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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光明院儿，是这座小县城政府大院儿的家属院，我爸在政府某个科室做文员，当时根据政策分了一套。在这座大院儿我住了8年，童年的一大半时光都挥霍在了这座院子里。
当时我有个长得像周润发的哥们名字叫陈志钊，我们叫他阿钊，这哥们年长我们几岁，肤色黝黑，生得身高马大，孔武有力，眼眶上长了一颗美人痣。是我们大院几十号兄弟当仁不让的扛把子，为人仗义，征服欲颇强，常号令兄弟们跟旁边建行家属院儿干架。干架的时候，一定要冲锋在前，以一敌三，颇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王本色。只可惜我们扛把子虽然长了一张创业致富的脸，但是一直没能带领我们这个帮派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所以在与敌人对战的时候我们一贯使用冷兵器，没有漫天枪响也没有教堂白鸽，只有抄起板砖干丫的豪迈。我们坐着他们家拉泔水桶子的三轮车，手上挥舞着板砖，四处释放荷尔蒙，如果背景音乐配上国际歌，简直活脱脱《阳光灿烂的日子》现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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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县城当年的商业中心，是一个叫做会场的地方。80年代，会场中央建造了一栋国营电影院儿，这座平地而起的仿苏式建筑，孤鹜地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在影院二楼正中间的位置，摆放着一颗比八一制片厂那颗还要硕大的闪闪红星。这座国营影院基本不放商业片，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各单位和学校组织人来看战争或者教育题材的电影。比如《大决战，渡江战役》、《背着爸爸上学》《焦裕禄》这样起到宣传作用的主旋律。而会场西面那排杂乱的录像厅，才真正是我们的天堂电影院。录像厅一般都是结合露天的台球案子进行捆绑式经营，捎带着卖点汽水糖果。外面常有邻近大院儿或者村落儿的小阿飞出没，光着膀子秀一些毫无艺术品位的动物纹身，球台旁边一定会站着几个长发披肩，浓妆艳抹的小妹，在小阿飞拿杆子戳台球的时候，用厚厚粉底抹过的单眼皮暗送秋波。
我们几个人会凑两块钱在录像厅里面坐一下午，录像厅老板有一箱子的盗版影碟。武侠片、黑帮片、色情片不一而足。录像厅隔音效果很差，放电影的时候，动作片里短兵相接的打斗声，以及翁虹、舒淇香艳的叫床声，通过两台重型低音炮营造的山寨环绕立体效果，在会场临近街道的上空飘荡，现在想想，或许我们就是在那昏暗的，飘散着劣质香烟和爽身水味儿的录像厅里，通过《玉蒲团》和《红灯区》接受了最初的性启蒙。
当然，比起三级片和武侠片，我们更喜欢古惑仔系列。阿钊对这一系列尤为痴迷。每次看完陈浩南砍人，从录像厅意犹未尽地出来后，他总要在街头点上一根没有过滤嘴的官厅香烟，故作深沉地指着前面建行家属院儿的方向，豪迈地说：“兄弟们，总有一天，我会带领大家冲出铜锣湾。”
他说话时望着远方的那双坚毅的眼神，以及因为激动而轻微抖动的下巴，在繁星点点，夜幕初起的月色里，让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恍惚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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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电影院儿的一楼，是儿时的另一处天堂，一个南方的中年男人在这儿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型游戏机厅。当时流行比较热血的格斗街机，例如饿狼传说、街头霸王、铁拳，我和阿钊当时最喜欢的是97拳皇。他擅长八神庵，我擅长草稚京。阿钊的八神庵打起架来和他自己平日的精神面貌相仿，连招放的很出色，特别是那最后一个超B，使出来十分血腥，满屏的血红色相当场面。他在这上面颇有天赋，游戏厅熙来攘往的玩家没几个是他的三合之将，这里面也包括我的草雉京。
当时两毛钱一个板儿，有时候我们五个板儿两瓶北冰洋就能在里面呆一下午，除了技术高超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板儿花光了以后，就会站在门口，专挑那种看起来怂包的软柿子借板儿。碰到不听话的，阿钊一般就会直接给他们来一套八神庵的百二十连击，直到把板儿打出来为止，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十分管用，屡试不爽。
90年代末，县城划分为几块儿区域，分别由不同的混混统辖管理。这种常常出现在香港黑帮片中类似地下社会的组织架构十分常见，每个混社会的阿飞心中似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铜锣湾。会场作为县城CBD，地位仿佛三国时代的荆州，乃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里常常发生流血事件，来这斗殴的混混装备精良，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砍刀和钢管使得得心应手。彼时还没开展大规模禁枪运动，所以有些兵强马壮的组织还配有鸟枪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混斗为了不伤及无辜（更深层次原因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常常发生在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的时候，有一次阿钊有幸被人邀去助拳，虽然是临时打酱油，但是找他们的帮派本着武装到牙齿的原则给每人发了一把精钢打造的长刀。之后的日子，阿钊常常拿出这把砍刀来让我等屁民鉴赏，边抚摸边给我们描述那场精彩绝伦的夜战，叙述当时在昏黄的路灯下，大家手持钢刀冲入人群中，自己如何在巷子里面以一敌三，说到尽兴出，他不忘点燃一根没有过滤嘴的廉价香烟，“你们知道吗，老子当时就站在那儿，三个人冲过来，我就拿着这把刀，他娘的那瞬间老子觉得自己就是在嘉峪关战刘关张的吕布啊。”
