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笑了出来，瞪了他一眼。她把鸡蛋袋子拎起来，盯着看了一番，“四毛钱买六个鸡蛋？” 她大惊小怪地叫出来。
木匠责备地看了她一眼，示意她小点声。“五个半。那半个是借得。” 木匠在凳子上坐下来，拿起一个荞麦面馒头。
吃过饭后大儿子出去玩了，木匠和妻子进到里屋。小儿子躺在木匠自己做的摇篮里，头上盖着一块女人的粉色头巾。木匠上了炕，趴着身去逗儿子。妻子把头巾包在儿子头上，笑着说，“你看他像不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的那个古兰牡丹？”
“是有点像，” 木匠说，他轻轻推了一下摇篮，“那部电影后来演了什么？我都忘了。”
“他骑着马回到了喀什，但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 妻子说。她准备接着说下去，突然发现木匠正看着她，她停住不说了。
这部影片他们都没有看完。那天放映队早早收了场，因为下来了一场大雨，他们怕雨水把机器弄坏了。人们说可以用油毡布搭个顶棚，他们还是不同意。后来放映队答应一个月以后过来再放一次，但不久以后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大新闻，他们知道，放映队再也不会来了。
过了一会儿，妻子拍了一下木匠脑袋，“找到耗子洞了吗？”
木匠从被窝堆上拉出一个枕头，大展开身体躺在炕上，得意地哼了一声。“下午我拿上铁锹过去，给我准备个麻袋。”
“能有一麻袋吗？” 妻子吃惊地问。
“可能都不止。” 木匠说。
妻子变得神采飞扬，从柜上拿了一根橡皮筋，一边束头发一边说：“你记得，别和别人说，人们都盯着呢。有红豆就多弄点红豆，麦子咱们还有一点，要是有苞米一定弄些苞米，给孩子熬粥喝，至从我断了奶......”
木匠打起了巨大的鼾声。妻子皱皱眉头，感到房梁上的灰尘和蜘蛛网都在往下掉。她立刻把头巾盖在了儿子嘴上。这一中午，她为了迎接晚上照相的神圣时刻，披着丈夫的那件灰褐色的旧褂子，穿着拖鞋，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过去那些藏匿在墙壁里和屋檐上的脏东西由于重力的缘故都纷纷掉落下来。最后她用一块抹布把柜子、镜子、以及所有的家具全都擦拭了一遍，用一个荞麦叶扎的扫帚清理了在角落里和他们共同生活多年的臭虫和线板虫。当丈夫从过度深入的午睡中挣扎醒过来的时候，她正在堂屋用洗衣粉洗头，还在水里加了几片枯黄的艾草叶子。
木匠从炕上坐起来，感到头疼的厉害，又闭上了眼。他努力想抓住脑海里那片绿油油的梦境，但一声嘹亮的啼哭把他拽了出来。他睁开眼，问妻子：“几点了？”
“三点。” 妻子从堂屋走进来，正在歪着头擦干头发。木匠闻到了一阵洗衣粉的清香味。
“你梦到啥了？” 妻子问。
“我说什么了？” 木匠反问。
“没，” 妻子说，“你哭了。”
木匠摸摸眼睑，确实有淡淡的泪痕。鼻子里还透着一股呛了洋葱的味道。他叹了一口气说，“那天我爹从土猫台回来的时候，我不该让他一个人走。我该送他的。我看见他站在黄土梁上迈不动腿，像一头瘫在地里的牛。”
“那时候你不是还年轻嘛。” 妻子说。
“年轻真可怕。” 木匠说。
他亲了亲躺在摇篮里的婴儿的小手。在堂屋找到一个打了补丁的麻袋，在院子里拿起一把铁锹。走出大门的时候，妻子从屋里追出来，站在门口喊：“红豆和苞米，关键是红豆和苞米。”
木匠把铁锹扛在肩头，劲头十足，迈开最大的步子，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打谷场。炎热已经褪去，清风从山包上吹下来。他没穿上午那件三紧服，穿了一件灰色的的确良衬衣。就在他把袖子挽起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山上的场景让他一惊：一辆三轮车已经开到了半山腰，五六个人——就在上午他撒尿的地方——抡开铁锹和镐头，正在把耗子洞里的粮食刨出来。
二后生站在三轮车上，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里夹着烟在指挥人们再挖得深一点。木匠走过来，看到三轮车上已经装了一麻袋麦子和一麻袋红豆。山上被刨开了一个牛棚大的坑。
木匠往坑边凑了凑，看到五六个小伙子在刨粮食出来。小伙子们都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干。汗水和泥土搅在一起，裹着他们的衣服和身体，像是他们刚刚从土地里挖出粮食的同时也挖出了自己。木匠认出来这都是几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在附近几个村子里打零工，管顿饭就行。他忧伤地望着这个像是被炮弹轰开的耗子洞。没人和他说话，木匠有点尴尬，一股风卷着土吹过来，他往旁边挪了挪。
“我说是个宝藏吧。” 木匠自言自语地说。
二后生没看他，继续对着一个小伙子嚷嚷：“把那颗红豆捡起来啊，一颗红豆就不捡了？耗子就是靠一颗一颗的红豆才发家致富的。”
“你咋来这么早？” 木匠仰起头，看着站在三轮车上二后生。
二后生从上往下看，在三轮车车头那里看到了木匠。他嘿嘿一笑，对着那几个小伙子说，“看看，木匠还嫌咱们来得早。这地是石头地，我们都挖了两个小时才挖开的。你以为这地是木头做的吗？”
小伙子们都笑了。木匠更尴尬了。他把麻袋紧紧握在手里。“我是说，你们这么挖糟蹋粮食了，得顺着耗子洞的结构挖。” 木匠说，“耗子可没糟蹋粮食。”
“那你还看着干什么？” 二后生说，“赶紧拿着铁锹上啊，教教这些傻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