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我在理发店干活没有工钱吗？”
我妈说：“你好好把技术学好，不要像我似的只能出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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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令第一次走进理发店的时候就是我给他洗的头。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理发店洗了两年头了，再给理发师打打下手，调染发剂和烫发剂。在他们烫头发的时候帮忙卷杠子，我讨厌烫发剂里的软化膏发出的超越自然的刺鼻味道混合着人造香精的味道，令人作呕。
每次那几个学徒和理发师想让客人办会员卡的时候，对女人说：“你看你的发质受损好严重啊，你不能光烫染，护理是一定要做的，怎么一周也得做两次，办卡合适。”
对男人说：“你找几号理发师啊？找我们总监吧，男人剪头发剪得勤，办张卡，以后剪头就是八折优惠，要是一次性充两千，就七折，多合适。”
谁会搭理他们？每次听到他们这么说，我就想发笑，说那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如果真遇到傻瓜办了卡，就像遇到取款机突然爆炸，钱都撒在地上一样兴奋得比办卡的人还傻。他们以为销售是做数学题套公式，对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
我最开始也曾试图卖过卡，但是我从来不一张嘴就提卡，我会让客人们觉得我很有诚意，让他们觉得这个店很有手艺，让他们觉得老板娘很不容易。
梁姨觉得我在利用她的平台跟别人交朋友，企图找个主飞上枝头做凤凰呢，她在一次开早会的时候指桑骂槐地说：“我这里是正经理发店，是卖卡的理发店，不是卖身的，有些人注意点！”
那么我就闭嘴好了，反正卖了卡我也拿不到钱。
我有时候不愿意相信梁姨是我妈的同学，她不论在店里还是店外对我跟对其它学徒没什么区别，我甚至觉得她对我还不如对别人，多也好少也好。她给别人的都是从她自己腰包掏出来的工钱，可是她给我的是我妈的钱，她还总是一副我欠她很多的样子。
她有次跟我说，她当初来北京的时候孤苦伶仃，人生地不熟，吃的苦受的累是我不可能想象的到的，她还说我有福气，一来北京就有她接应，她辛苦十几年打拼出来的天地我直接就来享受了。
她还说，越是特殊的关系越是不能特殊对待，她要让我跟其它学徒一样吃苦耐劳，甚至更苦，她说我妈非常认同她的做法。
我没告诉她我妈在听我说了在这里的处境之后是多么无奈，她每次都说，人到了大城市就变了啊。她每次都说，再忍一忍，学到手艺就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她说的“再”是多久。
我曾经问过星河：“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理发师，是不是理发师都是男的。”
星河说：“反正他认识的理发师都是男的。”
然后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又说：“你不要着急，慢慢来，也有厉害的女理发师。”
我说：“我不想慢慢来，我没这个耐心。”
徐令正是在我并不指望能成为一个理发师的时候出现在店里的，他不是一个话特别多的人，如果不是他后来告诉我，我根本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做房地产的。
我把调好温度的水浇在他的寸头上，问他：“水温合适吗？”
“嗯。”他说。
“用什么洗发水？”我问。
“推荐一下。”他说。
“你抬头看看，都写得很清楚，看你喜欢哪个？”
“你猜。”
“我咋知道。”
“不知道客户喜欢哪个，怎么推销？”
“我不是销售。”
“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销售。”
“用哪个？”我懒得听他歪理邪说。
“你说吧。”
“你用哪个都不关我事。”
“你没有提成吗？”
他倒着趟在我面前，之前一直没有看我，可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仰起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隔着透明的树脂镜片盯着我。他左上方长了一颗肉痣的额头上那些原本很浅的长纹都变深了，纷纷挤聚在一起，让他那发黄的皮肤看上去像一个西北高原的垄沟田。
“没有。”
“怪不得。但这不正常。”
于是我告诉徐令我是怎么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之后继续窝在这个小小的理发店里，怎么每天干的比谁都多但还得付钱给老板娘，怎么违心地跟那几个把头发染得红红绿绿的傻帽学徒们一起睡觉吃饭，怎么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用剪刀作为我的谋生工具。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徐令。
“你倒很会说。”他说。我给他用了店里勾兑的最差的洗发水，散发着柠檬味。
“你觉得我是编的。”
“不是，你说的点都是能引起别人兴趣的点。”
“哈。”我冷笑。
“天天这么洗头，你手冬天不长冻疮吗？”
“长了。”
“你天天这么站着，腿会静脉曲张。”
我沉默地替他搓脑袋，他也不再说话了。
我关上水龙头之后，又对他说：“我妈说，送我出来是不愿意让我以后出苦力，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苦力。”
“要是有一种工作，让你耍耍嘴皮子就能挣钱，你乐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