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开着我白色的现代越野车带一对新婚夫妇去看一个楼盘。那个姑娘为了不让我显得像个司机，把她老公扔在后座，坐在我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一边开车一边跟她有说有笑。我从来不怕在任何时候说话，说话对我来说就跟每天眨眼睛一样频繁并且毫不费力。
他们两口子一个劲地问我房价到底会不会降，我说当然不会，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房地产巨头和金融业的富甲都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一个销售怎么会知道呢？
现在的时间是2013年秋，有很多人说明年中国的房地产会崩盘。我很真诚地提出要带他们去看一看楼盘，那里现在不过是一块圈起来的地，为了让我的客户们看这块现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我没少费油。
这个姑娘很信任我，我们是在一个佛学小组认识的，她一定觉得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一定会深知“十不善业”里“妄语”的恶报，所以她一个劲地问我房价到底会不会降。我没撒谎，对于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做了一个猜测，然后以肯定的口吻回答她，这不算撒谎吧。
人人都说房地产中介满嘴谎话，其实我们并不是撒谎，我们只是说出那些我们希望你们了解的方面，规避那些会影响我们销售结果的弊端。可有时候的确得撒谎，那是你问得太多太敏感的时候，我们只能撒谎。毕竟只有从你腰包里拿出钱，我才能生活，你拿出得越多，我生活得越好。
他们两口子下车之后站在空地前茫然地看了一会儿，露出一副失望的神色，跟所有来看这块空地的人一样。我知道这些人会坐上我的车来看这个楼盘的所在位置，不过是因为它现在是价格最便宜的一个楼盘。
所以你们为什么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呢？为什么在听到交房日期是2017年就更加失望呢？我手里也有许多已经盖得差不多的房源，只不过它们很贵，你不能指望拿出最少的钱住最好的现成的房子。
姑娘又问我：“听说附近有一个饲养场，还有坟地，所以这个楼盘才这么便宜是吗？”
“远着呢。”我说。
我还是没撒谎，我不知道在她的概念里，多远算远，反正对我来说，饲养场和坟地都不是等楼盖起来之后站在窗口就能看到的地方。我感觉她就要问我具体的位置了。
我赶紧拿出楼盘图伸到她面前，我说：“你看，明天开盘的就是这栋，21栋，虽然不是楼王，但是离别的栋都很远，算是一个独栋了。前面又是潮白河，买一个南北朝向的，前面能看河，后面也不挡光，你说的养鸡场和坟地都在这边。”
我指了指离这栋楼很远很远的边缘，我指在纸的外面。
“要不要去销售中心看看？那里现在人应该非常多，昨天开盘14栋，就是这栋，一开盘就抢光了。现在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期，这么便宜的房子错过就没有了，你总得挑挑楼层和户型吧，如果今天交定金还有优惠，看在咱们佛友的份上，我肯定给你申请最大优惠。”
到底得撒谎，我说的话里有几句假话，当然也有真话。
我打着佛祖的旗号撒了谎，可我并没有觉得不安，毕竟撒几句谎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2
我从小就懂的人得先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小学的时候，如果语文考了90分，数学考了50分，我肯定会先把语文卷子拿给我妈看，数学卷子要等她问了才拿。她脸上的欣慰会立马被没收，可有90分在那儿垫着，她也不至于愤怒。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那么她一定会先因为50分暴打我一顿，再因为90分跟我道歉，摸摸我的脸。可是她的道歉并不能缓解我屁股上的疼痛。
我不想被打，也不需要道歉。
她说我奸，能摸准人心里有条小河是怎么个走向。我心想，我不是继承你了吗？每次你们单位的老庄来家里做客，你都坐在他的左边，你恨不得像螃蟹似的横着走过去用右脸迎接他进屋呢。你的右脸长得比左脸好看。你俩在炕上干那个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正脸对着他，但是你每次都先把灯关了。
