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西安的第三年，整天挤呀挤地生活，挤公交，挤人群，15路很挤，106路更拥挤，公交上的热汗笼罩着我，随时都能嗅出一股只有在车厢里才能散发的味道，不好闻。我嫌，也怕被人嫌。我总会提早半个小时出门，想办法避开高峰期。
这半小时，不仅为我赢来了宽敞松动的公交环境，还让我享受到城市更加清静的早晨。我也不再着急慌忙地跑着爬楼，有点空隙，我还能掏出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再顺顺利利地涂个口红，让自己看上去像个从容的三十岁女性。
周末在辅导机构带完课，再轰隆隆地切入周内模式，为了让自己有模有样，我又报了一个文学博士学位，周内五天的时间，紧张的功课能占去四天。一般，我都是公交加共享单车，连轴转六天，有时候，也会一口气从住处跑到公交站点，乘坐十站地，再从下车的路口直奔博士的课堂，有着牲口般的韧劲。
一个女人被生活挤压得快要变形，大抵就是我这副样子。
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些。
照例地，我会在进教室前，在一楼的大镜子前，看是否狼狈，是否慌乱，是否干净得体。
那天，怕耽误了文学概论课程，我格外心慌，两步并一步，上楼梯，一脚俩台阶，跨步动作甚是夸张。这时，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力量不大，却将我差点撞了个趔趄。
他说“抱歉。”我没吱声。
虽然没怎么碍事，但他确实给我增添了心惊。我一边端正自己的身体，一边带着责怨的目光看着远去的身影，不礼貌！我心里和嘴里都是这三个字。前后不到五秒，伴随着几声脚步，他就和我面对面了。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种腔调，我在记忆里快速搜寻，应该是在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新闻中心的日本记者就是这样的发音，拘谨而认真。
我回他：“没关系，也是我自己太着急。”说着，我留意到他有着不一样的头发，两鬓处留有两缕蓝色的头发，没有完全蓝透的那种。这与众不同的头发，映衬着一张俊朗的面孔，看上去是外地人。我看着他，停顿了数秒，他也呆呆地朝我望着，眼睛大而干净，黑色的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他开始有些似笑非笑，应该是想笑我的不堪与转怒之快。我值得你那番似笑非笑么？
一个的短暂的交锋，最后在我的不好意思中收住了。
一个临时的面对面，竟会让人的精神又好起来，真是神奇！我不能被这种慌乱累得不管不顾，形象才是一个女人的纪律，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我更应该淡然镇定才对。
我明显地放慢了脚步，也仔细地聆听他的脚步声，他一直在我身后，和我同步，好像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一样。直到最后一层，我才确认我们不同步了，应该是在楼下上课，我猜。
到了教室，紧闭的门让我不知所措。我开始翻看群消息，是我记错了，还是今天的课程取消了？群里有同学热心地回应：文学概论课，做了调整，调到了周一的2:00-4:00。
我一边为自己近两个小时的大费周折而苦恼，一边准备下楼。
就在四层楼梯口，我听到一个好听的讲课声音，隐隐约约听到在讲博尔赫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外国作家。
我循声而去，到了教室门口，看到讲台上的教师，是那个熟悉的身影，他侧着身，印入我眼帘的还是那醒目的一缕蓝发。
这不是我的课，也不是我的老师，我的脚步不知道该如何往进迈。如若不是方才在楼梯的一幕，以我的无畏，给台上的老师打一声招呼，就已经径直地坐在了最前排。
可这时，我的踌躇竟让我有点想打退堂鼓。
“欢迎教室外的新同学！”退缩在我心里占了上风时候，我听到了这句话，疑惑地问讲台上的他：“是我吗？”他认真地点头：“是的！”
我瞬间悠地起来，心情是喜悦的。
这时，我能更清楚地概括他了。
他顶多37岁，不粗犷，也不健壮，整体偏斯文，还有斯文以外的一种气质，可能是脆弱或者忧郁，我也说不上，反倒是这额外的一丝忧郁，使他的形象更加好看。
他的外国文学课，不讲作品内容，而讲作家怎么生产作品。他说，只有更好地了解作家，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所以他的课堂上，故事特别多。嗯，故事思维，我不得不为他点赞。
课间十分钟，我听到后面几个学生在窃窃私语，好像在说台上的这位老师。我凑过去听。其中一人说：“靠，这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什么。几个看上去不怎么拿课堂当回事的男生，他们笑笑，没有作答。
