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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大概在同治年间，也就是公历的1870年前后。
在辽阔的华东平原偏西南的地带有一个叫张家屯的小县城，县城不大，也说不上繁华，但却是这方圆几十里地的中心，寻常农家要是想赶个庙会或者置换些生活用品什么的那大多都会往这个地方来。而我们的主人公就居住在县城郊野的一处泥瓦房内，名叫张海荣。
张海荣四十出头，人不高，但黝黑壮实，苦日子过得多，无家无室，孤苦伶仃一个人，种了不到一亩的地，够养活自己，偶尔也下湖打几条鱼拿到街市上换点零碎钱，人很低调，没什么朋友，唯一的爱好就是弄两碟小菜，然后斟上几杯小酒慢慢地嘬。
没朋友其实倒不是说他不愿同别人交往，而是没人愿意同他交往，他周围几百米内甚至没有人家愿意来落户。说到这里恐怕你已经猜到为什么了，没错，他是一个刽子手，专门行刑杀人的那种。
张海荣小时候家里贫寒，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直到他十三岁，家里没办法，就寻思给他找个活计也好养活他自己，但是当时正值社会剧烈动荡的前夕，四海皆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流民，哪有好活计给他干，何况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后来他父母听闻有断头师傅在招弟子，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一狠心就把他给送了过去，这一送就直接注定了张海荣的下半生。
所谓断头师傅，这是民间的俗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刽子手，是专门使人身首异处或者遭受千刀万剐的刀斧手。这行当不是被逼到绝境一般人是绝对不会入行的，可怜张海荣当时身不由己，这个坑一跳就是一辈子。
张海荣十三岁入行，到如今已有三十个年头，除去早年练刀观摩的日子那也至少砍了二十多年的人头了，这二十多年，他刀底下的性命怎么也上了三个数，这数字听在一般人耳朵里那只能用不寒而栗来形容。
严格来说砍头也只能算是张海荣的副业，毕竟犯法的有，判死罪的却不能论斤称，只有判了死罪，衙门才会请他出马，赏钱也要看罪犯的恶名来定，一般穷凶极恶的价钱要高一些，寻常罪犯的话一颗脑袋大概也就值个几十铜板。
偶尔也会有些罪犯家里头想要留个全尸，就偷偷塞几瓶酒钱给他，让他砍了脑袋留一层皮连着，不要断，人家也好体面的收尸。遇到这种情况张海荣做个顺水人情一般都依，不过这就非常考验他的刀功了，给人一个痛快又留个全尸，怎么拿捏全凭张海荣的经验跟感觉。
时值深秋，季雨连绵不绝，整个天地间雾蒙蒙的，潮湿一片，赶着这个季节，整个张家屯像一座空城一般沉寂。
这天晌午刚过，又下起了小雨，天色暗下来，本该大白的天就像太阳落了山的傍晚，呈出一股子死灰色。
张海荣搬了条小凳子靠在门沿上抽着旱烟，吧嗒吧嗒的，烟雾弥漫了一整个屋子。
没多大会儿，忽然看见不远处泥泞路上走过来一个穿着蓑衣的汉子，张海荣眯着眼睛仔细瞧，没消片刻就认了出来，是衙门里的张本千。
张本千在衙门里头任职，是个小吏，拿着一点微薄的公饷，什么都干，给上头跑腿送信，到街上巡逻护安，有时也掌棍，也就是在公堂上拿棍子打刁民的屁股。
张海荣心里头清楚，这张本千过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请他掌刀行刑。
张海荣把烟锅扣在地上掐灭，站起身来，老远就问:“几日几时？”这是他和张本千之间的默契。
张本千来得多自然也懂，脚下没停，回道:“明天晌午。”
张海荣闻言道:“赶这么急，有来头。”
张本千听得明白，他知道张海荣其实是说:赶这么急，想必有来头，赏钱不能少。于是就回答道:“张师傅放心，谁敢短你斤两那是嫌命长，都是公断，有理有据。”说着就已经走到了张海荣面前。
张海荣点点头，没说话。
张本千站定:“张师傅这回要上心，府上直接派下来的监斩官，莫要失了分寸。”
张海荣笑道:“老汉我什么阵仗没见过，你只管放宽心。”
张本千又道:“最好再备上一把刀，这回有七个，不要砍到一半钝了刀就不好办了。”
张海荣一惊，竟有七个，不由得好奇起来这些人犯了什么事，扎成了一窝。
只是好奇归好奇，张海荣是绝不会开口询问的。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刽子手这一行的规矩就是:不问犯人的缘由动机。毕竟一个将死之人，你知道他再多也没用，到时候一刀下去一了百了，知道多了反而给自己徒增一些抹不掉的烦扰。
张本千随后又跟张海荣吩咐了一些琐碎的细节，二人约定好明天午前去往衙门报道，然后回了来处。
张海荣在门廊里又站了一会儿，把旱烟再次点着，扒拉了两口又掐了，然后回身进屋从床头铺盖底下抽出了一条油布包裹着的物件，小心翼翼地打开，赫然是一把寒光扎眼的大砍刀。
刀看着很锋利，刀刃宽，刀背厚重，是一口剁脑袋的好刀，这是张海荣吃饭的家伙，跟了他二三十年，平常被当做宝贝藏在床头下，用一匹油布包着，用的时候就拿出来仔细擦拭打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