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爸据说出生在1949年4月14日，为什么是据说呢？
我奶奶一谈起我老爸的出生，总是如此：那一年呀，怀着你老爸时，快要出生的那个月，正值春耕播种。突然传来“鬼子来了”，来不及收拾，一大家直往冈岭上（村上的地，地势高，有很多高又深的地沟，便于隐藏）跑，一直在地沟里躲了两三天。
村上倒没听到枪声，你老爸呆不住了，要出来了。不到半个时辰，你老爸便呱呱落地了。哈哈哈，就那一年，解放的那一年，你老爸跑出来啰！哈哈哈！
每逢听到这里，老爸便在一旁嘟嚷，49年哪有什么鬼子进村嘛，根本就是人家解放军来我们县。敲锣打鼓，被误认为是鬼子来了，吓得要命。
明明是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明明就是50年嘛！
可一字不识的奶奶就那两个字：49年！
老爸虽说对自己的出生时间有过质疑，可是当了十多年村支书的他在一次次户口登记、户口更新中，在自己的出生年月那一栏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填上：1949年4月14日。
也许是因为生在地沟里，我老爸特别热爱土地，特别热爱当农民。
老爸有四兄弟，一个姐姐。爷爷当时是保长，虽说带了个“长”，却没给老爸他们的生活带来半点好处，但却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我爷爷是属于根红苗正的贫农。
贫到了什么程度呢？家里人要吃饱全靠老爸在外偷红薯、偷萝卜。
1962年，大伯凭着根红苗正光荣参军了，家里少了一个抢饭碗的，爷爷奶奶松了一口气。
过了几年，老爸大了，根红苗正的爷爷家又得到了一个光荣的指标——参军。
爷爷对老爸说，让弟弟去吧（三叔、四叔和老爸年纪相差不大），你留在家里和我一起种田。四叔顶替老爸的指标，光荣地参军去了。
不久，县造纸厂招工，根红苗正的爷爷家又得到了一个光荣的指标——进厂当工人，这个指标再怎么也该轮到老爸头上来了。
老爸说，让老三去吧，老三身体弱，不会弄田地里的活。
三叔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人，老爸和爷爷奶奶在农村种着田地，帮衬着大伯娶媳妇，帮着三叔四叔找老婆。
终于又一年，公社的合作社成立，需要在村上招收一名售货员，这个指标又光荣地落到了根红苗正的爷爷家。
每逢听到这里，我都松了口气（虽然结果我已知晓），我老爸终于要走出农门了！
老爸在合作社只做了两天，便把这份工作让给了村上一位没有父亲的、身体很瘦弱的朋友（这位朋友出去之后，一路高升，受到乡长器重，后来成就了一番大业，这是后话）。
老爸回来对爷爷说，做不惯那份事，就喜欢种田。爷爷高兴地说，罢罢罢，你就是种田的命。
听到这里，我总是仰天长叹。老爸呀，出去了，还回来。你不为你自己想，还为我们想想啰，说不定我们也是大官的崽女哟！
每逢这时，老爸总是笑笑。
在老爸60大寿那天，我认真地问老爸，你真的就那么喜欢当农民？你不后悔一生这样清苦？
老爸笑笑说，当时我不回家种田，一大家怎么活？
爷爷身体差，虽说他不好阻拦我出去，可是我出去了，家里田地里弄得出来？一大家活得下来？（大妈、三婶都是乡下的老婆，虽说大伯、叔叔们在外，可是他们的家人都在家，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
听完老爸的话，我再也没有仰天长叹过了。这么多年，老爸用行动诠释了这份爱。
如果说当年的选择是因为爱，那么今天的爱就是因为当年的选择。在我们家乡的这片土地上，老爸倾注了一生的爱。
在当年揭不开锅、吃不饱的年代里，老爸总能从土地里翻出吃的来。
红薯、土豆、萝卜……一袋袋往家搬，害得奶奶总是担心有人来告状，实际上一次都没有。
老爸当上村支书后（老爸的那位瘦弱的朋友当年任乡长时，极力举荐老爸当村支书。虽说老爸的这个村支书，有“走后门”的意思，可老爸一干就是十几年，老爸深得民心却是肯定的），着着实实干了一件件体现他对土地由衷热爱的事。
记得那一年，老爸他们在外学习后，运来一车车桔子树，在村的周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渠道边上挖下了一个个坑。挑粪、施肥，把这些我们从没见过、我们村从没栽过的桔子树像稀世珍宝一样栽进了坑里。
老爸豪情满怀地说，过个三五年，我们的村子就是桔子村，到处果实累累，金黄金黄。
听着老爸的话，我如醉如痴，嘴角流出了一大片口水。可是那一年却是霜冻最厉害的一年，冬天过后，老爸他们栽下的桔子树却再也没有变绿了。
眼瞅着桔子树在我们这是栽不活了，老爸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头的几口大塘。原先这些塘都是闲置的，一年到头起一次塘，全村一起捉鱼，挖藕，倒也一年当中有两三天有鱼吃，有藕吃。
老爸说，一年吃一次，太少了。于是，从外地买来了鱼苗、藕种，搞起了养殖、种植。
结果一两年下来，全村人不仅鱼、藕管够吃，每家每户的荷包也鼓起了许多。
确实老爸对土地的理解与他人是不相同的。有一年干旱，双抢时早稻收进了家，轮到晚禾下田，几十天没下一滴雨。种在田里的晚禾秧苗焦黄焦黄的，秧田里都干得开裂了。
那个时候栽禾，先得把秧苗扯出来，扎好，再挑到田里去栽。要到干得开裂的秧田里扯秧苗，那是一件既困难得要命又痛苦得要死的事。
我记得那是一种叫“现优”的禾种，还没扯上两三下，老妈、我、妹妹手上便全是血泡。
看着焦黄的一片秧苗田，我连死的心都有。当时有“不栽八一禾”的说法，八月一日眼看就要到了，秧苗还不知什么时候扯得出来，可以栽到田里去。
老爸把锹一挥：“我来铲，你们来搭土。”
老妈连忙上前阻拦：“不行，会全死掉了。”
这也是事实，当年这些秧苗可全都是庄稼人的命，娇嫩得很。不要说用锹铲会弄断那宝贵的根，就连引水进秧田在那时候都是绝不能做的，因为怕会腐烂了根（这样的说法不知是当时人们思想的守旧，还是科学技术的落后。现在不说护不好秧苗，就是在田里撒下谷照样能长出一片青翠，获得丰收）。
可是老爸不容老妈争辩，挥起铁锹，一块块粘着土被铲断根的秧苗便铲出来了。顾不得讨论，秧苗便被我们运到了一块块田里栽下来了。
“会活吗？”“长得谷出来吗？”是我们那段时间念叨得最多的话。
在雨天之后，我们甚至都想重新栽过。老爸却说，栽了都没用，时节过了。
也不知怎么过来的，我只记得那一年割晚禾时，老爸说，今年多收到了几袋谷。
不知是什么给了当年的老爸那么大的自信，我想，也许是老爸对土地的爱吧，这份爱让他确定他的土地一定能长出好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