我要等很久之后，才能搞清那笑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他的课是有思想深度的，也让我对博尔赫斯，有了更多的认识。
下课后，我走到讲台前，对着那张年轻的脸，表达了我想上这门课的愿望。他些为难，说快到中期了，这个时候选课怕加重我的负担，他的课下学期还有，让我到时候选。
我认定他是在拒绝我这个外来户，在我眼里，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但这话，我没说出口。他见我不动声色，补充了一句：“这样吧，你可以先上我的课，学分到期末我们再想办法”。
“我不要学分，只是单纯地来听一下，也是因为你讲得精彩！”说完我才意识到，我应该将“你”改成“您”。
他说他叫林丰。林丰的L和ing，组成了ling，如果不小心一卷舌，发成ei的音，就成了lei，这岂不成了雷锋。我一边想他名字的好笑，一边说很高兴认识你。过场话总要有的。
他说他的课程会偶尔有时间变动，我自不然地将今天文学概论课调课的事联系起来，“哦哦……”我应和着。心里默默思忖，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不是那种来日方长的学生，我的学习和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日子过得有点朝不保夕。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调整的概论极低，调的话，给你通知。”，说着，他掏出手机，打开微信，让我扫了二维码，他说，以后课程时间，会随时微信我。
赶第二次上他的课，他已在大黑板下。我看他倦怠，脸无表情的，眼睛里的光芒也几乎不存在了。
我们坐在台下，堂而皇之地开心着。唯独他，站在讲台上，笔挺地等待着上课的铃声，笔挺的姿势，让人觉得不随和。
他拿出电脑，准备着这节课的PPT。和学校里其他教师不一样，他翻弄PPT的速度相当利索，亦如他身上干净利落的裤子和白色衬衫。从任何角度看，他都是一个认真的人，也很有素养的样子。
我突然想，他会是哪里人呢？头发这么时尚，和正统严肃的老师形象有点不符；他面无表情，是焦虑，还是疲惫？难道还有比半老了，还在凄惶地周旋于整座城市的人更焦虑更疲惫？
他开始点名了。“王小南”，他点到了我，我震惊，把我这个旁听生算在内了，但我并没有交代过我的名字。仔细想，我微信的网名就是我的真名。
“你确定要上我的课吗？”他温和地问着。
“是的，上周我和您确认过。”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发问，弄得莫名其妙。
“这课你怕是跟不上。”他慢慢地说出这话。
“为什么？”我迷惑不解。
“我的课业量非常地大。”
第一次上课时，后排男生的坏笑，有了答案。
我一下子精神了。让我奋进的东西够多了：孤独、贫穷、陌生，让我每天热情饱满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低看我，你就成全了我。“我们试试？！”我的语速比他的语速还慢。人在愤怒时，慢慢地说话，会有奇特的效果。
“你读过的外国文学著作有多少？”
“至少有四百本吧。”其实远没有那么多，谎报出来的册数，我会想尽办法，昼夜不停地补看回来。
“四百本？”他质疑道，“所以，我说你会跟不上，四百本怎么行。光一个作家，就得涉猎十本左右，何况的还有俄罗斯文学，英美国文学，外国作家那么多！”
上课铃声响了，班里坐着的人数没有上次多。
教室里气氛不好，好像有事快要发生。有人站起来，大声地讲：“我觉得这门课作业太多，比如上节课，上的博尔赫斯，读博尔赫斯的经典名作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读那些没有必要的大部头！我们的时间总不能奉耗在这一门课上吧。”
这位同学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你一言我一语，慢慢铺散开来，总体是，读一些没有必要的书籍，还不如节约时间读经典。
林丰不慌不忙地走下讲台，跟我们讲述他的文学观，讲到了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二战时的狱中生活，又讲起了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流亡岁月，旁征博引出钢铁般的纪律对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性。
“与大师们的经历相比，你们这点课业量算什么？如果你们非要这样认为，只能说明你们没有一颗进取之心！”
他说的很投入，周边同学互传眼色，好像在说，看你玩什么鬼，但我很想为他鼓掌。