“那是虎牢关。”我友情的提示了一下。
“别BB，老子知道。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一夫什么”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对对对，老子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有一个差点被我把手给卸下来，你能听到你刀尖上的血滴下来的声音，真是爽。”说完后，他啐了一口痰。
在氤氲的烟雾里，他仿佛将我们带入日本战国时代，滚滚的硝烟中，德川家康对峙丰臣秀吉，刀光剑影，斧钺刀叉，十分刺激。他将这段经济演绎的十分精彩妥帖，丝毫没有吹牛逼的痕迹。因为这次的优越表现，他从临时工被破格晋升为编内人士。
会场这块儿肥肉最终被这个优待临时工的帮派拿下，帮派名字叫黑龙堂，名字起的廉价而潦草，为了彰显自己的帮派文化，由帮主带头每人都要在身上纹上黑龙图案，由于要区别身份地位，在帮内地位越高，黑龙纹的越多。这管理模式明显有抄袭丐帮的嫌疑。到阿钊这里，只配在手腕上纹一只龙头。
凭这只龙头，我和阿钊足以平趟会场的各大娱乐场所，当时会场的游戏厅老板颇识时务，除了按时缴纳保护费给黑龙堂，堂里的兄弟们在游戏厅玩耍享受VIP待遇，每人每月100个板儿，这一百个板儿让我们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同时，阿钊对我们院儿的突击队进行了改编，成立了一个叫大刀会的黑龙堂附属组织。建会初期，我们经费问题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大刀会的称号名难副实，因为除了阿钊一把大刀外，我们在干架的时候依然是板砖和拳头。但是困难的条件阻止不了我们革命的友谊和热情，在会长陈志钊的带领下，我们踏上了统一建行家属院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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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时除了会场的街机，还有另外一个战场，那就是红白机和任天堂。
人生中第一台红白机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下海开了一家书社，收入还算稳定，于是许诺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能够挤进全班前三名，就会给我一些实质的奖励。对于以贯彻传统教育观念为根本的我们家来说，这种画饼的激励模式出现的次数了了。我父母象征性的问了一下我想要什么，我理性的考虑到这种皇恩浩荡的馈赠肯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回答的稍有不慎，这次难得的可以邀功的机会恐怕就会失去。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借辅助学习为由要求他们给我买一台电脑。
那是记忆以来在学习上最用功的一段时间，但是从全班倒数加速超车到前三名，这段距离的难度不亚于鸣人从吊车尾变成火影。纵然我废寝忘食，使出悬梁刺股的自虐精神，骨感的现实还是将我击倒了。一个飘着雪的冬天，我拿着一张名曰进步最快的安慰奖走在回家的路上，沮丧而绝望的心情很像被黄世仁逼债的杨白劳。
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无法形容当时的震惊与喜悦，那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画面，书桌上端正地放着父母早已准备好的礼物，虽然礼物不是早先谈好的奔腾电脑，也不是小霸王游戏机，而是一台叫做裕兴电脑VCD的奇葩东西。包装这货的盒子上书写着“用科技改变世界”这几个臭不要脸的大字，其实实质就是VCD和学习机的结合体，这种充斥着浓浓拼夕夕味儿的电子产品实在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是他有一个十分吸引我的强大功能，那就是附赠的三张游戏光盘和一幅红白机手柄。这三张光盘几乎囊括了市面上所有的任天堂游戏。
在没有这三张光盘之前，我一直处于去别人家蹭游戏玩儿的尴尬局面。之所以尴尬，一是游戏不能自己挑，你明明喜欢双截龙，他丫非要玩超级玛丽，二是主人家占据一个手柄，其它的小伙伴轮另一个手柄。他要加速你不能慢跑，他出去拉泡屎要暂停游戏十分钟，你也得坐这儿干等着。而这三张光盘的出现则一举让我扭转了此前被动局势，从此我握着那个可以操控游戏终止与开始的主机步入了让别人等我拉屎的牛逼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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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辉煌的时代里，充斥着燃烧荷尔蒙的基情以及与父母的斗智斗勇。寒暑假的上午8点半，我父母上班后，我家的小客厅里面就会陆续挤满来玩游戏的小伙伴，阿钊因为扛把子的身份，可以与我共享一个主机。剩下的副机按照帮派地位依次排列，最多的时候要10多个人轮，碰到几个会玩的，坚持着不肯挂，往往还没轮完一遍我妈就回来了。闯关失败的懊恼叹息，刷怪亢奋时嘴里用方言甩出的脏话、双手在塑料按键上面摩挲的声音以及游戏的背景音乐，交织剪接在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格斗进行曲。
