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熙熙往往，不经意间便走完了漫长的一生。而有的人，却早早地和自己宝贵的生命作别，将有限的人生旅途压缩。年复一年，路上的风景依旧，故人不知何往，记忆却如昨日。
1.收鸡蛋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渭北高原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那时候的农村，还没有幼儿园什么的，所以到了7岁的时候，还在和一群孩子东跑西窜。
有一天早上，阳光斜斜地从窑洞的天窗里照进来，在被烟熏得乌黑发亮的洞壁上，射出一片浅浅的光亮。我躺在炕沿上，瞅着那片光亮发呆。突然，门口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们是供销社的，有鸡蛋卖吗？收鸡蛋喽。
我个一激灵从炕上爬起来，看到一个削瘦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口。他手里拿了一杆小秤，秤杆上有金色的光芒闪烁。我那个时候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奇，而且当时被那片金星蛊惑，就风一般跑过去摸那小秤。
我的手还没有上去，却被另外一个白白的小手给抓住了：不敢摸，会弄坏的。我一扭头，才看见高个男人后边，还站着一个比我高不了多少的孩子，他牢牢抓住我的手，不让摸那小秤。
没有鸡蛋，没有鸡蛋，鸡一直不下蛋呢。正在锅灶上忙活的母亲急急地走过来，将我拉到一边，狠狠地说：弄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我狠狠地瞪了那个男孩子一眼，顺手推了他手中的篮子一把。他急忙用胳膊挡住我的手，并急急地将篮子放地上，边放边说：不敢不敢，有鸡蛋呢！
和王老师的第一次交集，就是在这种冲突和对抗中开始的，真正认识和交往后，我一直称他为王老师，所以本文就用王老师这个称谓了。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是供销社里令人讨厌的收购员。
那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严重的状况在后边。我母亲表示没有鸡蛋，但我知道，窑洞左边墙角下，那个黑色的柜子上，有三个灰色瓦罐，瓦罐里有鸡蛋的。
既然母亲说没有，肯定是不愿意卖的。更何况那时候弟弟还小，需要吃鸡蛋补充营养，就是母亲愿意卖，我还不愿意呢。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鸡蛋，不让他们收走。
他们两个听母亲的话后，并不死心，那男孩径直奔柜子而去，立时让我大为紧张。到了柜子边上，那男孩遇到了难题，因为他个儿太矮了，目光只能和瓦罐平视，无法看到瓦罐里的情形。这让我的心情稍微放松，以为可以躲过这次搜查了。
但事情并没有向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那男孩很是机灵，个儿矮似乎难不倒他，他伸手就将地上的小凳子移到柜子边。这时我一下就沉不住气了，冲上去抓走小凳子，不让他用。
其实我是个懦弱胆小的孩子，但那天不知道是哪门子虎胆上来了，竟然就和这个小个子男孩彪上了。那男孩夺不过我，就只好无奈地站在原地。这时高个子男人走过来，顺手就掀开了第一个瓦罐。这个时候，我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我只有那男人腿高，怎么能制止他呢！
此时我无奈地望向母亲，母亲却站在灶台边，似乎无动于衷。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阻止，母亲说：不让人家看，咋能让人家相信呢？但我知道那一排三个瓦罐里，中间那个是放鸡蛋的，一旦掀开，不是就露陷了吗？
就在我万分紧张的时候，那高个子男人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他看了前后两个瓦罐，却偏偏没有掀开中间那个瓦罐。这下我立即放下心来，鸡蛋保住了，弟弟有鸡蛋吃了。
警报解除了，母亲和我轻松地送两人出门，但就在这个时候，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个小个子的男孩子，突然转身，飞奔到柜子边，迅捷地搬起凳子，一脚迈上去，就掀开了中间那个瓦罐。
整个动作就像一套组合拳，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时谁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听见那男孩子激动地说：鸡蛋，鸡蛋。
