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陈的时候，我已经来阿根廷两年了。没想到那时我们会在同一家礼品店遇到，且成为了同一个店里的员工。
——
那年和我同一班飞机出国留学的学生总共23个，几乎都是18岁左右的孩子。而陈是我们这群人里面岁数最大的，他是个看上去大概快40岁的老男人，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个头大概在一米七八左右，但因为他的手臂非常长，且有些腿短，所以远处看上去似乎是很矮。
那个时候，我们留学第一天的记忆是至今都让我很难忘的。
在坐了30多个小时的飞机落地后，从机场被语言中心租来的大巴接到青年旅社后，负责帮我们做翻译的老师和语言学校的工作人员就离开了。
这让当时的所有人都很茫然，我们发现没有欢迎餐，没有随住的翻译老师，我们这一小撮人拿着兑换来的当地货币完全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而青年旅社的老板娘则在“自由活动”前通知了我们一堆禁止在旅社里做的行为，其中最尴尬的一条就是不可以在厨房做中国菜肴。
我估计老板娘是亲身体会过这种来自神秘东方炼金术式的烹饪方式究竟有多么的呛人，西方的小功率抽油烟机完全不是其对手……
所以我们所有人的第一顿饭就是从超市里买来的冷三明治和沙拉。
直至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所有人因为时差的缘故都没有去睡觉。
我们霸占了旅社的整个天台，有人拿来了从超市里买来的威士忌，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人手一杯被倒满，人们分成小群体地坐在一起聊天。有人聊自己家乡的事情，有人聊国内的吃的，有人聊父母，就是没人说眼前的现在。
之后聊着聊着，女孩群里面突然有人哭了，而这下似乎就成了发作迅速的传染病一样，所有的女孩全都哭了。小男孩们要么独自在角落里安静抹眼泪，要么就是把手里的酒当白水一样猛往肚子里面灌。
现在偶尔想想这个场面应该就是一种梦想被现实撞碎后的幻灭。
中国绝大多数的学生应该都有过留学的梦想，而真的面对这一事实的发生，当面对再没有人去管自己的温饱、住宿或是交往对象的时候，十八岁的小孩似乎是用一夜时间就冻结了自己全部的青春期。
这种成长，我觉得要比拿到身份证后光明正大走进网吧大门还要像场成人礼，而且是成人割礼……
我没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丢人，而是我自己的脑子天生反应速度就要比别人慢一些，所以自己并没有正在抽泣的同伴们那么强烈的危机意识。我想回房去看书，但又觉得如果现在走开似乎有一些不合群，所以只能在一旁边喝酒边抽烟等待大家犯困然后各自回房。
我观察到陈和我一样坐在角落里看着大家。我这时才发觉到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话。旁人给他倒酒他就端着，举杯他就喝，然后独自一个人安静地抽着从中国带过来的兰州烟。
这之前有一个小插曲，当我们刚刚入住进旅馆时，客厅里有一对意大利情侣在激烈地争吵。一直到陪同我们的翻译失踪，老板娘下达的“八项规定”等等都已经结束，他们都还未结束争执。
晚上当我们这一撮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女孩自己也在天台的一个角落里发呆。
其中一个懂意大利语的女孩对我说，他们吵架的原因是男人想北上去巴西，而女人希望南下去南极。两人争执不休，之后在傍晚的时候，男人提上行李先离开了，把女人扔在了这里。
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没人去关心角落里的那个女人，就像没人关心我们这群人是一样的。
接近凌晨两点的时候大家终于哭累散伙了，我抽掉了身上的最后一根烟和大家一样准备下楼睡觉。走到一楼去取客房钥匙时，我看到陈提着从旅馆前台打包好的披萨走向属于双人套房的二楼。
而后，第二天，我们大家就看到陈和那个意大利女孩出双入对了。
我早就忘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只是记得那段时间里她几乎照顾了陈的一切生活。而要去南极的那件事情，我看她似乎也没怎么上心了。
在上语言课的第一天，老师就要求大家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在中国上语言课时早就为自己取好了，而陈则没有。老师为他取了几个名字都被他拒绝。
因为语言不好，他拜托翻译老师帮他解释为何不想要除了自己名字之外的任何名字。他说这是孝，名字是他的母亲取给他的，除了这个之外他不接受任何的“匿名”。而他的那个本名在西方人的嘴里是着实拗口的，所以大家都开始叫他陈。
陈不爱说话，但几乎老师询问他的问题他都可以很完美地做出回答。结合之前的那个意大利女孩，有一阵子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语言和交际的天才。毕竟没有太多的人可以凭借半吊子的英语和一本西语字典在一夜之间就让一个异国女孩子对其产生好感的。
