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报警，又怕他有危险，就答应了，去附近的取款机上取了一万块钱。我因为心里害怕，又打电话叫我朋友，跟我一起去。当时绑匪所指的地方，是高架桥底下的一个绿化斜坡，具体位置是一个消防栓的旁边。他们让我把钱放在那里就离开。
“我照做了，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再去看时，钱已经没了。再看胡子，瘫在了高架桥边上，一个黑布条套在脖子上，那是之前用来蒙他眼睛的。
“胡子可能是吓蒙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头上全是汗。我和朋友把他架上车，他倒在后座，过了半天才说，‘吓死我了’，跟做了个噩梦似的。”
“你和胡志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离婚，那你前夫有什么反应？”
王彩霞有些不自觉地抖了下额头的刘海，好像这样看刘文刚能更清晰一点，“我前夫确实说过，要对付胡子，他说他咽不下那口气，这辈子一定要跟胡子斗个你死我活。
“但我了解他，毕竟也生活了十多年了，他的性格我也是知道的。他也就是嘴上说说，其实真没有那个胆。”
“他是本地人吗？现在在哪儿？”
“不是。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但我肯定不是他。怎么跟你说呢，我承认，我没离婚就跟胡子在一起，是不对，但那个时候，我和他的感情早就已经破裂了。我跟你说说他吧，说完，你就明白了，他就不是那种会下狠手的人。”
王彩霞强调地微甩了一下下巴，语气始终十分诚恳而利落，她讲起了她与前夫那些事情——
我跟他遇到时，他是个保险推销员。那时候，我在四季园一个超市上班。第一次见到他，他打扮得跟个经理似的，里面白衬衫，打着领带，外面穿着职业套装，手里提着公文包。
因为又瘦又高，那职业套装显得空荡荡的。说话时，拿着一个册子，费尽口舌地给我们老板娘讲，连续来了好几天，他好像发觉我们老板娘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就不来了。
后来再见到他时，是在公交站台上。我一下认出他，告诉他我们老板娘就是在逗他玩。他不太高兴，然后又问我买不买保险，说有一款保险最适合我们年轻女孩了。我说，生活费都不够，哪有钱买保险啊。他就没再吭声。
那天，他给了我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叫郎军。看到这个名字时，我有些不厚道地在心里笑了。
我和郎军的结合，就是为了取暖，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我也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打个比方，我是三项插座，而他是二项插头。
我们就是想抱个团取个暖，在城市里面寻找安全感。我们是为了生活而结婚的人。我把当初离开家时，我妈对我说的话早就忘了。找一个真心疼我的男人？上哪里找去？郎军不是这样的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因贫穷而自卑的人。
他不跑保险后，换了好几个工作，比如工厂打杂、快递员、公园管理员、洗车工，最后去的是一家印刷公司。去了三个月吧，他开始有点飘了。
因为印刷公司通常是印一些知名作家的书，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封面。这把他压抑在心里多年的文学梦，一发不可收拾地激发了出来。
他开始写诗了，魔怔似的写，然后四处投。他有一个宏伟的愿望，就是想把每笔稿费都存下来，然后自费出诗集，在他所在的印刷公司出版，在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面前扬眉吐气。
那个时候，郎军似乎浑身都带着诗歌的酸气，戴起了眼镜。以前滴酒不沾的，现在不但喝上了酒，还抽上了烟，说那是一种诗意的颓废。
他的交际圈变了，从现实生活，转战到了网络中。建了一个诗歌群，一下班便和自己的群友们一起晒诗、互批，讲海子顾城，讲诗歌背后的故事。
有年冬天，他下了线，兴致却没有退，大半夜的拉我去喝酒。我们去到了一个小巷子里面。我那天其实特别想跟他谈谈我和他之间的问题，但我发现他眼里没有我，就是不停地喝酒、抽烟，嘴里念着“我有一个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念着念着就哭了，然后把酒杯给砸了。当时我就感觉我和他之间真的完了，生活再也回不到正轨上了。
又折腾了几年，他一篇诗歌也没有发表出来，反倒是一些他自己认为不太好的诗歌，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看得他牢骚不断。他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实在太亏欠诗人了。这个时代真正毁掉了，人们都在麻木地，没有诗意地生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我和胡子走到了一起。一年后，我们离婚了，再然后，他就消失了。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没有过孩子？”
“有过，不过没保住。”王彩霞眉头明显地蹙了一下，悠悠地说，“两岁那年死了，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有十五岁了。”
2
刘文刚一小段一小段地看着昨天晚上，高架桥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有一辆白色的现代车，大晚上的，放着遮阳板，比较可疑。
王彩霞听胡志国说过，绑架他的确实也是辆白色的车。而且那辆车经过高架桥的时间正好与王彩霞交赎金的时间吻合。可奇怪的是，刘文刚一路搜索着那辆车，却发现那车突然失踪了。
没有任何岔路，那车就在监控探头下面堂而皇之地失踪了，谁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