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定了他的乐观与大度，肆无忌惮地像个话痨般倾诉良久。
他的宿舍里总是用一台古旧的索尼CD机播放各式打口碟，白墙上贴着电影杂志附赠的海报。
他说，你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啊！你还是要睡觉，还是要吃饭。再说，你最后都能解决的。
我问他，你又在写作？真勤奋啊！
彼时，他为杂志和网刊撰写影评与乐评，只有我知道他的笔名，一直守口如瓶。
我说，你不用考证书的，你可以成为周黎明、木卫二、卫西谛、韩松落。
他笑得爽朗，露出好看的雪白牙齿，我这么散漫，才不会把爱好拿来谋生，那样一定会杀死生活中仅有的不多的乐趣。
他又批判我，你就是一个喜欢给爱好判死刑的人啊。你也买影视期刊，给学校广播台写影评。但你一定要去钻研理论，期望自己达到学术期刊的水平。你怎么可能毎样都精通。
我不服气，但也没法反驳，便坐在他的电脑前，与他一起看马基德·马基迪，顺便喝光了他最喜欢的饮料。
我当然知道他的散漫不是一天两天。他高中和一群兄弟疯玩，风驰电掣般穿过县城里每一条逼仄小巷的网吧与电玩厅。
他们躺在废弃小楼的屋顶，抽烟、饮酒、打牌，昏昏睡去，消磨过太多逃课的午后与晚自修。
高考一塌糊涂，芸至没有学校愿意收他作为高四生。是啊，复读班也是要拼升学率的。
他爸带他去求昔年的老友，那位故友的办公室很大，茶几是上好的乌木。
他把手指放进茶几上的一抹光线，看着那道黯淡至诡异的光芒在指甲上跳跃。
他不敢用余光去看父亲的脸，因为他知道父亲最讨厌求人与低头。
他说，就算是高四，我还是想玩，尤其是遇到心烦的模拟卷。
高考前的第45天，我自测了一下，大专线都艰难。我只想赶紧混过去，出去打工算了，我的那帮兄弟散落在广州、上海、深圳、珠海。
我知道，他那年高考前的第35天，家中的运输生意出了事故。他爸站在交警队的大门前，佝偻成一桩枯木，对他说，你争点气吧，活着多难啊。
我说，所以你很聪明，只用了30天一举超过二本线。所以我们专业的证书对你来说也没什么。
他说，反正我现在不想看书，三年呢，一年不行再来一年。我没你聪明，你的大学很有名的。
我懒得反驳他，虽然我知道研二就要开始着手实习、求职，所以一定要确保自己研一就有考下证书的实力。
因为我还知道他大学一点没警醒。大约是因为他家里度过了危机，再加上大学本来就很“放羊”。
他说，我也不记得自己挂了多少门，总之凭借本专业很难就业。我就想还是考研吧，换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考一个不需要高数的学科。
说是考研，大四的上学期，他看电影、听音乐的时间总是超过看书的总和。
然后，如同每一个人的毕业季，喝酒、告别、散伙饭、抱着熟悉的不熟悉的同学大哭ー场、站台上挥一挥衣袖、相约十年后功成名就。
他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区租了一个单间，只为便利地使用母校的食堂、自习室、浴室、洗衣间。
他住的那栋旧楼对面，有一家黑乎乎的门脸贩卖早餐。挂着一块木头招牌，赫然写着“豆浆一元，包子一块，abortion一百”。
他说到此处，总是笑得前仰后合。我听来有趣，总是把那块招牌一次次写进我那些不知所云的拙劣小说。
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他搬家的第一天，手机、钱包连带着银行卡就被偷了。
他一时不知该去求助谁，常去的那家打口碟小店店主借了他几百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