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天赋，而又因为他不喜欢交谈，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他之前的人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在上完第一阶段的课程就失踪了，连校方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我自青年旅社搬出后就再没有见过他，心里似乎总是会认为他其实是很瞧不起我们这群“刚成年人”的。但又因为见识到了他“高效”而又出众的交际手段和“天才性”，对于当时只谈过一次恋爱的我而言竟没办法因此对其产生一丝反感，且莫名地认可这种权威性，服气这种瞧不起。
两年后，我因为“未知”的原因被取消了签证，简单地说就是被成了黑户口。那之后决定先找一份工作做着，再想办法恢复身份。经朋友介绍来到了那家礼品店，没想到会在门口碰到正在卸货的他。
就算是在阿根廷这个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也一样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华侨，以台湾和福建人居多。他们主要经营着典型的中国餐馆，其次就是从义乌进口来的各种商品的小型礼品店，店里不乏没有版权的各种卡通玩偶。
不要小看这些小玩意儿，利润是出乎意地极其可观。很多人靠这种小生意在本地从黑户获得了永久居留权，甚至结婚生子。
而这种小店最终占领了小半个街区。每当我走到这里就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中国三线城市的农贸市场，每家店门口都摆放着在国内我根本不会去注意的伪劣产品。
而我打工的那家礼品店是一对福建夫妻开的，陈已经在他们这里打工快一年了。
他的这种转变还真的令我有些错愕，心里似乎总是认为他更适合当一个骗色骗钱的“老白脸”才对。
在礼品店打工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情，或者说此类工作都应该是如此的。无论是餐馆端盘子，送外卖还是街边发招嫖小纸条或者去超市当收银。做着高体力但是完全不费脑子的工作，久了后甚至会觉得完全不需要脑子也可以。
时间和人头混熟了，我也会和店里另外两个秘鲁打工仔一样躲在角落里抽烟打屁，当个老油子。
而陈完全不会，他就像那对福建夫妻一样，像个机器人，每天准时准点准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有时间的话还会帮老板做一些的泥瓦累的工作，帮老板娘腌东北咸菜，因此深得两夫妻喜欢，允许他住进店里的阁楼里。
与其说那是阁楼更像是一楼和房顶空余出来的夹层，匐匍进，匐匍出，里面多得是蟑螂和老鼠，而后他就这样子在这里住了一年。
店里的秘鲁鬼说如果不是因为陈岁数太大了，没准他俩认他当儿子都有可能。我恶毒地开玩笑说没准他可能会在某个夜晚杀掉两夫妻自己当店主。反正我们都是黑户，只要有钱拿，谁在乎呢？
又过了大概几个月后，我因为和女友发脾气被赶出了家。手上提着老板娘送我的牛肉不知该去哪里地在街上散步，打算等她睡着了再回家去。
阿根廷的午夜在街道上几乎是看不到人的。现在这种时候，除了警察，醉鬼或是流浪汉，就是我这样被赶出家门的家伙。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就到了打工的地方，我看到陈一个人在店门口支了一个烧烤架正在烤串。他看到我也愣住了，我尴尬地提着牛肉对他说能否入伙……
我一边穿串一边看他烧烤，也许吃在中国文化里面真的应该是沁入骨髓的深刻，他的脸上在炭火和肉串的呼应下看上去柔和了很多。
好吧，也许只是我饿得有些昏了头在胡思乱想而已。
陈的烤串做得着实没的说，调料搭配得恰到好处。此中异香甚至可以让一条街以外的人闻到。很快地就有很多的人寻着香味找到了这里。
陈笑着对他们说吃是没问题的，但是得拿东西来换，他不要钱只要食物。所以很快地我们收获了各种的啤酒或是威士忌，还有个瘾君子用两根叶子换走了十根烤串。
期间有两个准备去下一场趴的女孩询问是否能入伙却被他拒绝了，我暗自腹诽，是因为他出不起房费又不能让女孩跟他在夹层阁楼里胡搞所以才拒绝的。
我们有了酒，我们有肉，有叶子，还有一个飞高了的东北腔男人和我，除了少条大金链子，和周围全都是西班牙语标牌的店铺，我就快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东北。
那不是我的错觉，原来陈是会笑的。每天看他工作的样子和刚才拒绝女孩性冷淡的表情，我真的快相信他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致幻的感觉让人饥饿也让人放松，我们吃光了所有的肉，喝掉了几乎所有的杂牌酒，在大夏天烤着炙热的炉火天南海北地聊天着。
他嘲笑我不会迁就女人只会像个直男癌呼来喝去，我讽刺他乘人之危骗炮国际友人。这样的莫名熟知可以让我们挑破对方所有的痛点而不会觉得介意，我发觉我们宁愿用言语攻击也不想闷头喝酒互诉苦闷。
这样的放松令人想家，不，其实如果你想家了，任何时候或者任何的行为都会令人想家。我思念我的母亲，虽然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理解和无法沟通，但想念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陈也对我说他想他的女儿了。
