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战斗，一场爱与强权的战斗。我会一直斗争下去，直到女儿回到我身边。
1
2020年5月13日，深夜。我关了电脑。显示器暗了，变成一个镜子，里面映着一个落寞的中年人的脸。
夜深了，办公室里空空荡荡，除了我。我不想下班，我没地可去。
生活正在杀死我，从身体上，从精神上。
我的健康每况愈下，而我的心，怕是要死在身体前面了。
如果说这世界还有什么让我放不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母亲，还一个是我五岁的女儿，我的宝贝，我的命。
我想我得继续活着，给母亲送终，看女儿出嫁。别的，就不管了。
我关了所有的灯，工位底下拉出躺椅，躺下去拿起毯子盖好。
我闭上眼，往事水一样漫上来。
那年我三十岁，和许多互联网行业三十岁的人一样，状态的高峰期，收入有了质的飞跃。从刚毕业到三十岁的那几年，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好，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一切都会更好，并一直好下去。
我大学毕业就来到杭州，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筑造自己幸福的小巢。当遇见若怡，我知道，我的幸福开始了。
若怡比我小六岁，初见时她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小鸟依人。我们很快坠入了爱河，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是我们确立了关系，而我坠入了爱河。
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还问亲戚同学借了一些，在不算太偏的地方买了一套小三房。装修的事全是若怡在跑，我真庆幸自己遇到这么好的姑娘，年轻又懂事。
三年后我们登记结婚，搬进了新房，我也跳槽到了一家创业公司做技术负责人，那时我的眼里充满了阳光，看什么都满怀欣喜。我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有多幸福，我怕惹人嫉恨。
一年后我的小天使彤彤出生。我的朋友圈全是小东西的照片，我知道很多人因为这个把我屏蔽了，但我就是忍不住，我太爱彤彤了。
我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帮着照顾若怡和彤彤。母亲和若怡开始出现了矛盾，从开始围绕着彤彤，怎么抱，怎么穿衣服，怎么哄睡觉，到后来发展到吃什么菜，什么时候扫地，关门声音太响。
我深切体会到什么叫油盐酱醋，什么叫鸡毛蒜皮。心底里，我觉得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可以受点委屈，等事情过去，我再加倍孝敬母亲。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产妇抑郁，甚至出现杀死孩子后自杀的疯狂行为。
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里，我通常毫无理由地站在若怡一边，当着若怡的面责备母亲。母亲几次哭着收拾包裹要回老家，我又苦苦哀求母亲再帮我两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了。
彤彤一岁多点的时候，若怡外面有人了，那个人是他的老板。
是真爱，是虚荣，还是新鲜的刺激，让一个女人不顾家庭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我不知道。痛苦、咆哮、争吵，这些都于事无补，离婚是最后的出路。离婚协议中约定彤彤由若怡抚养，但实际上孩子一直跟着我，母亲舍不得我一个人拉扯彤彤。
母亲是矛盾的，她希望要么若怡回到我身边，要么彤彤跟若怡去。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为了孩子，离婚后我也痴心妄想过，盼若怡回头，事实是若怡已彻底远去。
我舍不得彤彤，我不能同意彤彤离开我。母亲生我的气，每天板着脸，但又不能不管，谁叫我是他的儿子呢？
一眨眼彤彤大了，上幼儿园了。从小小班，到小班，到中班，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的宝贝越来越大了。
若怡有时来看彤彤。我和若怡不只是感情破裂，我们像是仇人。若怡曾扬言说要让我坐牢，我当时不信。
今年一场大疫影响了许多人，也影响了我这个小小的家。幼儿园没开学，若怡来接彤彤去了安徽，后来疫情好转，彤彤就在安徽上了幼儿园。我母亲去年春节后就一直留在湖北。
