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我妈 图：我弟
我妈在95年的4月（农历）怀上了我，2个月后，夏正浓，潜伏在田沟、水塘、野草里的蚊蝇都开始了“解放运动”。那几年，农村有种盛行的疾病，是按蚊叮咬多人的过程中传播的一种疟原虫所致，我们村里人都把这种病的症状称为“打脾汗”或者“打摆子”，后来学了生物，才知道它学名叫做“疟疾”。我妈那时很不巧，受到了按蚊的青睐，得了这种病。
妊娠反应加上病症的发作，怀上我的大部分过程，我妈都是在身体的极大痛苦中渡过的。“发作的时间不定。冷起来时，你奶奶把家里的十床棉絮全压在我身上，还在床旁生火盆，都不够，还是冷到身体和嘴唇不停地磕巴。热起来时，两只奶一直膨胀到抽筋，躺在床上，汗水都把床单湿透。疼啊，简直想死。”我读小学时，她这样向我描述过一次，我再没忘过。
三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影片围绕着巴尔扎克的小说，讲述了70年代的知青渴求新知识追寻新价值的故事。其中有个片段，我难以忘怀：陈坤饰演的角色阿罗得了疟疾，他蹲在稻场的石墩上，身体和嘴唇抑制不住地颤抖，欲灭的状态。周迅饰演的小裁缝用偏方对阿罗进行治疗，手里拿着一支藤条，不停地抽打他，最后，阿罗得以痊愈。
电影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我妈出生的年代，像阿罗一样，我妈的疟疾也是由偏方治好的，但却不是以抽打的形式。由于怀着我，家里人并不敢让我妈接受西方打针吃药的治疗形式，于是，每当病症间歇性地发作，我妈只能在床上躺着深呼吸、憋着、忍受，任由冰寒与烈火在身体里撕扯。我爸急得没法儿，叫上大伯他们，到处跑去求人。后来，村里有人说，镇上有个人也得了这病，去隔壁湾里一位老中医那儿捡了一副中药，喝了就治好了。
于是，兄弟四个立马行动，在家门口的竹林里砍了几颗竹子，做了一张担架凉床，把我妈抬出村子，花了50块钱的重金，去那中医家里求得了一副药。奇迹般地，分次喝完，病症便不再明显了。恢复身体后，我妈依旧不是很能吃喝，可能我觉得在肚子里饿得太憋屈了，任性地蜷缩了7个多月后，我在11月的冬天（农历）打算出来了。
早产，这一次打击到的不再是我妈了，而是除她之外的大家。“这可怎么办呢？这能生出来个像样的孩子吗？”“孩子养不养得活啊？”这种讨论在我妈的床边常常弥漫着。
“万一有个啥，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我爸沉默。
床边还有一个人，同样沉默不语，我的奶奶，那时的她已经快70岁了，她是这场早产手术的主刀者。奶奶一生当过好多角色：乞讨者、捡粪人、算命先生、手工匠人、厨娘……最后一次有纪念意义的角色，恐怕就是成为了这场早产手术的主刀人了。
从前一天的晚上，一直到翌日清晨5点左右，窗户外面飘雪了，我出来了，和刚落下的雪一样，静默无息。“我的妈呀！怎么只有个抹布长？”惊讶的尖叫声消解了床边人们的倦意，大家争相抢看，“是个女孩。”“妈嘞！真是像个毛吖，脸上红彤彤的，满脸毛。”笑了一圈，轮着小心翼翼又抱了一圈，有人突然意识到什么。
“咋没听见吖哭啊？”大家都懵了。
奶奶起身去厨房拿来一只陶罐，举过头顶，猛地往地上一摔，“啪”地一声，我哭了，大家笑了。
后来我一个人躺在床的那头，我妈精疲力尽，再无一丝力气看我，一天过了，我除了被吓哭的那会儿，也没再哭了。奶奶进来，笑说“两个傻子，大人不知道给吖吃，吖不知道要吃的。”接着，便给我喂米汤。因为我妈没有奶水给我吃，奶奶在后面的几个月也依旧用米汤喂我，稍大点了，就用嘴巴嚼锅巴泡在菜水里喂我。
七月胎就这样慢慢长大，如今已是第23个年头了，我妈即将怀上我的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