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34年春，我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毕业后留学于美国克莱登大学，师从塞万提斯（Cervantes）专攻心理学和神经性疾病。1936年夏，在克莱登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年底，与同校的师兄方鸿渐博士一同乘船回来报效国家。
正文
一路无话（我一路无话），和方博士同船抵沪后，我寓居沪上。不像方博士有个不错的老丈人，我虽经多方打点，四处谋职，半年以后却依然未果。赤子之意，拳拳之心，报国无门，不由让人感到惋惜。光惋惜也就罢了，终日在寓所中无所事事，着实让人沮丧。
如果单单是惋惜和沮丧，那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而手头的钞票越来越少，饮食越来越差，则又在惋惜和沮丧的后面，给我加上了无尽痛苦。诸如半夜被饿醒、把肥皂当作奶酪之类的事情，发生频率也渐高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刚刚又气又饿地进入晕厥状态准备休息片刻时，就被房东（我叫她包租婆）拎到了大门外用冷水冲洗，然后又摇醒过来。我猜想她是来收房租的。
于是，我从怀中掏出了我的最后一张钞票。当我把这张钞票交给包租婆的时候，她大骂道：“没钱还敢拿这种东西来糊弄老娘！”钞票被她劈头盖脸地扔了回来，后面紧随着的是我的行李，于是我被赶出了公寓。
当我捡起包租婆丢出来的行李和地上的纸币，狠狠地呸了一声后才发现情况有些异样。这纸币和刚才给她的时候似乎不太一样。刚才明明是一张五百元的，现在却变成了一百元；刚才明明是印着孙先生的头像，现在却变成了个陌生面孔；刚才明明印着中央银行，现在却变成了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很显然，钞票一定是被包租婆掉了包。本想上前找包租婆理论，但一想到包租婆那无敌狮子吼的功夫，我的身体不由自主来了一个向后转，齐步走。
本来想散步回贵州老家的，但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我竟来到了市长官邸前。既然来了，还是进去撞撞吧，或许能得到他推荐，在什么地方谋到一个教书的差事，也不必这样灰头土脸地回乡下种地去。看来门卫还似乎是半个文化人，在被我的博士学位证书和一口半通不通的美国英语唬得一愣一愣之后，我居然见到了市长大人。
在我深入浅出地给市长先生讲述了一番心理学和神经性疾病的常识，并生动形象地表演了多种神经性疾病的判定特征和发病状态之后，我的学识终于打动了市长先生。他对我的研究比较重视，发现我这样一个人才居然没有单位接收后，立即打电话给我安排了一家医院，并命令院方立即派车来接我。
在院方欢迎人员搀扶我从后门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市长先生也送了出来。虽然我们相距很远，但我还是看到市长先生打了门卫一个嘴巴，似乎是为了门卫怠慢我的事情。这让我感到有些自责，其实刚才我不应该提到门卫怎么样的。
车渐渐开走的时候，市长先生呵斥门卫的声音还隐隐约约地传进来，好像是什么神经病、疯子一类的。唉，门卫混饭也不容易啊。我本想从窗口探出头去为门卫开脱两句的，都是小老百姓，不容易呀，但是院方派来接我的这辆车比较高档，为了安全起见，窗户上都安装了金属栏杆。嗯，院方想得真周到呀。
不久，车开到了医院。这家医院坐落在郊区，周围绿树成荫、高墙耸立，的确是搞研究的好地方。绿树嘛，总是让人心旷神怡；高墙呢，可以防止病人逃跑出去。不错，不错。
让我很意外的是，院长没能亲自出来接我，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医生，姓张，听护士叫他小张医生。我告诉他我是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是专攻心理学和神经性疾病的。他说他也是搞这个方面的，看来是同行了。本来我想和他探讨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他似乎对我个人的事情更感兴趣，问了许多我日常生活的问题，还一边问一边做了记录。
我告诉他别这么客气，随便聊聊天，不用特别记录的。他笑了笑说，这是他的工作。后来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我的休息室和研究室，还告诉我本来应该给我单间的，但是现在条件不好，只能和别人先住一间了。没有单间我并不是很在乎，我们做学问的人，对生活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过得去就行。
但让我感到有些不安的是，在刚才的谈话中，这个年轻的小张医生问了我很多幼稚和互相不关联的问题，我察觉出这个年轻医生似乎有一些轻度的思维离散。从我在美国的研究来看，这个应该是妄想和感知觉综合障碍的症状。