秘密被揭穿，我和母亲都很尴尬，但买卖是自愿的，谁也不能强买强卖。那高个子男人就坐下来给我母亲讲道理，无非是要支援城里的居民，支援工人阶级等。母亲其实是个很爽快的人，没等人家大道理讲完，就爽快地说：拿走拿走吧，反正鸡还可以再下。
母亲同意了，我心理的坎儿还过不去，在他们清点鸡蛋并称重过程中，我一直哭喊着这鸡蛋是我弟弟的，并用脚去踢那个男孩子。那男孩子边收拾鸡蛋边说：不敢不敢。母亲拉着我，我因为踢不到而觉得面红耳赤，气都喘不过来。
这娃气真大，不要哭啦，给你留三个啊，明天鸡就下新蛋了。高个子男人笑着安慰我。
其实后来想想，那高个子男人是很慈祥的，但因为我内心觉得他们扮演了掠夺者的角色，所以就觉得很讨厌，很厌恶。当然主要是自己太较真，小小年纪还真犟呢。
临走，我还锲而不舍地跟在那男孩子后边，用脚去踢他。那男孩子并不恼，只是一边躲避，一边护着手中的篮子，一边说：不敢不敢。
2.一块饼干
作为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资深农民来说，在那个年代，除了种地，还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个就是去供销社买生活必需品；另一个是将自己的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
那个时候，国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即使是农民，也不许私自买卖自己的农副产品，所以，除了整天去土地里刨食，和黄土打交道外，其次还得和供销社打交道。
供销社位于镇子的中间，坐北向南，前边是宽大的营业厅，后边还有一个偌大的院子，用来堆放收购来的农副产品或者新进的货物等。供销社的房子是全镇最气派的，青砖灰瓦，两边流水。
我们那边因为冬天冷夏天热，所以主要住窑洞，但会靠两家隔墙边盖房子，这种墙邻居两家各一半，称为是公墙。谁家要盖房，只能用自己这边。
从外边看，这种房子只有半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关中八大怪”中的“房子一边盖”。这种一边盖的房子，叫厦房，很狭窄，不通风，一般宽度都不超出3米，所以供销社这种两边流水的房子，那就是巨无霸了，起码有一般老百姓家十间房子大。
供销社营业厅有东西两个大门，西边的门进去，是糖果糕点专柜，依次往东是小人书、作业本、笔砚纸墨、笛子等文体用品和雪花膏等化妆品，最东边的是各色花布。
我家住西边，每次都是从西边的门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各色糖果糕点。这些总是引爆眼球的美食，太奢华，我从来没有购买力，为此，常常看着，想象那美味，呆呆地失落。
而那个我以为是个孩子的男人，就在糕点柜台边工作。
其实这个男孩并不是孩子了，母亲说他已经20多岁了，是个大人了。我愤愤地说：大人了还抢人家的鸡蛋。母亲说：人家是公家人，这是干公家的事情呢。
我那时候还不懂干公家事，也不懂干公家事就要这样冲锋陷阵，但我知道，公家人那时候在农村人眼里，是最尊贵的。姐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母亲多次托贫协主席给推荐一个在城里做工人的机会，但终没有成功。姐姐早早就回农业社干活，小小年纪就随着大人去很远的地方修黄河。
母亲说念不了书，就好好种地。所以，那时候成为公家人，是农民做梦都想的好事，但实现者，寥寥无几。而我那个时候，是个懵懂少年，狗屁不懂，还有些自闭，还从没有想过要做公家人，只知道疯玩。
我那个时候，胆小寡言，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和这个男人死磕上了。当我知道他已经是大人的时候，就更疑惑了：大人个子那么低？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他不长个子。我问为什么，母亲说：懒啊，不好好干活就不长个子。
母亲这句话可能是无意说的，是敷衍我的一句话，但我却记住了，并且当真了。当时我铁定认为此人好吃懒做，所以不长个子，想到他那白得像雪似的脸，更是让我反感，农村人哪见过这么白的脸？
我问母亲他脸咋那么白，母亲说：凉房子底下做事情不见日头啊。母亲说让我以后念书了，也去那种地方工作，就不晒日头了。我听了母亲的话，觉得挺有道理，但又觉得做那个小个人男人那样的人，不好。他像个白脸奸臣，又懒。
这就是我最初对王老师的认识和印象，这种认识当然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正确的。在我那个年纪，只是自以为是的想法，哪里有识人辩人的能力。
王老师这个人，说他矮，真的是有点矮，有点武大郎的意思，大概有1.6米不到吧。但他并不是五短身材，也不是身子长腿短，也没有侏儒的感觉，他的身材是匀称的。
