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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嫁给我姥爷的时候，姥爷不满十岁，姥姥十五，是老一辈儿定下的娃娃亲，两家子从我老老姥爷那一辈就出远门儿倒腾羊皮货，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据我妈后来回忆，（某些细节的真实性已无法考证）我老姥爷走的早，家道中落，姥姥家族的日子却越过越火腾，嫁给我姥爷的时候，两头裹着红布的驴驼着一车的嫁妆，银货布匹之类的，那叫一个风光。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横跨两个村儿的距离，停在我姥爷家门口，等了好久没见着迎亲的，跟路过的一扫听，原来都赶着去找新郎了。我姥爷当时还沉浸在童年的欢乐里无法自拔，小孩儿脾气，你让他穿得正儿八经的在那里杵着，等上三四个小时，他哪里磨得住这个心性。清早，见没人注意，就翻墙溜出去找隔壁二狗子玩耍去了。
姥姥后来回忆起当年那段往事还会笑个不停，她说那天她坐着驴车，远远的看到墙头上有个小娃，脱光了屁股在墙上撒尿，还不停地冲着迎亲的队伍嘻嘻哈哈吹口哨。等再细看的时候，小孩已经从墙头上跳下去，寻不见了。
后来在河边儿的泥堆里被人发现，结婚准备的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早已破破烂烂，我姥爷被家人以押解犯人的方式扭到了父母面前，对着面儿也没见过一次的新娘拜了三拜，懵懂地望着面前盖着一块儿红布的姑娘，让喧闹的人群拥进了洞房。
在我妈那个版本的故事里，我姥姥的婆婆也就是我的老姥姥那是出了名的心狠手毒，辣手摧花，姥爷彼时小孩心性，自然也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怜香惜玉的。送亲的时候纵然高头大马，绫罗绸缎，然而毕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以后的一切便随了婆家，进了门以后卸下红妆，我姥姥便开始了一段堪比孔雀东南飞的坎坷婚姻史。姥姥秉性敦厚温和，在娘家闺房中牢记为人妇必要孝顺贤惠，勤劳持家。我姥爷兄弟三个，姥爷在家中排行老大，姥姥嫁过去的时候，二姥爷还是个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孩子，隔了几年，三老爷出生。姥姥帮着婆婆既当嫂子又当妈的拉扯着两个兄弟。
姥姥和姥爷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夭折了五个，那个时候，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全凭命够不够硬。我妈算是命硬的，生下来刚过完满月就一直高烧不退，后来只有出的气没了咽的气，于是我姥姥就像对待之前那五个一样，找了个破草席准备裹起来就地埋掉。结果路上刚巧碰到一位走街串巷的赤脚郎中（此处巧合度极高），摸了摸脑门，探了探鼻吸，接着给屁股上打了一针，我妈就这样奇迹的生还了，并且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当然这个潦草和神奇的故事也是我妈口述的，其历史的准确性待考。
姥姥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病，那个时候她正在外面拾柴，突然小产，孩子一生下来就没了气儿，连个哭声都没留在这世上，我姥姥自己拽断了脐带，血突突地往外冒，染红了身子下面的枯草，抱着孩子艰难地爬回了家，血在路面坚硬的泥土和碎冰碴子上留下一段殷红的长痕。
姥姥没在床上躺足三天便被婆婆赶了下来，数九寒天一桶一桶地往家里挑水。彼时，好女人的定义里应该没有上得厅堂这一条，但是你要比牲口还能扛活，这点是必须的。