妄想症，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经过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这是精神病中常见的症状之一。而幻觉和感知觉综合障碍这个病症中，幻觉见于半数以上的病人，有时相当顽固。最常见的是幻听，主要是言语性的幻听，分为评论性幻听、命令性幻听、思维鸣响。
不少学心理学的人，心理健康都会受自己的专业影响，但是只要不遇见什么特别的事情，比如说身体上的煎熬或者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这些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真希望刚才那个小张医生不会有什么事情，改天找机会一定要给他不动声色地作一些心理辅导，免得这么一个大好的青年被毁了。
和这个小张医生聊完了我的基本情况以后，几个护士和护工要送我去我的房间，我告诉他们不必这样客气，只要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去就好，但他们依然很客气地坚持要送，他们说这是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且以后照顾我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真是很客气，看来对我这个留美博士似乎还是很崇拜的。
在护士锁上门走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议论说，这是个文的，比前段时间来的那个武的要好多了，那家伙动不动就要打人骂人，真的很让人害怕，做辅导的时候连小张医生都有点怕他，还好已经转走了。
看来前段时间似乎也有个客座研究人员来过这里，还在业务上指导了一下那个小张医生。但他似乎对这些服务人员很凶，所以走了以后在这医院里留下了恶评。
的确，现在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去海外镀过金就很了不得，对国内的同行就眼朝上翻，对所带的学生就不当人看，动辄老子当年在国外如何如何。这样的人啊，实在是不怎么样，的确不如我呀。再说这些护士和护工，平常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我们，多不容易啊。要是对这些科研、试验的第一线人员非但不关怀帮助，反而动辄斥责，那算什么东西呀。
和我共用这个研究室兼居所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半秃的人，名字叫达文西。我经常亲切地叫他阿西，他总是更正我说：“请叫我达文西！”他也是在这里作研究工作的。至于是什么研究，我没有问，免得以后出成果的时候落下一个剽窃的嫌疑。可惜他在这里没有研究多久就走了，说是下海拍电影去了。
现在的社会，物欲横流呀，好多做学问的人都下海了，但人类文明总要传承、要进步呀，所以还有不少以人类未来为己任的笨人和我一样，坚持不懈地做着学问，我敬佩他们。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当然，自比为颜回好像有点自夸了，我当不起，不过现在的确有一些人是能当得起的。
来到医院不久，我就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为了便于平常的观察，我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关在对面房间的一个病人。对面的房间显然是一个病房，因为那个房间的门上有一个观察窗，方便医生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在不开门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观察和治疗。这是一种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其实我觉得，对面的这个病人并不需要这种装置。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她是一个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无暴力倾向。发病的时候，只是孤独退缩，活动减少，行动被动并常伴随情感淡漠，情感反应不能与思维内容以及外界刺激产生共鸣或联系。这种病人我们俗称为文疯子——和那种有暴力倾向的武疯子相比，他们不像武的那样容易伤害到别人，文的一般容易伤害自己。
我很是关注她的情况，她其实很可怜。我经常从研究室门上的小窗户望出去，如果她的病房门上的观察窗碰巧开着的话，我能看见她静静地坐在床前，似乎是进入了妄想的回忆，目光或欣喜或悲哀。根据我观察的统计，看见她沉浸于妄想状态27次，表情悲哀21次，占77.8%，表情甜蜜6次，占22.2%。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决定对她采取心理诱导的方法进行治疗。要用这种方法，首先要弄清楚她的病因。下次病人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一定要和她谈一谈。