下班后我回到空荡荡的家，心里难受，后来就不回去了，我住在公司里。我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
几天前一个女人加我微信，说我太太正在介入她的家庭。我告诉那个女人我们已经离婚了。若怡在老家，又不甘寂寞，与初恋好上了。
我通过微信告诉那个女人，我说若怡就是这种人，这种事她不是第一次做。我把若怡愚蠢狭隘、道德败坏的事一股脑儿跟她说了。是的，当时我有倾诉的快感。
历史一直在证明，不要得罪女人，哪怕已经离了。我很快就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辆列车迎面驶来，不分青红皂白撞上我。我绝望又生气，我想质问它为什么要撞人，为什么要把我碾碎。
2
2020年5月14日，七点半，我掀开毯子，坐起来，就算是起床了。去卫生间刷牙洗脸，下楼慢跑。
在互联网行业待到四十岁，人的健康基本被摧毁，除去实现财务自由而抽身离去的极少数，剩下的大多数就像现在我这样，一面努力保留当前的工作，一面最大限度的维持身体正常运转，每多坚持一天都是幸运。
楼下公司食堂吃完饭八点半，到公司坐了会儿八点四十。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便衣带着四个便衣走了进来，一个便衣向我展示了他的警官证。我被告知自己犯了猥亵儿童罪。
我被带出办公室，在等电梯遇到来上班的同事，问我去哪儿，我笑笑说下去吃早餐。一个便衣去楼下打包了几分早餐，两个便衣问我车在哪，打开他们进去翻了一通，把我的病历本拿走了。
上了他们的车，我带着他们到了我的家，下车前我戴上了手铐。
在我家他们很熟练卸下了我电脑的硬盘，连着移动硬盘和数据线一起抄走。
他们不容置疑的神态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罪。直到一名便衣善意地提醒我说：“带双拖鞋吧，牢里用。”我猛然惊醒，我断然拒绝了。我知道我是无罪的。我可以配合你的工作，但你不能玷污我的清白。
上午十一点，完成了各种检查后我被投入派出所的一间拘留室。十二点开始到第二天晚上六点，他们对我完成了三次审讯。中途有警察散步路过我的铁栏，与我瞎聊：“嘿，你还没认罪呢！”
我想他们早就认定我有罪，要做的无非怎么让我认罪吧。“我要找律师！”
虽然我是个中年人，但我对监狱和法律一窍不通，我把从电影里学来的那一句喊了出来。我的无知看上去应该很好笑吧，果然那警察笑了，他笑着说：“律师八千块钱一个。你现在站在法律的笼子里，律师就是一个木偶。”
我认为八千块买份权利的保障，还是值得的。我跟里面的见到的每一个人说我要找律师，没人理我，没有律师。
第二天晚上九点，我被投入看守所。
有同事来尝试保释我，给我带了很多可乐。没有牙刷，我在里面用可乐漱口，呆了十四天。
我被捕的第十五天，下午两点，看守所的同志通知我做好出去的心理准备。下午三点，我迈着耻辱的步伐走出监室，走出看守所的大门。门口有两位警察在等我，他们是之前对我执行审讯的两位，算是老熟人了。
到了派出所，下午四点，他们给我做录制取保候审的口供。一个人问我话，另一个人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后面跟了一名女士。那女士的高贵的容颜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后来我回到家把她的容颜从脑海里摘出来，放进电脑进行搜索，查出来果然不简单的。
在大型门户网站上有一条她守护杭州十年的新闻。谁又能想到，如此孱弱娇贵的身体，同时扛负着四大头衔呢：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妇联副主席、“十佳”妇女维权志愿者。
我被女士告知，我不爱我的女儿，我不应该见我的女儿。
下午六点，我成功地离开，暂时重获了自由。
第二天，我成功地拿回我的手机和硬盘。也就是这一天，我成功地被公司开除。公司告诉我，我的事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损失就不向我追究了，但我再也不能回去上班了。
事实是，接到刑拘通知书的那天，公司即对我作了开除的决定。这种开除是不需要赔偿的。我表示理解，毕竟，我现在是一个猥亵四岁女儿的猪狗不如的东西了。我跟你做朋友，你要吗？
我的人生有了污点，再也找不到工作。
我不用上班，开始了多方奔走的生涯。我询问彤彤幼儿园的老师有关彤彤的近况，得知孩子并无异常我就放心了。比起孩子有被猥亵而嫁祸于我，我更愿意孩子没被猥亵而污蔑于我。
我要开始我的战斗，我要寻回我的清白，我要找回我的孩子。
我不断地向相关部门反映我的遭遇，希望司法部门深入调查并仔细调查。