我老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要强的女人，凡事儿不落在人后面，有一次秋收的时候被别人套黄鼬的架子夹断了腿，从此落下了残疾，自那以后，做不了太费力气的农活，看着别人的日子腾腾的，咽不下那口气，脾气反而越发乖张暴戾起来。姥姥进门后，大小事儿有了个差使的人，恨不得把她掰成八瓣拿来使唤，做事情稍不用心便动辄打骂。
姥姥现在谈起自己的婆婆来依然不寒而栗，她唠叨说自己信命，前半辈子受的苦是命里带来的，人不能死两次，到了下面命就改不了了，于是跟家人反复絮叨的一件身后事儿就是在她死后自己的坟不要和婆婆的靠在一块儿，她很怕到下面去以后还会受欺负。我姥姥是个很善良的人，一辈子逆来顺受，无论多么辛苦，也从来没有反抗过。 2
姥姥很疼姥爷，姥爷成年后去县城的另一个乡镇的武装队上班，一个月回来一趟，走的时候我姥姥总要在她的包裹里面塞一大堆东西，换洗的衣服，新纳的千层底，我妈说，每次我姥爷走的前一天，姥姥都会在煤油灯下面缝缝补补到半夜。月底，我姥姥就开始算我姥爷回来的日子，她虽然不识字，但心里却有数。姥爷回来的当天天还没亮，她就早早起来忙活，蒸一大锅热腾腾的馒头，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太好，主食都是棒子面或者地瓜面的粗粮，姥姥从预存着过年的饺子面里头挖两勺白面，为我姥爷蒸上几个馒头。这馒头家里的孩子是无福享用的，我妈说当时如果馋急了就会偷偷的把馒头皮揭下来，放在嘴里嚼着，那叫一个香。没有电话的岁月，如果碰上队里有事儿，我姥爷回不来，那几个馒头就那样放在锅里，每顿饭都会再热上一遍，直到发霉。
60年代末，姥爷转到城里工作，彼时去到县城上班的人很多都把留在老家没文化的老婆给休掉了（谎骗着他们在离婚协议书上摁手印），渐渐的竟形成一股风潮。我老姥姥多次劝说我姥爷再找一个，其主要原因无非是我姥姥进家这么多年一直没给老甄家添个小子（生了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另一方面，当时正值文革，姥姥家因为是富农阶级，被斗的闹出了人命，家道已是旧时王谢，老姥姥生怕因此给我姥爷的前程造成影响。关于这件事儿，我姥爷的立场很坚定，一直没动过抛弃发妻的念头。后来老姥姥过世后，姥爷干脆把姥姥和孩子们都接到了县城，他的工作调动到哪里就将他们带到哪里，我姥姥就这样跟着我姥爷从县城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搬到东头，直到姥爷退休，以离休干部的身份在县城分了一套平房，才算正式的定居，一住便是近三十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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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时候，姥爷在县城的一个乡镇任卫生院院长。那里见证了我的第一声啼哭，我童年的一半儿是在这个大院儿里度过的。母亲和父亲工作忙，父亲工作的乡镇在县城的东北角，骑自行车要半天的路程，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回来一趟。我母亲体质差，奶水不足，姥姥就去乡镇的集市上给我淘换笨鸡蛋，煮熟了，一口一口嚼着喂我。后来有一阵子我很讨厌吃蛋黄，我妈就说那是因为小时候你姥姥给你喂顶了。
爸爸妈妈不回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姥姥睡，姥姥把我揽在被窝里讲故事唱儿歌，“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好宝宝，好宝宝。”我摇着她的胳膊，一脸懵懂地问姥姥，“姥姥，好宝宝下面怎么唱啊。”姥姥笑着说：“娃子，姥姥就会唱这一句，下面的姥姥也不会唱了。”故事呢，她也只会讲一个，“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故事呢，从前有座山。。。。”这个开头很吸引人，结尾无限重复的故事她给我讲了无数遍，直到把我讲睡着为止。
