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第二年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了。
儿时的记忆已很模糊，只记的我三岁左右，父亲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农村宣传队的一个业余演员。他演的是《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也许是耳熏目染的缘故，我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老三篇》。母亲说我那时长得又矮又胖，整天在街上哼着那几句：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
六周岁，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唱“样板戏”了。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回，一支解放军的小分队野营拉练经过我们村，要和我们学校一起组织联欢晚会，宣传文化大革命。老师安排我上台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那天正好下雨，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有点漏雨。当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也许是歌名的缘故吧，解放军战士就疯狂地鼓掌。本来我们农村没有鼓掌的习惯，但在解放军的带头下，村民们也是拼命鼓掌。这一下倒把我搞懵了。一时不知道往下唱了。正好这时有一滴雨滴到我的眼睛上，我顺手擦了一下。没想到台下的人以为我哭了，掌声更加疯狂，还夹着乡亲们的起哄。呵呵，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唱完这首歌的。但我却是实实在在的“明星”了
从那时起，我就和学校的宣传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一年级直到初中毕业，我一直是其中的主力队员。
那时学校只重政治，不重学习，我也乐得正常旷课去参加节目的排练。结果是到三年级，我的数学就考零分了。5+5知道等于10，但5+6我就等于1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满十一”。但语文可能是天天要背台词的缘故，我却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作文，一直都是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宣读。从小学到初三的作文比赛，几乎都是第一名。当然这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 已。因为我的家地处浙南山区，又正值文化大革命，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当初中二年级学校推荐我参加全区中学生作文比赛时，我 就名落孙山了。那天语文老师用自行车一前一后驮着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到了三十公里以外的区校，比完后老师就失望得连驮我
们回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学校后还哎声叹气了好几天。
就因为中小学时的文艺宣传，彻底断送了我后来的大学之梦。我因数学基础太差，后来几乎耗尽心血也无济于事了。
从初中二年级国家恢复高考时起，学校开始转抓教育。我也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补习功课中来。好不容易总算考上了高中。在我上高中前，学校还分文理科，我梦想着上高中后就可以丢开理科，专攻我充满兴趣的文科。但命运就从那时开始和我彻底开起了玩笑。我到学校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学校没有文科，只有理科！“绝望”俩字根本形容不了我当时的心情。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我就这 样不抱任何希望地“学习”着。
后来，我想想如此荒废三年实在不甘心，就联络了几个兴趣相同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文科自学小组。并经过努力征得了几位理科老师的同意，停掉理科，自学文科！然而，自学之路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由于我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又没有老师指导，除了能掌握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外，想在高考时取得好成绩，那根本就不可能。这样，我第一次高考的得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还是不甘心。我把没考好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没有老师辅导。自认为我不能和那些正宗“科班出身”的同学比，我如果有 他们的条件就一定会考得比他们好。
就是这一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让我在此后的三年里，为高考耗尽了心血。
为了得到老师的辅导，我托人说情，插入了一个文科高考复习班。但因为我的分数太低，必须交双倍的学费，每学期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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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还不够几个朋友一起吃顿宵夜，但在那时，对于我们家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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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是坐落在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人多地少，祖祖辈辈都是靠着那几亩山间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旱地而自给自足。人民公社 时，年年都是上季不接下季，一到青黄不接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上别村的亲戚家里去借粮度荒。我们家也不例外。记得我十二、三 岁时，我妈总是叫我挑一担木柴送给我十五、六公里外的姑妈家，再从姑妈家借回几十斤大米回来。包产到户以后，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还很少有人想到该出去赚点钱，再说也没那个门路。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使人们早已习惯了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没人天天去想钱，没钱也能生活的很正常，只是年年都盼着地里的庄稼能有个好收成。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想走出大山，加入外面世界的人来说，没钱就寸步难行了。
那时候，学校食堂卖一份炒白菜，只要5分钱。从这就可以看出150元的分量！
为了凑够这150元，我妈借遍了左邻右舍和亲戚，但在我准备好行装，临出门时，却还差20元。没有这二十元，我就无法去报到。母亲急得直掉眼泪，我是强忍泪水，不让它当着母亲的面掉下来。******************
后来,我的一个七十多岁的叔伯大妈,把她那点压箱底的养老钱翻出来,帮我凑够了那150元.