为了我研究的方便，只要天气不错，护士和护工们总会安排一段时间让我能在自由活动的病人中间自由地进行研究，顺便也活动一下筋骨，免得我在研究室里面憋坏了。这天，一个小护士又打开我研究室的门，笑嘻嘻地对我说：“鱼，出去活动一下吧，今天阳光挺温暖的。”我比较喜欢大家亲切地直呼我的名字“鱼”，而不喜欢别人叫我“鱼博士”、“鱼老师”或者“Dr.fish”。我向这个小护士笑着点点头，算是对她打个招呼。
来到病人们活动的庭院中，我又看到了她，我研究的那个病人。她每次活动都一个人待在墙边的那棵树下，望着墙外的天空。她眼中流露出时而迷茫时而清醒的神情，似乎在考虑什么。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一直有一个观点：“大多数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病人都有一套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探索和思考着世界。”
但是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并没有体现这一点。我的导师塞万提斯在研究他的病人堂·吉诃德的时候，也得出了比较相似的结论。我的老师很支持我的这个观点，并鼓励我研究下去。这次这个病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研究对象。
她就站在那棵树下，穿着蓝白色宽条纹的病号服。我走上去开始了对她的研究。
“你好！”我走上去礼貌地对她问好。
她缓缓转过头来，诧异地看了看我身上的病号服，很迟疑地回答了一句：“你好！”
还好，为了我能更好地融入病人的群体中，减小和他们的距离，到医院报到的当天，护工就为我换上了这里的病号服；和我同一个研究室的阿西也是穿的这个，虽然他离开拍电影去了。
“大家都是病友，聊聊好吗？”我尽量轻松地对她说。
她很疑惑地打量了我的衣服很久，点了点头。
要研究一个病人，你就需要让他对你敞开心扉。要一个病人对你敞开心扉，你首先要取得他的认同感。看来这病号服还是很有效果的，显然我已经取得了她的认同感。我站在她的面前，她低头看着地面。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才能真正打开她的心扉。
“我叫hotel_fish。”
“嗯。”
“你可以叫我fish或者鱼。”
“嗯。”
“我是贵州人。”
“嗯。”
“我是做科学研究的。”
“哦？”她眼中闪过一丝惊异的光。她抬起头来，仔细地看着我。
“现在是公元哪一年？”她直视着我的目光问道。
“当然是1936年10月。”我略微有些慌乱地回答。她灼灼的目光仿佛要看透我的心灵，让我感到一种被剥光的慌乱。
“看来你还比较正常。”她微微一笑，轻轻地摇了摇头。她望着天空轻笑着继续说道，“医生也告诉我今年是1936年，我却总以为今年是2006年，看来我是得了妄想症了。”
像她这样的妄想症患者还比较少见，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病情，这个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特例进入以后我的研究报告呢？
很快，活动的时间结束了，护士和护工招呼病人都回病房去，这次研究就结束了。
回到我的研究室，在护士帮我把门锁好以后，我仔细地在头脑中整理了这次研究得到的情况。她的名字叫“聊神”，聊斋的聊，神仙的神，是一个典型的妄想型病人，以为现在是21世纪，以为自己是研究一种叫做“快子”的微粒子的研究人员，等等。当尝试对她谈到真实世界情况的时候，她的情绪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波动。像她这种类型的病人，我认为只需要慢慢地进行心理诱导，不久就可以痊愈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利用户外活动的机会我一直在对她进行心理诱导，不断告诉她真实世界中的事情，但是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听见敲门声。
“谁？”我问道。
“我是聊神。”
“你怎么出病房了？”
“没有，我是在敲我自己的门。”
“哦，呵呵。你挺聪明，能想到这个办法，我还以为你敲的是我的门呢。”我笑道。
“嘿嘿，没什么。这两边的房间都是相同的构造，相同的门，容易谐振，所以你听上去就好像是我敲你的门。”
“我想好了，我要走了。”聊神犹豫了一下，说道。
沉默了一下，她接着说：“你是对的，现在是1936年，我意识到了。我想，明天张医生给我诊察的时候能够确认我已经正常了。我应该可以出院了。”
“出院以后你准备去哪里？”我问道。
“还不知道，我以为我会在明年8月13日以前回去的，看来我是不能回家了。唉——”她吁了一口气，“fish，谢谢你这么长一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当代的事情，谢谢你陪我说了这么多话。”
“聊神，以前你很少说话吗？”
“是啊，以前我总是沉迷于我的研究，偶尔也和朋友打打手机。”
“手机？那是什么？”
“那是一种无线电话，很小巧，可以随身……呃，不说了。再说你又要以为我疯了，哈哈。”
看来聊神还是没有完全正常，我暗暗想。