而且王老师相貌异常清秀，细皮嫩肉，白白净净，衣服干干净净，一眼看去，利落清爽，特别是那一双大眼，黑白分明，清澈透亮，会说话似的，配个圆圆的娃娃脸，活脱脱一个洋气的瓷娃娃。遗憾的是，他是个男人，如果是个女人，那将迷倒多少英雄汉。
因为他矮，就引起好多人的注意和议论，包括我这个小屁孩。有一个晚上公社放电影，我无意间回头，看见这个矮矮的男人，竟然坐在我的身后，一双大大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闪光，白白的娃娃脸，在夜色中像个瓷盆，生动而有活力。
他的旁边有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算不上漂亮，但看上去很贤惠，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他们不时地议论着电影的情节，男人说得多，女人多是附和。我知道这就是他的妻子，一个看上去比他高一头的女人。
这个矮个子男人，一看就是从来没有经过风吹日晒的，和整天下地干活的农民相比，那皮肤就像磨面机里下来的第一遍面粉。他穿着合体的青色中山装，在当时的镇上显得格外洋气。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看上去无忧无虑的样子，走路脚下生风，节奏快而有力。
他去我家收鸡蛋的时候，刚参加工作。从现在的视角看，当年他收鸡蛋时，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有冲劲，像初生的牛犊，又像猎食的狼。
因为那次收鸡蛋的经历，我将自己狭小的胸怀不断压缩，内心深处固执地认为，这个小个子男人就是“懒人”、“白脸奸臣”。在年幼无知的年代，自以为自己爱憎分明，所以这个后来的王老师当时就是我心中的坏人。
有一次，我又在糕点糖果柜台前发呆，菜色的小脸蛋在花花绿绿的糖果面前泛着幽暗的光芒，意淫着那饼干的香甜，无奈隔着一层玻璃，看着吃不着。这时有人将一块饼干递到我面前：吃吧，我掏钱买给你的。
这是个猝不及防的惊喜，但当我抬头看见递我饼干的，竟是那“懒人”“白脸奸臣”时，我的轴劲儿上来了。有些自闭的我固执地认为，坏人给的东西是不能要的，也许那就是有毒的糖衣炮弹，所以我非常愤怒地将那饼干打在地上，跑了。
跑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懒人”、“白脸奸臣”站在原地，有些发呆，也有些尴尬。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自己像个凯旋的小英雄，终于给坏人一个无情的还击了。
3.挖桐树
因为固执地认为王老师就是个“懒人”、“白脸奸臣”式的坏人，同时又担心自己因为懒长不高，所以我变得特别勤快，很爱干活。
那时候都是在集体农业社干活，我经常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劳动，比如冬天一起修水保，就是平整土地。天寒地冻的冬日，因为自己没有力气，那䦆头下去只挖出一个小小的白茬，根本进不了地。
春天的时候，跟着母亲一起去地里送农家肥。那时候我才比架子车高一点点，但拉起架子车却跑得欢实。记得村东头有个十几米长的大坡，每次下坡时，将架子车后边放低挨着地，然后如同荡秋千一样，整个人荡在架子车辕上，一个秋千就荡到了坡底。
到上四五年级的时候，夏收时我一次割四行麦子，可以紧紧跟在那些青壮年妇女后边，以致队长看见后惊得合不上嘴。虽然爱干活，但我那时候个子也不好好长，就经常在心里想以后会不会成了王老师那样的小矮人。
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我上小学时，个儿很低，出操总站在队伍前边。初中时，还很低，但站到了队伍最后边，因为初中出操是从高到低排的。高中后，我个儿慢慢长，高中毕业后，个儿一下串到了1.78米。
在我努力参加劳动的同时，又和王老师发生过一次交集，这次我仍然毫不客气地给他个更大的难堪和尴尬。
应该是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有次生产队组织去村东头劳动，任务是挖桐树。一片约一亩多的地里，密密麻麻地长着细细的桐树。那天王老师也去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没有带劳动工具。
社员们有的用铁锨翻，有的用䦆头挖，我虽然个子矮小，只有䦆头高，但也不示弱，撸起袖子，抡圆了䦆头，直指桐树跟。刚挖了不到两下，一棵树还没有倒呢，就听见有人说：小孩子，你没有劲儿，让我来吧。
我抬头看，又是那个“懒人”、“白脸奸臣”，本来就讨厌你，你竟然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我没有劲儿，这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搁？去，懒人。我脱口而出。我的愤怒可能让王老师出乎意料，所以他脸上立时腾起一片红云，准备接我手中䦆头的手，也僵在空中。