我用一辆旧自行车驮着一口袋大米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当我骑出村口时，泪水就再也控制不住了，以至于模糊了我的双眼，使我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我觉得这车子是如此的沉重，它载着我全家人的希望和我的少年梦想！
从那时起，为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及家里每年的花肥农药等开支，我父亲经常随村里的戏班子去外地演出，这是我们家唯一能赚到几块钱的一条门路。这样一来，家里的农活几乎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长期的劳累使母亲的身体渐渐地被压跨了。因为脊椎长了骨刺，母亲的腰快弯成了45度角。就这样，母亲还得天天下地干活：除草、施肥、打农药。村里人和我说，有时候看见母亲实在疼得站不住了，就一个人偷偷地坐在田坎底下哭。。。。。。
我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母亲总是劝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学校，我尽量节省开支。一年到头，我几乎没在学校的食堂买过一次菜，都是吃从家里带去的咸菜。连5分钱一份的炒白菜都舍不得买。为了多省下一些大米，我尽量从家里多带一点红薯，和在米饭里吃。
但这世界就是这样，你自甘清苦，却有人平白无故地要来取笑你。有一次吃中饭，一个同学看见我的饭盒里大半盒都是红薯，就大发议论：“科学的研究结果，一斤红薯除了能生产七俩粪以为，还能生产三俩屁！”。同学们一个个都笑得喷饭，气得我直想把饭盒扣到那家伙的脸上。但打架毕竟不是我的特长，于是我就针锋相对地反击：“科学的研究还表明：大米是粮食中的精品，他不会生产粪便，一斤大米就能生产一斤狗屁，所以你的屁话肯定要比任何人都多！”。此人自讨没趣，也就不再放肆了。我这个人可能有点记仇，因为那句取笑人的话，我此后就一直没理睬那个同学，认为他是小人，不可交。现在想想，可能自己有点太认真了，别人也许只是无心地开个玩笑而已。
和这相反，还有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让我一背子也忘不了。每当和人谈起友情之类的话题，我就会常常提起这件事。那时，离高考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我的思想负担也越来越重，到最后，严重到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的一个在乡村医院里学医的朋友经常骑二十多公里的自行车来看我。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上晚自习，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电闪雷鸣，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的时候，我看到窗外的大雨里站着一个人，他就是我那学医的朋友。原来他是听我说吃不下饭，特意给我送了一桶四、五斤重的开胃用的维生素，还有村里人端午节送给他的一大筐棕子。也许在朋友之间这样做也很正常，但这一幕却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么清晰，让人无法忘记。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朋友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还有一个人，我也一直忘不了他，那就是我们那时的老房东，一个当时已七十多岁的孤老头，老伴去世多年，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和他不住在一块。我们那时不能算学校正式的学生，只能在校外自己租房。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住在这位老人的家里。房租记得好象是每月5元钱。老人看我们几个年青人学习那么紧张，吃得又那么清苦，特别心疼我们，家里不管做点什么好吃点的东西总要端一碗过来给我们。看着老人端着碗的那双巍颤颤的手，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人与人之间那种本能的相怜相爱，和现代社会的那种动辄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做秀不一样。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温暖，它更像是春天里的一片阳光，自然而不做作。
十几年后，当我们几个当年住在一起的同学相聚在一起时，我们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位慈祥的老人。几个人一起去老地方找他。遗憾得是，我们住过的地方早就拆了，盖起了一排排的新房子。我们打听到了老人的儿子家，才知道老人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责，为什么就没想到早点来呢？为什么就非得等到“衣锦还乡”呢？，看来，十几年的商海闯荡，把我们这些一直都自命清高的所谓“学子”也染成“俗家第子”了。几个人都为此而自嘲。************
为了高考，我连续读了两年的补习班。但每年都是以几分之差而落榜。第三年，鉴于当时的家境，我实在不忍心再读下去了 ，就决定先找一份工作，边工作边补习。那时正好我们县在组建联防大队，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市容管理。我有个表哥是当时筹备组里的一员。帮我搞到了一个名额。每月工资60元。一家人都很高兴。