“我要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聊神说道，“fish，出去以后我会想你的。呵呵，说不定哪天我还会来看你。”
“聊神，只要你心智健康我就放心了。”
“呵呵呵……”门那边传来一阵轻笑声，似乎是嘲笑声，似乎又不是，但是略有几分苦楚的感觉。
因为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几率是相当高的，鉴于聊神的病情，我不放心地叮嘱道：“聊神，出去以后你别害怕。遇到什么事情都慢慢来。要是实在有什么事情想不过去，或者你觉得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来找我吧。”我又故作神秘地加了一句，“如果下雪，你就对着天空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能听见。”我实在不放心她出去以后能否适应现在的社会。
“我会的！fish，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你是这里最关心我的人。”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聊神，我们睡吧。明天你要接受小张的检查，早点休息，别想太多了。”
“好的，bye！”
是夜，我没有睡着。回味着聊神的话，似乎有些不寻常的感觉。咳，我警告自己，做我们这行的，千万别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感情，否则不仅对研究对象的病情不利，而且还影响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记得我有一位很优秀的师姐曾经说过，称职的心理医生是用自己的心灵探测和治疗别人的心灵，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似乎师姐在对一个经常把自己幻想成玉猫的男人做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也患上了妄想症，她把自己幻想成一只锦毛老鼠。哦，对了，她刚才说到，不管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什么意思？而且，在我们的谈话中她为什么要提到明年的8月13日？为什么她总是告诉我那天会出现大变故？莫非她的病还没有好？
第二天，她果然通过了测试，出院了。在她走的时候，我在研究室的门后面通过门上的窗户看着她。她转过头来，轻轻一笑，对我眨了眨左眼。
她就这样走了，对面的病房空了下来，我也失去了我的研究对象。
但是过了不多久，坏消息传来，我的猜想被证实了。在护士们的聊天中，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关于她的情况。她那天的确是通过了测试，被判定为正常而出院了，但是没有过多久，她却又被抓了回来。现在她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已经完全语无伦次，而且还有暴力倾向和自残倾向。听说她被抓回来的那一天下着雪，她站在市区最繁华的地方，双手张开举向空中，大声地喊着“废墟”。现在她已经被强制使用大剂量的药物治疗了。
又过了大半年，我又听到了关于她的消息，今天她消失了，在重症病人的房间中忽然消失了，像空气一样消失了，而病房的门窗都是完好的。我猜想她是死掉了，经受不了大剂量药物的副作用，死了。这个消息是护工和警卫在走廊上巡逻交谈的时候我听到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如刀绞，这天是1937年8月12日。
第二天上午9时15分，日舰重炮向闸北轰击。日海军陆战队一部，由天通庵及横浜路方面，越过淞沪路冲入宝山路，向驻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射击，淞沪会战打响。
11月12日，我离开了医院，写下了这篇东西。
记于1937年11月18日凌晨，上海
后 记
2006年新年前，贵阳很少见地飘了雪。
除夕夜，我的一大家子人坐在客厅里面聊着天。我的曾孙女跟我说，她工作的那间医院几天前来了一个奇怪的小姑娘，听说以前是在上海做前沿物理研究的，在做一次“实物快子化”实验的时候，一瞬间突然精神失常。
这个病人平常倒也老实，只是下雪那天她站在窗前，双手张开举向空中，大声喊着“废墟”两个字，那声音悲凉，在雪地中传出去老远。那时候，几个身强力壮的护工都按不住她，只有由得她这样。其实那哪里是按不住，只是看着她望向天空那无助、凄楚的眼神，任你是铁一般的人都狠不下这个心去。
我淡淡地插言道：“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啊。”
我的曾孙女走过来，靠近我的耳朵大声对我说：“哦，晓得啰。老祖公，刚刚我们说的话你听得到啊？”
“我听得到。当然，我一定会听见的。”我靠在轮椅上，转头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喃喃自语，背后传来儿孙们的说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