也因为我声音很大，引来了大家的目光，立时就有人起哄说：两个都没有䦆头高的人，还抢着干活呢，哈哈哈……想想我那时候真是混账得可以，除了不懂得尊重别人外，自己还死要面子。
因为大家的起哄，我也觉得十分难堪，立时羞红了脸。可笑的自尊心，让我更加迁怒于王老师：白脸奸臣。我又用了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语言来羞辱他。
此时引起了更大的哄笑声，干活的多是男人，笑起来肆无忌惮：你们两个一黑一白，黑脸包公用铡刀将白脸奸臣的头铡了吧……我生来脸黑，一急脸就成了黑红色，而王老师脸白，一急就成了红白色，听到大家在讽刺我所说的奸臣，还将我比作正义的包公，觉得心里真真的解恨。
再看王老师时，他的脸依然红得像鸡冠，为了掩饰难堪，他走到地畔边，对着东方的日出，高声地唱到：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的人民见了太阳……
成年后，我很后悔那次对王老师的公开羞辱，但我却没有勇气给王老师道歉。至今，那高昂激越的歌声还在耳边回响，但却再也无法和他对话。
4.撞车
自从那次挖桐树的事情过后，供销社的柜台后边就很少见到王老师了，多年后才知道，他因为头脑好使，很快就调到管理部门做会计了。
升初中后，文革已结束，不用再去参加劳动，可静下心来读书，但家里没有粮食，经常吃不饱饭，就是连地瓜、玉米面和馒头都不敢吃饱。
初中毕业时，我要去南边二十多里外的，一个叫王村的地方参加升高中的考试，母亲破天荒给了我两元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的零花钱。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我狠了心，在学校隔壁的一个小食堂里，花1块钱买了一盘肉，自己一个人吃了。但那肉也是少得可怜，并没有吃出什么味道。但我心想要是考不上高中，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吃这肉了。
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很有些沮丧，所以情绪很不好，脑子里乱哄哄地想着以后可能面临的，一辈子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前边说过，因为怕自己长不高，小时候很爱干活，但这几年知道了那是母亲一句玩笑而已，而且我的个儿已经长得比王老师高了。
我可以确定自己不会是王老师那种小矮人了，同时也变得懒惰了，不想劳动了。也明显地知道，在农村待一辈子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加之常年吃不饱，身子乏困无力，很怕一辈子在农村劳动。
考试后的轻松很快被自己的胡思乱想打破，在返回的路上，刚骑行不远，在一个丁字路口，竟然撞了人，而被撞的这个人，竟然是王老师。这真是冤家路窄么？我是下坡骑行，王老师从另一个路口突然出来，我因为低头胡思乱想，没有看见，就迎头撞上去了。
王老师因为个儿矮，被完完全全掀翻在地，倒地后还在地上翻滚了一圈，干干净净的青色中山装沾满泥土，爬起来后，右手掌血淋淋的，看得我十分害怕。
我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战战兢兢站在地上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小时候几次羞辱他，他今天会报复吧？吓傻的我，竟然还会想到这个问题。
我这里还有3毛钱，赔给你吧。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母亲给的2元钱中花剩下的钱，想赔钱了事。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不怪你。
天啊，这个冤家竟然笑着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粗布织的手帕，将右手裹起来。又用左手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又很利索地将自行车扶起来，走到车子前边，双腿夹住车头，将车头扳正，又转头问我：你没事吧？车子没事吧？要是车头歪了，我帮你扳一下。
我那个时候是真傻，没有一点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也不懂给人家道歉，头脑完全一片空白。此时，尽管多年前对王老师的成见已基本消除，取之的是一份歉意，但因为太穷了，那3毛钱我也没有真心实意地想给王老师。王老师一推脱，我就不再坚持了。