当时的办公地点是在城建大楼,我的工作是负责收取那些占道小贩交上来的摊位费。这样的工作就算放在现在也该算得上是好工作了。我认为这肯定是我表哥的面子，我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哪里是“天真”啊，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傻子”！尽管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但一进入社会，就一下子成了一张白纸，什么也没学过，什么也不懂。"人情世故”这个词如果让我做个名词解析，我肯定会头头是道。但现实中的我却是傻到我自己现在想起来还是又好气又好笑。
当时的城建局长姓顾，我第一天去上班时，对我很热情。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到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正好和局长室对面（呵呵，很牛B吧！).我把俩个办公室的地都拖得干干净净，还把两个办公室的开水都早早烧好。我自己认为我的表现够好的了。并且这俩招还是我在校时听我的班主任老师说的，他说他刚上班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为自己能”活学活用”而沾沾自喜。哦，还有一招差点忘了说，我还向朋友借了几十元钱，咬牙买了一包中华烟！，我那时自己不抽烟，当然就算我会抽也肯定不敢动一支。我天天把烟放在上衣口袋里，一看见局长来了，就干紧递上一支！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我自认为我“下贱”得已经够快了。
头几天，顾局长都是高高兴兴地接过烟，但几天下来，我发现局长对我是越来越冷淡。后来，连烟也不接了，还很不耐烦地告诉我：“我不抽烟！”。我彻底傻了。就算你一下子戒烟了，也用不着这样啊。过几天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进来的那些同事，报到后都挨个地给局长送了重礼，只剩下我了！我这才明白，想给人一个表现良好的印象，光凭烧烧开水，扫扫地，再敬支烟，那是远远不够的！要说我如果马上就补，那应该还来得及，但这是我的犟脾气倒上来了，一下子又从“下贱”变回了“清高”。我没钱好送礼，我也不想送！
于是我烟也不敬了，只是埋头工作。
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过几天，上面通知我，我的工作由坐在办公室收费改为上街巡逻，每天上班骑一辆自行车去街上转悠，看看有没有商贩违章的。我想，这样也好，我倒自由了。省得天天在办公室毕恭毕敬地低着脑袋做人。但俩天转下来，我才知道这活没我想得那么间单。那些占道的商贩都是老油条，你去了，他就走，你走了，他又回来了。几天下来，我没干出任何成绩。这时，局长发话了：“你明天出去得把红袖章带上，发现违章的，你就把他的东西没收，拉回到局里来处理。"这一下，我可犯难了，第一，我绝对不愿意戴上那付我认为会让我十分丢脸的红袖章，如果在街上碰到原来的同学，特别是已经考上了大学的同学，我会无地自容。第二，我这个人穷人出身，并且还是穷人，所以对老百姓天生同情，绝对不可能下手砸东西，搬家伙。这样一来，我就等于干不了了。
我的心里开始做最坏的打算。第二天出来，我干脆怠工，在街上转两圈就溜到我那几个同学自办的补习班补课去了。回去以后我就说没发现什么大的违章。一连几天下来，局长开始怀疑，在我出去后，他派人跟踪我，看看我这一天到底在干什么。顺便解释一下，那时刚开始搞市容，人手少，“专业巡逻”的就我一人。并且也是局长专为整我而设的。如果不派人跟踪我，他也确实不知道我这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了。（呵呵）这也是我当时同意上街的原因之一。*******
我又一次活学活用，把小贩对付我的方法倒过来对付跟踪我的那个人。他出来，我就故意在他的身边转，他走了我也就溜了。但时间一长，他肯定会有所发觉。我想，与其等开除，还不如主动辞职。这样多少还能保留点自尊心。于是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 ，我把发给我的红袖章、老虎钳、大把子等等“武器”如数放到了局长的办公桌上，告诉他：我不干了。局长可能早有预感，什么也没说，就写了个纸条，让我到财务那里结工资。我领到了58元，因为差一天，还不到一个月。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丢了。但我和那顾局长还打过一次交道。那是我出来半年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自己开了一间小书店兼打字速印，打字机和速印机都是我哥单位里的旧机器（那时我哥已工作了），他自己鼓捣好能用后，向领导说情借来的。再就是从新华书店批了几本书，就算开业了。说是书店，但实际上书的数量还不如人家书柜里的多。因为没钱进货，也不知道去哪里进。许多人当时都劝我别开书店，说利太薄，死货只能卖废纸，肯定要赔钱。但我唯一“认识的”和“喜欢的”就只有书。别的更不懂，也不喜欢做。我第一次经商的决策就是这样以喜不喜欢来定的。生意肯定好不了，连房租都付不出去。有一次，顾局长正好从我
小店门前过，一看是我，有点好奇，就进来看看。他的眼睛挺贼，一眼就看见了架子上的一本《漫话夜生活》，一下子来了兴趣。就坐下来翻了好一阵子，但还不过瘾，想带走。这时的我已经不是“联防队员”了，要带走书肯定得付钱了。这一毛不拔的家伙犹豫了好半天，终于想到了一招。他说，“这书我借去看两天，你这里不是能打印吗，我明天让局里的文员把要打印的东西送到你这里来打。”我说，“局里不是自己有打印机吗？”。他说，“最近活多，来不及打。”。我想，一本书毕竟有限，就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
第二天，那文员确实拿了一迭文件过来打，一共花了七、八十元钱。此后再也没来过。那本书也一直没送回，顾局长这样就算没白拿我的了。此人是我步入社会时第一个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他也给我上了这个社会大学的第一堂课。因为那么多“第一”集于他一身，所以他也自然成了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人。********（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