代，你是否和我有同样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湖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一栋二层的青砖小瓦楼房安静地坐落在山坳里，这里原来是大队公社，后来村里办学堂就成了我的小学学校——和平小学。
学校是没有围墙的，一条土路从操场边上穿过，连接村头和村尾。操场的地面是黄砂土经过碾压夯实而成的，虽然远不如水泥操场，但还算平整。靠近教学楼一侧栽着两个木篮球架，篮架是村里木匠根据别人的描绘做的，装上由学区分配下来的铁蓝框，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挖坑栽上，算是学校也有个篮球场了。
篮球架虽然是有了，但学校没有篮球，村里人包括老师也没几个人会打篮球，所以基本就是摆设，大多的时候是做为学生课间休息时攀爬玩耍的场地。经常是两个好胜的同学各选占一根篮架的立柱，再选一个同学做裁判，其他人就围着准备呐喊助威。裁判一声“开始”后，两人便双手抱着柱子，两条腿也夹得紧紧的，用力地向上攀爬，谁先站上篮架的横梁就算赢。只是这样的比赛常常在老师的呵斥下一哄而散，爬上篮架的孩子也是惊慌失措地赶紧又抱着立柱滑了下来，也有胆大的双手抓着横梁把身体吊在空中然后再落到地上，这样难免会崴脚受伤。不过，那两根圆圆的篮架立柱早已被摩擦地油光锃亮了。
在我的印象中，唯一的一次篮球出在这个篮球场上是乡政府和村支委搞的一次联谊活动而举行了一场篮球赛。砂土地上，村支书安排人提着几桶石灰画出了篮球场的标线，双方运动员进场比赛。乡政府的干部队穿着统一的球服，村委队的服装则是五花八门，有穿短裤短袖的，有穿长裤短袖的，也有长裤长袖的，颜色也是各不相同，唯一统一的是一双绿色解放鞋，只是有老旧之分，不过这样相对于干部队倒也好区分。
裁判自然是干部队中未上场比赛的干部来当，但只要不出界就基本不会响哨，来围观的村民的笑声倒是充斥着整个山谷，因为村委队打篮球的动作一看就是由赶牛、割稻子、锄地等动作演变而来的，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有几个妇女直接笑趴在地上。
这场比赛最终毫无疑问地以乡政府的干部队大获全胜，村委队倒也幸运地投进了几个球，非常地兴奋，还意犹未尽，表示还想打一场扳回来。
篮球场旁边栽着一根杉木旗杆，那杉木一看便是在深山里精挑细选出来的，笔直笔直的有三丈来高，底部有大碗粗，到了梢顶也就只有杯口那么细了。因为学校没有升旗仪式，所以五星红旗一般是固定挂在上面，到了期末才会取下来，第二个学期开学又挂上去。
距离旗杆几米开外，踏上一个石阶就是教学楼了，走道上竖立着十几根方形石柱支撑着楼上的大木房梁，非常地稳固。以石灰砂浆砌的青砖墙面配上褐色小瓦屋面的结构形式，再加上木楼梯、木楼板、木栏杆等，无须另加装饰，在青山绿水间显得格外协调。
木楼梯布置在整栋楼的中间，两边是四间教室和两间教学用房及食堂。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有简单的煤炉、灶具和碗筷，米和菜都是老师自家带来的，请了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妇女为几个老师做中午一顿饭。当然，如果老师有孩子在上学的话也会在这里吃饭，那都是能让其他孩子异常羡慕的事。而在我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来到学校当民办老师，我有幸在这吃上了一年的午饭。那也是平生第一次吃上了用钵碗蒸出来的米饭，当揭开蒸笼那一刻，米饭的香味就溢了出来，直往鼻孔里钻，能让人禁不住地咽口水，感觉相比起家里的捞米饭不知道喷香了好多倍，几乎不需要什么菜，光吃米饭就足以让我舔完碗壁跟洗净了一样，那种站在门口等饭熟的垂涎情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楼的是幼儿班和一、二年级的教室，到后来五、六年级集中到了乡中心小学上课，一楼就只有幼儿班了。