我来例假之后体型开始发生变化。小学的时候，别人都喊我面条，因为我全身上下直细细的，像一根柳条子。同学开始这么喊我是因为有一次歌唱比赛，老师让我当指挥，我学着她短粗的手臂来回挥舞的时候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老师说我两个胳膊像面条，同学就都开始这么喊我了。我不乐意听他们这么喊我，有一段时间，我走路的时候连胳膊都不敢甩。
上了初中，我的腰还像原来那么细，屁股却开始变大了。我每次买了裤子或者裙子都去裁缝店花几块钱改成收腰的，我得让我的小蛮腰有个展示的机会。总有女生“骚货骚货”地骂我，说我不正经，走路扭屁股，成天就想着勾搭男生。我没勾搭他们，是他们自己乐意总在我屁股后面跟着吹口哨。
有一个叫李岳成的男生，他不像别的男生那样把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圈放在嘴巴里吹那种单调的声音，像动物世界里发情的公麋子似的叫唤。他总吹流行歌曲，那个时候流行林志炫的《单身情歌》，那个口哨声一在我身后响起，我的脸就发烫。
李岳成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总在我放学的时候出现，出现了几次之后，我开始回头对他笑。他嘴里流淌出来的口哨声就像一根线，我就像被他牵住的风筝，一天一天被他收到手中。等我们并排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那捆线就像被他吞进胃里。
我问他：“你咋不吹口哨了呢？”
他说：“你见过放烟雾弹求救的人得救之后还放烟雾弹的吗？”
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去哪了，但是到我下午该去上课的时候，我走到大街上左右瞅瞅，他肯定在别人家大门口等着我呢。有时候他还躲进别人家院里假装没有来接我，等我路过那家的时候突然跳出来吓唬我。
我从来不怕他突然出现，我就怕他不来。
“你别穿这种裤子了。”有一天他跟我说。
“为啥？”我问。
“我媳妇的屁股不想让人看。”
“我穿啥裤子屁股都得让人看。”
“那你别穿这种高腰的，屁股太明显了。”
“你凭啥管我。”
“我姐妹都说你肯定是个骚货，早晚让人拐跑。”
“你姐妹才是骚货。”
那天下午我没去学校，李岳成带我去了游戏厅，见到了他那个在我背后说我坏话的姐妹。我看到她也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只不过她的屁股和腰之间没有弯曲的流线型，她像一个搓衣板。她见到我之后对我态度好极了，那时候有电脑的人家很少，她让我玩她柜台里的那台电脑。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了。
我也想跟李岳成干那事。但是我们没有钱。有时候跟他一起去他兄弟家，也有我们俩单独在一个床上呆着的时候，但是他那些兄弟没准儿什么时候就破门而入。
他琢磨了好久，后来问我愿不愿意在林子里干。
我说行。
他借了一个摩托车说带我去镇上最南边的苗圃，平时那里都没人。他说要带我走到林子的正中央，那样谁也看不见。他还带了一块被单。
我说：“你以前是不是干过这事？”
他说：“没有，真没有。”
我知道他在撒谎，但我还是坐上了他的摩托车。他应该很着急，所以骑得特别快，我也觉得挺荣幸，因为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坐摩托车，又要第一次干那事。我听着摩托车轰鸣的声音像把整个世界的声音屏蔽了，车快速向前制造出猛烈的向后的风，像小匕首不断刺我的脸和我的眼睛，我只好闭上。
我们都没戴安全帽，那个时候哪有人戴安全帽，我只知道他兜里揣着好几个安全套。
“现在是多快啊？”我闭着眼问他。
“一百二！”他侧过脸对我大喊。
他突然刹车，我听到了“咚”的一声，就从摩托车后座弹了出去，整个时间估计只有一秒。我身体弹起来的时候，我的双手还搂着他的腰，我的两个手臂像被撕开的香肠一样迅速分开了，然后我变成了一只画笔头在空中完成了一个弧线。飞在空中的时候，我看着蓝天上的一片云从我上方路过，像一个滑过我身体的离我很远的被子。
我马上就要死了。我还没干那事。我想。
在空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电影慢镜头里的人，摔在地上的时候，那片云还没有完全飘过去，我从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天空，就像在看上帝之门，如果不是左腿撕心的疼痛我肯定认为我已经死了。