这台机器带给我极度的优越感，不厚道的说，这种优越感多半来自于这牛逼闪闪的山寨黑科技技术，很多市面上不常见的游戏都囊括其中，现在看来，不过就是压缩拷贝的游戏包，加载个模拟器，分分钟的事儿，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这绝对是个划时代的发明。周末的时候，为了蹭个副机的使用权，来的帮派兄弟多少要礼貌性的稍点东西，比如北冰洋汽水，小虎队方便面什么的，做为东道主对于客人的这份诚恳的礼貌之举自然却之不恭。一段时间，我的地位在帮派内蹿升的很快，一跃成为仅次于阿钊的二号头目。二号头目并不意味着和你的武力值挂钩，与别的帮派拼杀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躲在陈志钊后面，其原因是你跟在一个常人不易近身的高手后面，意味着你不挂彩的几率大大增加。等对方被打倒后，上去补上几脚，以显示我的狠辣威猛，我热衷于此。
省吃俭用了两个月，攒钱买了一本游戏通关秘籍，这个通关秘籍可以让你巧妙地挖掘到关卡隐藏的彩蛋，我细心摘录研究，认真做好笔记，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还要常备着一本新华字典做辅助。上天垂怜我这凿壁偷光的精神，终于让我学有所成，那段时间，我最骄傲的就是将《超级玛丽3》和《高桥名人的冒险岛2》这两个我们圈儿内公认的最难游戏给通关了。渐渐我再在学校的游戏圈儿声名鹊起，不少好学的同道中人让我传授心得，我当然乐为人师，倾囊相授。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和谐氛围宛如欧洲中世纪自由分子的读书会，充满保障的热情，并期待明天会更好。
事实证明，好日子总是稍纵即逝，期中考试我领了一个退步最明显奖，这奖项的设立与之前的安慰奖异曲同工，都能引起不小的量变。我父母开始意识到游戏对我学习造成的隐形杀伤力，终于痛定思痛，开始亡羊补牢。他们将那副手柄藏了起来，为防止我找到不断的变换藏匿的位置，对于一个游戏者这副手柄的分量不亚于倚天剑和屠龙刀。于是我在每个假期的早上我都要被迫化身金田一，在自个儿家里按图索骥地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找到手柄，还要充分考虑到下一步动作，比如如何充分做好伪装，如何让自己的演技没有违和感，如何打扫清理战场，我甚至考虑到每个手柄在藏匿的时候摆放的姿势，手柄线应该怎么打结，以备万无一失。每每临近我父母的下班点，我都会提前将小伙伴遣散，哪怕通关到了直面Boss的关键时刻，即使再恋恋不舍也要拿出壮士断腕的毅然决然劲儿。待小伙伴撤离后，我会偷偷将手柄拿回我父母之前藏匿的地点，尽量还原他们此前摆下的造型。小心翼翼地不给他们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有的时候碰到我父亲提前下班，还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切掉电源，藏起手柄，将电视切换到少儿频道，然后大家要分分钟收敛起之前杀怪的酸爽表情假装沉溺在电视节目里。稍有哪个环节表现的不自然，露出一分一毫的破绽，我就会在晚上忍受接近两个小时的批评教育。（当时之所以能在危急时刻做好预判和准备，主要是我父亲有个习惯，他每次走路回家的时候都会去踩胡同口第三个盖板儿翘起来的地方，伴随咚的一声下沉，我们机敏的捕捉到这声预警信号，然后才能在电光火石间，以迅雷不及掩而之势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这一幕幕现实版的希区柯克，不断在我家上演，充分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后来阿钊因为在会场的游戏厅收保护费捅死了一个南方人判了18年，（此事我会在文章中详细提及），从那时候起我没有再去过游戏厅。而我的裕兴电脑VCD在初三的时候因为聚众看毛片的缘故被我妈凌迟处死。（详细经过，我已记录在简述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毛片的二三事中》）。其实那个时候，游戏厅和红白机代表的时间已经走入了尾端，伴随网吧的兴起，游戏时代进入PC端。院儿里的小伙伴到访的越来越少，我一个人落寞的将几款经典的游戏一遍又一遍的通关，直到自己也投入红警和CS的怀抱。
某段时间，当你怀念青春的时候，有些特定的画面是会不由自主的蹦出来的，比如八神庵的超B和那幅红白机手柄。有些人在特定的时间出现，也在特定的时间离开，留下的，是一串回忆，这回忆猥琐地躲在你心中的某个角落，当你触碰到某个老物件儿的时候，突然蹦出来，击中你最敏感的地方。
大学的时候，我在自己的电脑上重新安装了97拳皇的键盘版以及300多部任天堂游戏的压缩包。在那期间，我们系还组织了一场拳皇挑战赛，我用阿钊擅长的八神庵，一路杀进决赛，这场系列赛，曾一度重新燃起我以为早已消磨在时光中的激情与热血。10多年前，在弥漫着烟草和橘子汽水味儿的游戏厅里，我和阿钊对着红绿色键盘啪啪拍打的日子，阿钊吞吐着烟雾，面对我草稚京的压制，大吼一声：“操你妈的，我要使绝招了。”紧接着屏幕闪出一片绯红，我平静地望着我的草稚京如风筝般从天空中挣扎掉落，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没有人能够挡住嗜血的八神庵那牛逼哄哄的百二十连击，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