幼儿班的教室里没有课桌，四五米长一条的凳子摆了几排，既是凳子也是桌子，老师在教读的时候就坐着听读，而长凳是比较宽的，几乎可以放得下一个小本子，所以要写字的时候就或蹲或半跪着在地上把凳子作桌子也足够使用。只是长凳子上面没有明显的座位区分，孩子们都会用特有的记号标明哪儿是自己的座位，是不允许被侵占的。
从中间楼梯上去，厚重的松木楼踏板和扶手无疑体现了山里匠人的朴实和稳重，每一块木板都拼接地紧密有致。平整光亮的楼面板是来源于匠人精湛的手艺，也是学生们无数个小脚印的精心打磨，而灰的颜色是长年累月的日升月落镌刻而成。这种特有的结构和色调在山村里的学校不算稀奇，但在我后来走出大山之后却很少遇见，所以难免怀念，以至于当初我们上下课蹬踩着楼板“咚、咚、咚”的急促声音很多年后还回响在我耳边。
从中间楼梯上去到二楼，楼道上的条石立柱改成了青砖柱。靠近楼梯的一个立柱旁，从屋檐梁上拴着一根铁丝下来，铁丝上吊着一块铁板，而青砖柱上留有一个小洞，倒插着一把小锤子，这就是学校的响铃了，每天六节课十二次响铃由一个老师负责看时间和敲铃。
二楼的楼道因为木质的特性又打得很干净而显得非常宽敞，这是我们课间休息、玩耍的主要场所。在一块楼板上用粉笔画上一个圆圈，再到远端画一根线作为起点，三五个同学就可以开始玩“打瓶盖”的游戏了。游戏可以分边玩，也可以混战，每个同学大拇指套着一个小瓶盖，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也套一个小瓶盖，套着瓶盖的手指间捏着一个稍大些的瓶盖，放在起点线上然后发力一捏，稍大点的瓶盖经过两个小瓶盖的挤压、摩擦，就快速地向画好的圆圈滑蹦而去。这样一人一次机会，轮番进行，只有瓶盖停进了圈，获得了“子弹”才能去击打“敌方”的瓶盖，击中一个“敌方”的瓶盖算是消灭一个“敌人”，但如果在没进圈之前触碰到了“敌方”的瓶盖就算是“自杀”。
玩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方向和力度，有时还要借助墙壁等利用折线拐着弯去击中“敌人”，所以撞击墙壁的点和角度都要计算好，这属于高难度的击打方法，而我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尤其擅长，我想我后来到了中学之所以特别喜欢几何课程，可能也是由此而萌发的。
除了“打瓶盖”，也有喜欢玩“打纸板”的，用一张或两张纸折成有点厚实感的三角形或正方形纸板，每个都是三四寸大小，参加游戏的同学都会折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作为游戏资本。开始游戏时，一人或几人都放一个纸板在地上，另一个则手拿着自己的一个纸板，选定目标后将纸板砸在别人的纸板上或是旁边，利用反弹力或是瞬间的气流把别人的纸板翻个面就算是赢得了这个纸板，如果没有把别人的纸板翻转过来，则轮到对方来击打。山村里的孩子因为祖辈的认知以及有限的家庭条件，很多人不会在学业上去争取优异的成绩，只要学会认字和算术就好，毕竟能靠读书飞出山外而改变命运的是少之又少，但他们会在这些胜负游戏上都要一较高下，几乎是没有服输的。
此外，如果天冷了，“跳山羊”、“斗鸡”等也是男同学争相参与的游戏，而女同学则玩踢毽子、跳格子等，楼道里落满了我们儿时的童趣。