有人扶我坐起来，这个已经颠倒的世界渐渐在我眼前恢复正常。我看到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撞过之后的画面，车应该是正打算拐弯，撞上了直道上插了翅膀那么快的摩托车，汽车还稳稳地停在那里，车脸凹进去许多，可摩托车已经败倒在汽车面前，李岳成的裤裆里夹着那辆摩托车跟它一起躺在地上，躺在汽车脚下，周围都是血。
“他死了吗？”我问。
“不知道，已经叫救护车和警察了。”
回答我的是个路人。
我的双眼随后不期地落在摆在地上的我的双腿，我看到左腿的小腿胫骨已经把肉穿透，像一个离家冒险的顽童在张望，像提前给李岳成打造的小墓碑，倾斜地立着。
李岳成死了，人们都说我没死简直是个奇迹，是祖坟冒青烟了，是有鬼神托着我落地了。
我妈到医院的时候扇了我几个大耳光。我的腿还没有打好石膏，她就开始告诉我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了，她说：“你还上啥学你上，既然你不愿意通过学习离开这个小地方，你现在就走吧！省得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3
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爱我。但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也不是“爱”这个字。除了电视里，好像从来没亲眼见过谁在我面前把嘴轻轻张开，把舌头轻轻地铺在口腔，再轻轻震动一下喉咙，说出这个字。
其实这个字的读音是汉字里比较不费力气的一个读音，不像“我”和“你”，一个得让嘴唇使点劲，一个得让舌头和嘴唇都使点劲，但是“爱”这个简单的字对很多人来说比“死”还沉重。李岳成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字，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妈总是在我就要确定她不爱我的时候，做出一些事让我又怀疑起来，比如她在我的腿伤快痊愈的时候，交给我一张身份证和一个手机，要知道，她自己都还没有手机。我看到身份证上我的年纪被更改了，身份证上，我已经年满18周岁，可实际上我才16岁。
我姨不同意我妈让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小镇的决定，她说：“这么小的姑娘，你就放心让她到外头去？外头啥人没有啊？就算你托同学照顾她，又不是人家的孩子，北京那么大，人家能给上心吗？要真出点啥事，到时候你咋活？”
我妈说：“你不知道，那个男孩用塑料袋装了一个被单，你说他俩是想干啥去？我不想让她跟我一样，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真是活一辈子就赶上活一天了，如果她想当个女人，就让她去外面的世界当吧！运气好，找个正经男人，总比这个街上的混子强。”
我姨说：“你准备让她去北京干啥？”
“让她去我同学开的理发店当学徒吧。”
那个时候是2005年，我拿着一个防雨绸面料的软布行李包到了北京站，里面装着我春夏秋冬的几套衣服，衣服堆的心脏位置放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手机——我怕它们丢了。
我妈给我买了一张卧铺，所以在下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在一辆火车每节长方形的狭小铁盒子里可以装那么多人，我看到不断有人从每一节车厢里拿着大包小包走出来，好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像一袋漏了的麻袋不断有大米撒出来，而乘务员耐心地站在一旁习以为常。
站台上也有大量的人向一个上方贴着“出站口”的水泥洞走去，争着抢着地钻进那个洞里——人们不断从铁盒子里涌出来，又不断消失于洞口下方的黑暗中。
“下了火车随着人流从出站口出去。”
我妈这么告诉我的，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也是闪烁的，我估计她也从来没见过出站口吧，如果她知道那是一个会把所有人都吞没的黑色的洞，她也会跟我一样感到惶恐吧。
