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没学成，只好该学日文，他们只在日本待了一年。因张允和怀孕，提前返回上海，任职光华大学，兼职做金融业工作。
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周晓光。这段时间，他们生活得平静而幸福。
这对传奇伉俪，两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相映成趣。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他则欣赏西洋音乐。她听中国音乐他去参加，他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两人经常出双入对，琴瑟和鸣，好不甜蜜。
不久之后，抗战爆发，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大逃亡的艰难岁月，一路辗转，到达重庆。
八年抗战，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疤。6岁的小女儿小禾得了阑尾炎，因医疗条件恶劣而不治。他写了一首肝肠寸断的小诗《祭坟》，其中几句：
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抗战胜利后，周老回到了新华银行工作，他们先后被派往纽约、伦敦。工作之余，他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读书。
临回国前，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夫妇二人一起做了一次环球旅行。
虽然时局动荡，但有相爱的人陪伴，不论走到哪里，遍地皆是美景。
托尔斯泰曾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婚姻。
回国之后的周老，先在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受叶圣陶先生推荐，张允和从上海调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
1955年10月，周老也受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来到北京参加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及文字简化工作。于是，两人终于得以相聚。
语言文字改革，只有叶籁士、陆志伟和周有光三个人负责。经过三年艰苦卓越的研究，他们终于弄出了一套拼音方案。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中小学推广普及。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前半生是务实的银行家，五十岁后开始研究汉语，卓有成就，遂成为家喻户晓的现代汉语之父。
当初离开上海时，周老很舍不得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当时以为这项临时工只要三四个月就能完成，没想到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经济领域。
不知是上天眷顾，还是歪打正着，改行做语言学，还让周老逃过一劫。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经济学是重灾区，他很多同事都未能幸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后来文革的灾难来势汹汹，他们也未能逃脱。
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这里身体疾病一直困扰着他，而她也牵挂着他。据理力争，坚持给他寄药，直到下放结束。
但即使身处困顿，周老依然保持豁然开朗和淡定洒脱的性格。“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这句话，也是他毕生奉行的座右铭。
这也得益于两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