四个月后，公安局向我下发了“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书称：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决定撤销此案。落款处大红章子盖得通红的，我的清白从此有了底气。
我来到窗口，取回取保候审的押金。当时收的是现金，不给收据。失去工作的我变得执著，在最多跑一趟的信念坚持下，我跑了好几趟，终于签一张收据丢失的单子，钱从他们的财务上走了一遍，退给我了，我想我真不害臊，为了一点钱没完没了地给人家添麻烦。
我找回了清白，又拿回了钱，我还要我的孩子回到我身边。
自从三月份彤彤被若怡接走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她。彤彤被藏了起来。
我的前妻，若怡，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要通过诉讼依法追回女儿的抚养权，我要告她，和她的帮凶们，那些高举一个美丽旗帜而罔顾天伦的积极分子们。
3
2020年9月27日，法院。一审期间，法官大人认为我的证据不足，达不到开庭的要求。经过研究法官大人决定推迟一个月开庭，让我回去整理证据。忽然的我胆子变大了，我想是蹲了几天看守所，让我变得勇敢起来。
我大声地抗议，我的声音听上去很绝望，高喊着自己都听不清的话语。法官大人看了我一会儿，说我的境况她表示同情，给我开了一张“协助查询函”，抬头是区妇联。
最关键的证据在妇联，那是四岁的彤彤被诱导回答陷害我的所谓“被害人陈述”的录音录影。妇联副主席女士曾答应给我的，但当我拿着法院开具的“协助查询函”来到区妇联。
区妇联翻脸不肯给我，非但如此，市妇联领导还给法院领导打电话，指责法官，要求撤回调查函。我只好给市妇联的领导打电话。我打电话时录了音，领导的声音听上去是见多识广的。
领导说：“法院让你回去你就回去，法院说他亲自来调就他亲自来调。”
我说：“法院让我回去？是法院让我回去的吗？”
“那你要听法院的话呀。”
“我听法院的话，法院听你们妇联的话呀。”
“法院怎么会听妇联的话，都是两个机构呀”
“我把录音放出来！你好好听听。”
“...”
“你现在的话我也录音了！你自己说的啊，听法院的话。那法院该听谁的话。”
“我们不是司法裁判机关，那这个事——”
“你说得好！那为什么要干预司法？”
“是不是——那个要开什么函要法院说了算的是不是？”
“法院已经开具了协助调查函，我现在人就在区妇联——”
“要调查法院他自己会派书记员过来，如果说——”
“哎呀！法院已经给开具了协助调查函，我现在就拿着协助调查函在区妇联调证据，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这个要听法院的呀。是不是？”
“法院已经给我开具协助调查函请你听清楚！”
电话那头顿了顿，接着说：“呐，我已经给你建议了，你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哦？”
“我看你比法官还大！”
“您最大您最大，哦，我们不敢跟您比大，哦！”她开始用“您”了。
“你在比大小，对吧，行政干预司法。”
“是你在比大小，我们内部没有人敢比大小，我们都在给你出主意。”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拿着法院正式的文件，协助调查函，在你们区妇联，调查证据。”
“我说了在调查取证中碰到困难，法院应该过来，人也好，书记员也好。”
“什么叫碰到困难了呢，碰到什么困难呢？”
“现在的困难是你拿着法院的协查函过来了，是不是？”
“协助调查函，怎么了？”
“它是不是有这个职能叫调查取证的呢，如果这个是关键的证据，是要调查取证的，是不是该跟法官沟通——”
“沟通过了，早就沟通过了，调查函里写的就是这样的呀。”
“不是，应该是由法院来判断这个事情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能决定法院怎么做呀？哦，你这句话就是说的很清楚，你来决定法院怎么做，法院怎么做不需要你来决定”
“我，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说法院应该怎么做，你刚才说得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你刚才说了！应该怎么做！”
“我跟法官——”
“你刚才说的！”
“——不熟！”
“你刚才说的！”
“但是可以沟通，如果说他同意怎么样——”
“法院，是独立办案机构，法官有他独立办案的权力，他怎么开调查函，你不能干扰。你不能说法院应该怎么做，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没有任何人干扰。”
“刚才你就说了，你代表市妇联。”
“你这样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会咬定妇联干预法院了，我再给大家放一段录音吧，这是法官接到领导电话之后，要求我把调查函还回去的录音。录影里法官的声音听上去语气很干练利索且年轻。