终于从火车上出来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看到出站口那的人也很少了，我试探地走过去，看到了楼梯和下方过道里的灯光。这明确的道路和熟悉的电灯让我重新感到安全，这个时候，嘈杂也随着人流远去，我听见我身边有什么在响。我没管它，顺着楼梯走了下去，那个声音也跟随我的脚步移动着，像一个鬼魂与我形影不离。
车站广场也有那么多的人，这里没有路，也没有通道，他们每个人的行走都有自己的方向和速度，我看到城市凌乱的一面。可更吸引我的是更远的城市的模样，是望不到边的楼房和紧密挨在一起行驶的汽车，还有体型庞大的汽车，好像有火车一个车厢那么大，神奇地在我眼前挪动到更远的地方，它比我老家的招手停面包车大那么多。
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记得前来接站的梁姨长什么模样，我开始不知所措，拎着包选了一个没有行人冲撞的角落蹲下来，又重新听到之前被广场和城市的嘈杂淹没的声音，那个跟着我的声音，它来自我包的深处。
原来是手机。
我撕开包的拉链，伸手进去，伸进一堆衣服的内核，像在一个破开的肚子里掏内脏。手机在我手上震动，我按下接听键，把手机拿到耳边，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它。
“哎哟，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在哪儿啊？”这是陌生的声音。
“我都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人哪？”我知道是梁姨。
我们汇合之后，她抱怨个没完，像唐老鸭一样翻翘的双唇不停张合，说话的时候，一绺从高盘的发髻里耷拉下来的半长头发随着她步伐的节奏颤悠着，像在给她的说话打节拍，她的发根是黑色的，发髻是黄色的。她一点老家的口音都没有了。
她说：“你把手机塞行李里干吗？这手机又不是夜明珠，还藏起来干吗，手机，你瞧瞧这俩字，就是拿在手上用的，真是的。这大热天的，我就这么干站着等你了半个小时，出站口都没人了你也不接电话，真是的。是你妈让你塞行李里的？瞧你妈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儿，你可不能学她，以后不得被人笑话。”
“你妈说给你了几千生活费，让你交给我，怕你乱花。”
“你妈说以后她都把你的生活费打给我，让我管着你点儿。”
“你妈也真是的，对你没耐心了就扔给我。”
“你妈还在少年宫当保洁呢？”
所以，我能对她有什么好印象呢？
我们坐上了我之前在车站广场眺望的体型庞大的汽车，这个车有三个门，我们是从车腰处的门上去的，这本来应该是我来到这个城市后感到高兴的第一件事。
梁姨拿一张蓝色的卡在车门口一个竖着的塑料盒子上刷了一下发出“哔”的一声就扬长向纵深的车后方走去，我带着点兴奋跟在她后面，站在门口一个柜台模样东西后面的售票员拦住我。
“投币啊，到哪？”听见这个像从上下牙膛里挤着发出来的声音，我找到了梁姨口音的来源，这就是所谓的京腔吧。
梁姨已经到车厢里面坐下了，我求助地看着她，她皱着眉头带着些嫌弃的神情大喊：“终点站，南菜园。”
售票员告诉我三块，我掏了掏兜，只有五块的。
我说：“我只有五块的。”
她说：“那没辙，要不您跟这儿站着等别人投币时候收别人两块。”
我想算了，把五块钱递给她。她说：“您别给我啊，到前面去投币去。”
她把句尾的“去”字发成了“切”的音。
我重新回到梁姨身边时，已经没有空余的座位了。
梁姨说：“年轻人站着吧，别以为是吃苦，想当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吃的苦比这苦上千倍。”
梁姨说，要不是有车直达，她可真不愿意跑这么远来接我。
到了她的理发店我才知道我惊动了一位老板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接我，这个路程的远和这个城市的大超出我大脑所能承受的范围，我甚至觉得比在火车上花的时间还要长。一开始我还想数数街边五颜六色的牌坊和各种汽车，后来发现就跟把一碗绿豆和芝麻分开的游戏一样让人觉得是个惩罚。
梁姨的理发店在一个很旧的三层楼的一楼，店里空间不大，有三个理发师四个学徒，算我有五个。理发师都是男的，学徒两男两女。梁姨说，让我跟他们一起住对面楼里宿舍的上下铺。
我用手机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少打电话吧，话费太贵了，只要你这电话通着就行，我就知道你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