穷，就会使人变得小气，自私。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样的。
几年后得知，王老师家就在这附近，他那天是回家后准备回供销社呢，就被我撞了。但谁能想到，5年后，这里成了我的伤心地。
5.卖土豆
中考后，感觉自己考得并不好，已经做好了修地球的准备，但竟然神差鬼使，还考到了县城的重点高中。那时刚恢复高考制度不久，200多名学生，2个因为成绩优异，直接考上中专走了，我和另外3个同学进了县重点高中。
快开学了，我连个书包都没有，母亲到自留地里挖了些洋芋，去供销社卖。收洋芋的是一个看上去20岁左右的年轻人，当时卖洋芋的人还是挺多的，排了长长的队伍。那个看上去很年轻的收购员，根据自己的目测来判断洋芋的好坏，然后给出一级二级三级的评判。
那个时候的洋芋，收购价是5分钱一斤，一个等级之间有一分钱的差别，所以这个等级，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时，排在我们前边的一位大婶，因为不满对自己洋芋的评级，和收购员争执。
我母亲性子直，爱管闲事，就插话说这个洋芋还是不错的，给的评级是低了。那个收购员什么也没有说，到我们的时候，直接给了个三级。但我明明看见，我们家的洋芋，个儿是最大的，也没有任何伤痕，评特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感到疑惑，但我不敢说话，母亲竟然也什么都没有说。却是现场管付钱的王老师有些看不过去，他拿起我们的土豆说：这个土豆真是不错的，一级没啥问题。但那年轻的收购员并不买王老师的帐，最终还是按三级的价格给我们付了钱。
这次不公平的交易，让我对年轻的收购员，产生了反感，但开始对王老师产生了感激之情。
6.县城重逢
母亲当时就在供销社给我买了一个绿色的书包，就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用的军用书包一样。开学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启程去60里外的县城读高中。
高中时，住校生的伙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咸菜等，每天可以放在学校的大蒸笼里热了吃；一部分是可以交白面粉给学校食堂，凭票在食堂里吃饭。
那个时候，我们家依然很穷，父亲一个学期帮我交一袋面粉，就是50斤那种。也因为离家远，所以并不是每周都回家，家里带来的馒头咸菜吃完了，就吃用饭票领来的饭。但那饭票实在太少了，是不敢放开肚子吃的，所以就经常挨饿。
就在到县城高中后不久，我竟然看到了王老师，他依然穿着青色的中山装，白白净净，精精神神，走路如风。他经常在学校食堂出没，办公室就在食堂隔壁。
我那个时候15岁，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对于这个我曾经羞辱过的，曾经帮过我的人，我并不敢前去打招呼。我每天混在学生队伍中，远远地望着王老师风一般地走来走去，心情复杂。
我羞愧，自己当年为几个鸡蛋和他争来争去；我惭愧，因为一块饼干，残忍地拒绝了他的真心好意；我悔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开羞辱他；还有那狠狠地一撞……许多事情都在看见王老师的时候，在脑海中交替出现，让我犹豫不决，是否要去和王老师打招呼。
我很快知道，那次我们卖土豆后不久，王老师就调到县城重点中学担任后勤管理员了，管着1000多名学生的吃喝拉撒。也是进入高中后，我开始叫他王老师，此前一概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我一面认真读书，一面忍受着极度的饥饿，生活如铅般沉重。有一次，学校食堂做了面条，每个学生都拿着碗筷，排着长队，一个一个从大师傅那里得到一份面条。到我的时候，因为太饿了，也因为太想多吃点了，当大师傅将饭碗递给我时，我莫名其妙地说到：咋给我打这一点儿？
我觉得我饭碗里的饭太少了，想多争取一点，但由于不会说话，竟然得罪了大师傅，引得大师傅极度不爽：嫌少，是吧？那个高个子的大师傅，一脸怒气，他飞快地用勺子将我碗里的面条舀出一勺，倒回锅里，然后交给我说：快滚。
我能说什么呢？一个胆小而懦弱的农村孩子，哪敢和城里的大师傅叫板？我立即就为自己那句话后悔了，但后悔也没有用了，本可以多吃一勺的，但现在呢？唉！我同时恨自己，干嘛那么贪呢？
7.50斤粮票
一次我看到同村来的女同学去王老师那里聊天，就再也按耐不住，试探着去和王老师搭讪。王老师看到我，很平静很礼貌地接待了我，看不出他因为此前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怨气或者不快，这让我忐忑的心归于平静。这样，我们很快就熟悉并变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