法官说：“哦！如果妇联不给你的话，你把联系函拿回来还给我们，知不知道？”
我说：“我这个我他们还没跟我沟通，我再跟他们沟通一下啊。”
“啊，我跟你讲了，你知道的啊，你不能因为这个联系函弄的，弄得我们法院跟妇联之间会有什么矛盾的，知道吗？啊！”
“不存在矛盾，其实存在他们的主观意识。”
“但如果不存在矛盾，他们就不会反映到我们领导这里来跟我沟通了，知道吗？
“嗯。”
“他们领导说我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开给你呢？”
“这这个完全不对，就是他们妇联没跟我说真话，因为昨前天我来的时候，他们还说就是你这个有什么呃。需要公开的，我们是可以的。是他们自己说的。”
“我知道反正我现在跟你讲了，你有没有听明白啦，你不要老钻在自己想的那个问题里面啊，我已经跟你说了啊，如果妇联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给你，那你可以拿走，如果妇联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给你，那你就把联系函给我还回来，你听懂了吧？”
4
我要拿到证据，才能起诉若怡，检察官女士告诉我说是彤彤起诉我的，我的女儿，四岁的小孩，诬告她的爸爸。我争辩说：“从来没有人说报案人是4岁多的小女孩。”
“我知道报案人纸面上是你前妻，”检察官女士说，“没错。我刚才说的是从法律意义、逻辑的角度来讲。你放心好了，因为你这个案子我们这个公安给你解除取保，不是说你不构成犯罪，我们没下这个结论。我们为什么不给你抓起来？是因为你的案子证据不足，证据不足！”
“我就是——”
“我还没说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对你女儿没有任何影响！”
“有没有影响我会见到我女儿，我会来认定这个事情。”
“你只要不告诉她，你以后只要不告诉她说，你诬告了爸爸。”
经过检察官女士的耐心指点，我就明白了。是我的女儿，四岁的小孩，诬告了她的爸爸。检察官女士后来对我说：“你是个男人，”肯定了我性别之后她问我，“能不能把所有事自己扛下来？”
她们希望我就此罢手，希望我因为“是个男人”就此放弃对公道的追求。希望我因为“是个男人”就此放弃我的小天使，把她交给没有下限的人，我做不到。若怡再一次刷新了我对她的认识，让我见识到一个人可以坏到什么田地。
让我的女儿由这样的人抚养成人，我做不到。我要用尽全力，拿回女儿的抚养权。
我想见我的女儿。他们有的人躲着我，有的人表示爱莫能助。还有人劝我放弃女儿，重新开始生活。我做不到。这是我女儿，不是你们的女儿。
后来我才知道若怡是受了高人指点，在最高检下达强制报告制度(最高检、国监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的第二天，她来到市妇联报案。
和区妇联副主席女士一起商量了三天，才想出了对策。和获取彤彤的证词类似，她们利用我和我母亲的矛盾，通过电话进行恐吓诱使母亲说了我的种种不肖。
一是发泄对我的不满，这只是一个做母亲的对不听话儿子的牢骚，二是母亲希望若怡和我复合，为了讨好她而故意说了我的坏话。这些都被她们录音做了证据。当母亲意识到问题严重时已经晚了，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离家出走，四处漂泊。
其实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只是被诬告，只是失去了工作，只是被侮辱了一把而已。我想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比起那些被成功诬陷，被成功送入监狱的可怜虫。我是多么的幸运，我竟然还痴心妄想，想讨还公道，想向相关部门追责，想相关机构向我道歉。
哎，我会不会过于痴心妄想，过于幼稚了呢？我何德何能，我不过是一个谁都能来教训、指导一番的单身爸爸啊。
记得一个业余作家曾说：人性本恶，而蠢是万恶之源。第一句很容易理解，至于第二句，我仍想不通，这些恶人，他们经验多么丰富，手段多么老辣，这怎么能叫蠢呢？
在取保候审期间，我曾陷入极度的绝望。我在河边漫无目的的游逛，从傍晚走到天黑，又走到黎明。我想跳进河里结束这一切时，忽然看见了一棵柳树，不，应该是半棵柳树。
它只有半边树干，树心是空的，半圆弧长长的切面像一道长长的疤痕。它的叶子只有旁边柳树的四分之一不到，但绿色半分不减。它的样子很像我。
“活着，”我想，“有时就是会被劈掉半条性命。死终究会降临，我又何必着急。”作为一个没用的东西，我只能暗暗攥紧了拳头，向老天爷较劲：“我偏不放弃，且看你如何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