三岁的时候，姥爷转到县里的公安局，他们住的小院儿后面是县武装部操练用的靶档，靶档其实就是用土堆积的又厚又高的坡，春天的时候，盖了一层朦朦的新绿，姥姥牵着我的手，很愉快的在那里玩耍，我费很大的劲儿甩开她的手，自个儿撒欢地往坡上面爬。姥姥追不上我，喘着粗气在后面跟着，跑不多远就坐在土台上歇半天，断断续续地冲我喊“娃你跑慢点，前面有坑。”我转过头，指着前面的草丛惊喜地对姥姥说：“姥姥，你看，那蚂蚱飞起来跟燕子一样，你快帮我用砖头打下来呗。”姥姥缓一口气，弯着腰笑说：“姥姥打不下来，你姥爷有枪，回来让你姥爷给你打。”
姥爷有没有枪我不知道，但是他有一套很帅气的警服一直挂在卧室的衣架上，周末的时候，姥姥给他洗出来，小心的烫熨平整，早晨姥爷对着镜子穿好，姥姥在后面把褶皱抻平，拿扫帚再拍打上好几遍。发制服那天，姥爷拉着姥姥去了一趟国营照相馆，老两口照了这辈子第一张合照。我姥姥长得很丑，姥爷个子矮但是眉宇间有股子英气，两个人都一本正经的板着脸孔，背后是一副硕大的北京天安门彩画。那张合照放在木边玻璃相框的最中间，跟随他们搬了好多次家，逐渐泛黄有了旧时光的烙痕。
姥爷家的书橱上有一台旧式的木质收音机，老头退休以后，吃完早饭，上午会在卧室支一个圆桌，泡上一壶茶，收音机在八点的时候放单田芳，十点的时候是吕剧。11点多，姥姥站起来去厨房收拾中午饭，我喜欢吃姥姥汆的羊肉丸子和她包的大馅儿馄饨。
姥爷在院儿里开了两块菜畦，在机关单位忙活了一辈子，到了晚年反而爱上了田间耕锄的闲适生活。院子的东南角种了一株香椿树，旁边用竹竿整齐得支了一个葡萄架，夏末的时候，红彤彤的葡萄密密麻麻缀在上面，姥姥剪下几株熟透的洗给我吃。
在院子的偏房檐下，有几个胭老咸菜的大瓮，春天的时候，姥爷骑着三轮拉着姥姥去菜市场，买上几袋萝卜、白菜、辣椒、蒜。切开洗干净，抹上一层一层的粗盐和着酱油把大瓮塞得满满当当。晚饭切点爽口的萝卜条洒点香油就着小米粥，竟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味道。
下午的时候，姥姥在胡同口支一个马扎，和胡同里的老太太们坐在太阳底下唠嗑。姥爷喜欢玩顶牛子，姥姥说话说累了就靠在姥爷旁边看。姥爷给我买了辆红色的三轮脚踏车，温暖的午后，我骑着脚踏车在胡同里歪歪扭扭的转圈。
后来，姥姥越来越老，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什么东西都雾蒙蒙一片，腿脚也不再利索，住了快三十年的平房，下雨的时候经常断电，胡同的下水道堵的严重，水漫到小院儿里来，上厕所都很费劲，怕姥姥滑倒，姥爷就搀着她，后来干脆买了个轮椅，推着她出去晒太阳。
我妈妈姐妹几个在县城买了套楼房，把老两口接到了楼上，姥姥因为腿脚的原因很少下去，姥爷就在阳台上放了一个躺椅，旧式的木制收音机换成了能够播放画面的唱戏机，姥姥耳朵不好，姥爷就把声音放到最大，还是单田芳和吕剧，阳光暖暖的晒在身上，姥爷穿上外褂骑着三轮出去买菜，做一些可口的东西给姥姥吃。晚上，姥爷打好水泡脚，搓洗上身。有时候，他还会帮她修剪梳理那花白的头发。他改掉了晚睡的习惯，她说困的时候，他就早早地将被褥铺好，搀着她上床睡觉。晚上她常常失眠，他就翻出一些陈年旧事儿当笑话讲给她听，直到她酣然入睡，而外面的夜色也早已泛了白。
这就是我姥姥和我姥爷的故事，走过的70年风雨中，他们相互搀扶，彼此依靠。这段故事中没有可歌可泣的桥段，她长得不漂亮，他也实在算不上英俊潇洒，但却正是因为这几十年如一日的相濡以沫，于平凡和自然中更能让人体会到一丝发自心底的温暖和感动。就像某首歌中唱的，给你一张过去的CD，听听那时候我们的爱情，那娓娓道来的旋律中吟唱的，纵然让你分不清他究竟是爱情还是亲情，却也总能在不经意间便潮湿了我们的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