楼道的两端各是两间大教室，每间教室前后两个门，两侧共有五樘敞亮的大木窗，都是风蚀霜打多年之后的原木色。窗子是通透没有玻璃的，所以即使到了夏天，教室里因为有山风的吹拂，一点也不会觉得严热。但到了秋冬季，当寒流袭来的时候，教室里就和室外一样的寒冷。而这个时候，学校会买来一些大张的白纸，再熬煮些米汤作浆糊，然后把大张的白纸封贴在窗框上，用以来抵御刺冷的寒风。不过这样的御寒措施所能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调皮的孩子在放学期间趁没人的时候会拿石子瞄着糊好的纸窗练手法，而遇到雨雪天，薄薄的白纸也禁不住空气中水分的侵袭而变得脆弱不堪，呼啸的寒风围着窗口轮番攻击，攻城拔寨般地将白纸糊的窗一处一处的撕开，透过撕开的洞口朝教室里像胜利一样地叫嚣着。对于低处的破洞我们会找些白纸及时补上，但终究无济于事，所以用到快放寒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千疮百孔了。不过这时候也无关紧要了，来年又是习习的凉风吹进来，等到了下一个的冬天再重新贴上一层崭新的白纸窗御寒，所以古朴的松木窗框上永远沁透着一股浓浓的米浆香气。
对于课堂上的寒冷，我们还有一个驱寒的好办法就是－－带火盆。在家里找一个废旧的搪瓷脸盆，在盆沿上用钉子钉出四个小孔穿上铁丝，于自己腰那么高把铁丝系到一起作为提手，还要做一个“S”形状的铁丝钩，当盆中的火烧得很旺、提手烫手的时候，就可以拿铁丝钩提着走。
我常记起的是，等我吃完了早饭，父亲已经用木炭烧燃了盆中的火，再放上一些干柴就可以提着走了。叫上附近的伙伴一起上学，一边走一边捡柴火烧，如果太冷了就把火盆放在上，围着先烤一会儿再走。只是在路边捡的柴有时是湿的，放进盆里往往火越烧越小，这时候就由力气大的同学提着火盆前后甩几下，然后甩过头顶快速地画着圈。要不了多久，那火苗就在火盆里很不安分地呼哧着，然后钻出盆外犹如在空中形成一个红红的火圈，尤为好看。
这样一路到了学校，当所有柴都被烧成红红的炭不再冒烟的时候，是可以被老师允许提进教室的，但火盆底下要垫几块砖或者铁板，防止把楼板烧着了。不需要很多，一个班级若有个三四个同学带了火盆，教室里就会暖和很多。但这样的一盆炭火的热量并不能维持很多的时间，所以每到下课期间，同学们就会纷纷到附近去捡拾一些干柴火再把火烧旺起来。到了中午，像我一样不回家吃饭的同学就拿出早上在家里用搪瓷大口杯装来的饭菜围着火盆吃，有时还会偷带两个红薯放到火盆里煨熟来吃，现在想起来也是别有一番趣味。
除了幼儿班的教室外，其他年级的教室里课桌和坐凳还是齐全的，课桌和双人木桌，同样配着一条双人木板凳。但不管是课桌还是板凳，中间都被用刀片刻上了一道深深的分割线，由此划定各自的区域。如果是男女学生同桌，那道线就是三八线，是各自都不能逾越的，因为那些年的我们是不会和女生一起玩耍甚至是不会说话的，否则就会被其他同学所嘲笑。
而教室的布局也和如今的教室不同，每间教室后面都连着个一个小房间，供老师备课和住宿用。也因为这种特有的布置，当早读或自习老师不在讲台上的时候，课堂也是非常地规矩，没人敢搞小动作或者说悄悄话，因为你一回头有可能老师就在小房间的门口盯着你。那个时候作为学生的我们是非常惧怕老师的，就连在路上遇到也会躲着走。
学校老师不多，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所有的课程都由班级老师教。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班主任老师”的概念，直到后来到乡中心小学上五六年级才知道原来除了“班主任老师”的称呼外，还有专门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音乐和体育老师等等，一时觉得特别新奇。而在我们的和平小学，老师基本都是本村在文革期间上过高中有点知识文化的村民，有的后来转成了公办，有的始终是民办老师或代课老师直到后来又做回了普通村民，所以除了语文、数学还可以勉强教授之外，其它的课程基本就是随便上一上，反正也不怎么受重视。比如体育课就让同学们围着两个篮球架跑几圈然后就自由活动，所以体育课是所有同学最愿意上的课。