陈有女儿，这是他对我说的。而他也不是我猜测的怀才不遇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只是个农民工。一个在二流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骗炮了相信爱情的城市女孩。
这个故事实质上狗血至极。他自己也笑着承认这点，但事情也就是这么发生了。
他说在那样一个城市里的农民工干一辈子可能就是一个包工头或者装修队长，但还当他还没经历完自己的半辈子时，挺着大肚子的少女就已经每天指着鼻子地在骂他没有出息。
他说在中国活得真的没有尊严，哪怕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里的一个丈夫，成为了未来的父亲，却依然没有获得这一点点东西。家里的教育告诉了他无后为大，他决不能允许失去孩子，所以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那座城市“最早起床和最晚睡觉”的人。
孩子出生了，孩子长大了，他开始花时间看书和学习英语，哪怕因此遭遇着妻子和丈母娘的冷嘲热讽，他觉得自己是能够给予孩子更多东西的。
直到某天，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希望将母亲的骨灰接到城市公墓埋葬，这样子方便他有时间去扫墓。但市区墓地立碑的价格令他的存款望而却步。
他对我说他哭着求公墓的主任，他说他干过石匠，他可以自己扛石头自己刻碑，一切事情都由自己做，只求自己最后离开的亲人可以安宁。主任感动着他的执着和坚持，但答应这样的事情是必然不可能的。
最后母亲还是被埋在了村子旁的墓地里，坟地四周没有围墙，就像个野坟。哪怕骨灰盒上面竖着一块大理石碑，但怎样看都像个野坟。
他对我说他什么都做不到，他觉得自己活在了无能和无能为力之间，似乎永远在被人或者事情牵着鼻子走。
之后他离婚了，但承诺每年都会支付足够的生活费。听说一个朋友似乎在这里发了财就联络对方准备投奔，到了这里才发现对方也在给别人打工，钱是挣到了，但似乎也不太可能帮到他。
之后就到了我们在吃烧烤的现在。
还是狗血，我对他说道，并将最后一口气的叶子塞给了他。他接过了叶子并没做什么回答。
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编造的，但看着陈每天只吃两块钱一斤的面包和自己腌的咸菜果腹，在那个牛肉便宜得发指的地方每两三天才吃一块非常便宜的牛肉保持体力，我宁愿选择视而不见。
自那晚以后我常邀请他来我和女友租的地方吃饭，但他一直拒绝，他说他想时刻保持体力。他又对我说他要开一家和这个一样的小店来挣钱，慢慢地做大，就像这里的华人一样。
我和他都非常地佩服本地华侨，就是这样子的一群外来户靠着血撕肉搏拼出了现在的小天地。虽然其中可能也有着许多的血腥和黑暗，林野精灵撞破单纯懵懂变成山魈鬼魅是靠吃肉喝血来实现的。
这个华人黑帮遍布世界的地方里，他们在我眼里是巨大的神仙妖怪，我自己最多算一个希望可以明哲保身的乌龟，而陈，真的就是一个机器人。但我希望我们都可以获得我们最终想要的东西：他的小礼品店，我的签证和一个可以让我妈放心的小事业。仅此而已。
现在想想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和现在需要面对的事情相比，确实没什么可哭的。
抬头看天，阿根廷的夜空并不比北京的强太多，北京是被雾霾笼罩什么都看不见，而那里因为过多的霓虹灯照射，其实也是啥都看不见的。
女友在警察的带领下竟然找到了我，陈收拾着工具笑着抬头对我说“回家去吧”。那是凌晨三点，他的女儿应该刚刚午休睡醒，他要打一个越洋电话然后准备睡觉了。而我在还很兴奋的状态下牵着警察叔叔和女友的手回家了……
几个月后，我辞掉了店里的工作，和陈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我俩就这样又断了联系。
——
三年以后，我投资失败，打算结束在这里五年的留学生活准备回家。临走前特意回了一趟以前工作的那条街区，打算去趟他已经开了一年的礼品店看看。
一年前，一家礼品店的一家三口被人抢劫枪杀了。周围的中国商户们自发为他们捐了钱，让人觉得这群似乎“无所不为”的人也许并不是我曾经想过的那么的可憎或机械。
陈的店铺就像周围所有的商铺没什么差别，店门口摆满了零零碎碎的玩具，曾在我小的时候是很愿意在这种地方玩耍的，羡慕看着这里的琳琅满目。如果身上可以有个十几块钱的话，估计一整天的时间就为这一地的塑料玩意儿纠结不已。
看上去陈似乎刚刚进了一批新货，门口一直延伸到内屋仓库的路上摆着无数盗版的小黄人和“歪脸公主”，不小心摔在地上就开始为你唱“letitgo”……
而则他自己则站在货物中间指挥着员工将货品仔细地摆放起来。
陈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只是变得爱笑了，毕竟情理上来说客人肯定还是乐意从一个笑脸迎客的店铺里买东西的。
他帮一个老太太挑选完生日礼物后就和我抽烟闲聊，手里的烟从兰州变成了万宝路。他捏碎了烟蒂里的爆珠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无奈地说在这已经结束了，打算回家了。
他问我还会回来么？只是换来了我一声叹气。
“也许吧。”
“等驱逐令失效了没准会回来，但那估计也是十年后的事情了。”
在临走前我发现店铺柜台上放了一张中国小女孩的照片。
那个小女孩笑得很好看，可比他要会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