他像一个演讲者，励志又激情。即便这样，台下还是有种蠢蠢欲动的逃离气氛。研究生阶段，很多人还是抱着顺利过关的心态，不想整天苦哈哈的。
“你们现在想选择放弃这门课，还来得及！”他又说。
这句话，让我确信，他是强大的。
没有人出声。我们最终没有弃林丰而去。
他情绪有点紧张。接着讲课：“那好，既然选择了我们的课，就要迎难而上。你们谁读过毛姆的作品？”
我第一个举起手。他从讲台处看了我一眼。“福克纳？”举手的除了我，还有几个。我期望他不要叫到我，我能记起来的不多。
“王小南，”他说：“你可以尝试着读一下这些作品的英文版。”
我倒吸一口冷气，他太高估我了，如果让我复述中文小说，我也不见得复述周全。
课间，我去开水房接水，有人已经拿着保温杯朝这边走来，楼道里，我又隐约地看到了两缕蓝色的头发。其他同学，早已走出教室，相谈甚欢，他们喝着水溶C100，蓝色的可口可乐等。
像极了第一次的遇见，我正和林丰擦肩而过的时候，听到：“我还没有你的具体信息。”他说，“其他人在第一节课就把这些留给我了。”
你不是你认定我学不来你的课吗？为何还要我的信息？有我在这个班，才不至于太冷场，也说不定。
他又说课堂上，我应争取发言。我说，才来，还不熟，以后会发言，而且会很好。他说，发言是自己的事情，和熟不熟没关系。我顿时觉得有话可说。
“你的课有几个发言的？鸦雀无声也是有原因的！”话说出去，我觉得不对劲，低下头，看着他那双漂亮的皮鞋，好像不曾有任何灰尘侵扰过。
真没有想到，他还会继续：“我的课程上成哪样，你不必关心，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学有所获。”我笑了笑，什么逻辑？！
两小时的课被他上成了两个半小时，大家并不乐意。课的内容太多，我有些脑力跟不上。这时，班里唯一跟我走得很近的女生萧然对我说，这老师作业多也就不说了，课堂容量还这么大。我一边听着，一边点点头说着：林丰是个好老师。
萧然，勉为其难地附和着：差不多吧。
2林丰的课，一周一次，直到学期末。
这两个月里，我累得不像话，一边穿梭于辅导机构与博士课堂，一边用大部分的时间来应付林丰的课程，绝大部分的时光都献给了外国文学。
为了能在他的课上更顺溜地发言，也为了看上去富有思想，通常我会提前问林丰下节课所讲的作家，再在图书馆把相关作品和研究史料全部借过来，逐个做笔记。
关键信息，我都摘录到笔记本上，还未到期末，一本厚厚的笔记在我手里已经变得密密麻麻了，可怜的食指和中指的握笔处，也起了厚厚的老茧，写完的中性笔被我一个个码起来，越往后，它们的形状越像小山，它们的存在，宣告着我的用力，我把拍了张照片，存下了它们。
课前大量的铺垫，让我在课堂上，发言游刃有余，谈论外国作家，发表见解，探讨作品的内涵、外延，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专长。有好几次，我有种错觉，课堂似乎成了我和林丰的对话场，思想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交换。林丰开始认可我，他看我的眼神有种近乎赞许的肯定，这眼神，有种重大意义，好像你吃的苦，终于有人能懂了，也好像你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正向反馈。
一次，在我发言完毕，林丰朝我笑了笑，笑得像个婴儿，单纯、没有恶意，那笑第一次浮现在他脸上，正好被我捕捉到了。
这都是我学好外国文学的最大动力。
我也开始按照林丰所说的，读英文原著小说，我竟不知，我有能力读懂英文原版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不算长，但也不算短，我用不到三天的功夫，啃完了它。就在我颇有成就时，收到了一条微信，是林丰发的，微信内容大致是：
下周二外国文学课临时调整，调到周日晚上6:00-8:00，收到请回复。
周日晚，我还在辅导机构有阅读课，给孩子们上课，一直被我认为是头等大事，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对饭碗的敬畏。
“外国文学课不能如期而至”，我编辑着微信内容，编好之后又觉得不妥，没发出去。我开始在手机文档里一遍一遍地打着草稿，期待一个完美回复。编辑了好久，还是回到了“外国文学课不能如期而至”。我不能把我忙碌而又仓皇的生活图景展现给他，用不着解释那么多，辅导班的课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也不知道。
微信发过去不到五秒，林丰回道：为什么？
看到这个问号，我的第一反应竟是，没有得意门生捧场他，那兴许是个被冷落的课堂。
我把我在辅导机构上课的情况说明了一番，非常迫不得已的口吻，结尾处我敲了四个字“非常抱歉”，亦如第一次在楼梯里他给我的那个“抱歉”。对待那条微信，我是慎之又慎，认真之又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