除了体育课，我们对上美术课也是饶有兴致，由老师带着到山头上挖点黄土回来，然后加水拌匀做泥塑。捏做一只鸭子或是兔子都可以让各自洋洋得意，又相互嘲讽嗤笑。这时候老师也不再是严肃的，挨个点评让同学们欢笑满堂，说“某某同学，你怎么就把一只兔子活生生地捏成了一只猪呢？”、“让你做一只在水上游的鸭子，你咋还把鸭腿给捏出来了呢？”
除了捏泥团，美术课上老师也会尽己所能教一些简单的铅笔画，比如一笔画出一只鸟来，或者先画五个大小不一的椭圆，再用简单的线条相连，一个像模像样的大肚子瓦罐就画出来了。
因为山村里的简单生活，这些课堂上的趣事都如一道道烙印，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从家中通往学校的是蜿蜒在葱郁山间的一条白色沙土马路。说是马路，它却是一条非常寂寞的马路，行使它的功能的只有村里两户富裕人家的拖拉机，拖位机在村头摇响发动后，大半个村都能听见。偶尔从外地来一台拉木材或煤的解放牌大卡车足以引起人们的围观，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喜欢在卡车行驶的时候追着它后面闻从尾气管里喷发出来的柴油味。
马路上的沙土经过雨水的清洗而变得紧密而细腻，踩上去非常舒服，因此，我们经常会手提着鞋、打着赤脚去上学，也会在放学回来的路上英雄主义萌发，把自己当成战场上的战士，高喊着“为董存瑞报仇！”、“为黄继光报仇！”奔跑冲锋，竟也有喊着“为罗盛教报仇”的，这让后来我们对于曾经的一知半解而笑谈多年，却也颇有感叹。但这条路对于孩提时的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路面上哪儿有雨水冲刷出来的沟？哪儿有质地坚硬的小石头？哪儿又长着盘根的草皮？……都能如数家珍一样。曾经有一个外出闯荡归来的女人，据说赚了不少钱，因为她是穿上了鞋跟只有笔尖大小的高跟鞋回来的，然后我们就一路上把鞋跟踩出来的洞一个个地数，竟然全部都数了出来。
从马路的另一个方向往东，跨过一条河沟，翻过一道山梁，再下八道弯到了一个小盆地，乡镇中心就在那里，每天一趟去往县城的班车早上五点半从乡政府门口发车。坐上班车、穿过山林到达传说中的县城，从县城坐火车到省城，再到北京、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是我在和平小学期间时常一个人躺在草坪里望着悠远的天空经常想象的梦。
后来，和平小学和其他村小一样，因为学源减少，所有的学生都集中到乡中心小学去上课了，青砖小瓦的教室楼也在多年之后经历风雨的摧残倒塌了，村委在原址上建了几间小平房给村里的五保户住。有一年，我回老家趁空去走了一趟，只剩下两个篮球架还竖立在原处，却也是破旧不堪，似风前残烛。也许是因为秋冬季节的萧瑟，一种凄凉之痛从心底油然而起。
站在已长满杂草的操场上，我伫立许久，于迷雾之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栋无比亲切的青砖小瓦楼，同学们踩着木楼梯“咚咚咚”地上二楼教室，老师站在正拿着小铁锤“叮叮当当”地敲响了上课铃，楼道上还有没进教室的同学在嘻耍、玩闹着，但马上就安静了下来，然后从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然而，一阵冷风吹过，我清醒过来，原来只是一时梦境。我大步流星地跑回家中，翻遍所有的角落却还是没有找到当初我背过的帆布书包，不免失落、叹息。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当我穿梭于幼时曾无法想象的高楼大厦之间，游历于广大山川海畔之后，仍然怀念我的小学生活，想念那栋没有围墙、没有钢筋水泥的青砖小瓦教学楼——我的和平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