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13年的4月，我再次住进了安定医院。成为了一名挂了号的精神病人。
当然，这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脾气越来越难以控制，每日与妻子争吵，砸烂家里的一切，而将所有的苦闷发泄给独自将我带大得母亲和我新婚的妻子。挑衅！每日挑衅！找到丝毫机会便会疯狂发泄。将烟灰弹在母亲正在做饭的锅里；将玻璃烟灰缸从高空抛落；将鸡蛋扔到家里的墙上，将新换的药扔到窗外，歇斯底里，直到母亲转过身去，默默的擦去汗水和泪水，我才会稍有收敛。
夜晚，我会在妻子的怀里哭泣，她便抱着我的头，告诉我一切都会过去，告诉我她很爱我，告诉我我们终将幸福，告诉我她不会像别人那样弃我而去。待我睡去，她便会一个人哭泣。
夜晚的我是好一些的，嘤嘤声会让我醒来，我便抱着她，问她感觉怎样，她哭着告诉我她胸口疼，如压了石头一般。我也曾有这样的经历，自父亲去世开始，胸口疼，如同压了石头，久久才能恢复，十几年。直到09年，在治疗时，我曾问过医生，医生说，这是心情压抑的躯体化反应。
我知道她难过，新婚燕尔，虽免不了小打小闹，但我的疯狂和暴怒，一定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对于我的病，他知道一些，我曾告诉他，之于感情，我已不报太大希望，我不想伤害一个人，也不像被人伤害。她却告诉我，无论怎样，只要她决定了，就会走下去，无论我有怎样的疾病，他都会帮我治好。我说心病难医，她说有心就会好。
每一次，我都会帮他找些丹参滴丸之类的药物，揉搓她的胸背，大约一小时吧。待她恢复了，我们再一起睡去。之后的几天，我的状况会好些，妻子去上班，我便待在家里，玩玩电脑游戏或看看书，度过相对平静的几天，然后再次发作，再次懊悔，再次安抚，再次平静，周而复始。
然而一切终是会越来越糟的，渐渐的，不再仅仅是脾气难以控制，我的大脑也再次失守。我会觉得，安定医院特需门诊给我治疗的大夫和我有着某种联系，譬如：有时，我会想象他可能是我某位长辈的发小，或者他可能是上一次为我治疗的医生的父亲。想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差一点就不能分清现实与想象了，你几乎认定他就是你长辈的发小，或者他就是上次给你看病得那个年轻医生的老爹，那感觉如此真实，真实到你要耗尽最后一思意志，告诉自己，不，不是，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每天要服用数百毫克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基础上的。这种症状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那是2009年的夏天，已经患病却不自知的我，偶然听到了边疆某自治区暴恐事件的新闻，起初这并未对我有什么触动，然而，某日夜晚，我竟浑浑噩噩的，似乎见到了这个人，甚至觉得这个女匪首是个什么邪教妖孽，而这个妖孽可能在精神上控制了我，给我带来了所有的症状，于是我陷入到极度的恐惧中。当时的我尚不知抑郁症为何物，更没有任何药物的帮助。我能意识到自己大脑的异常，但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更无法把自己带出来。
再有，就是幻听，你会觉得耳边有人在和你说话，真真切切，他可能是一个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或朋友也可能是你的医生。你心里清楚，那个声音是你想象出来的，但感受却如此的真实。或许是我的运气好些，当我痛苦时，这个声音可能化作一个爱我或我爱的人，亦或是化作一个坚强的足以依赖的人，他会安抚你，支持你，鼓励你。每到这时，你纠结在一起的心肝便会生出一股暖流，让你感到温暖和舒适，不想自拔。然后，突然，你会意识到，这种温暖并不是真实的，你努力睁开眼，一切又回到了冰冷和漆黑。原来一切，不过是疯子的癔想罢了，就如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幸而，这个声音尚无恶意，他没有让我走向18楼的窗口，或者让我拿起剪刀，对准自己的动脉。但谁知道，那是不是美人鱼的歌声呢！
这一次，比上次要好一些。我能够在有些时候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内心深处，我是不愿承认自己有病的，尽管恶劣心灵障碍的诊断书已经写入了我的病历，但我却不愿意面对，我宁愿相信自己是个得了精神性感冒的人。
其实，最糟糕的就是逃避。因为你完全不可能客观的认识到自己的异常。你也不可能自诊，假如你感冒了，咽疼，发烧，流鼻涕，你一定会意识到自己大概是感冒了，需要吃点药，或者看个医生，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感冒。但抑郁中的人不太可能通过比对上一次和这一次发病的症状和感受，来判断自己是否复发，当那一切来袭的时候，你只想逃避，你的意识会给你编制各种各样的假象，让你恐惧，痛苦，疯狂，或稍感安慰。
但好在我坚持服药，还能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期。也正是这个相对正常的状态挽救了我。有一次，我和妻子到母亲家吃饭，到了晚上大约8点吧，我们便开始聊天。母亲见我状态尚可，很是开心，便试探着说了我一两句。她说：“阿瑟，你上次把烟灰缸从楼上扔下去，太危险了，这万一砸到谁，后果太严重了。”这一句话，像电一样击中了我，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好，我肯定是复发了，我是一个危险的人，如果砸到人怎么办，我不想做杀人犯……，杀人犯，这比作疯子要可怕太多。这一切联想惊醒了我，于是我告诉母亲，我必须住院。
之后，我便再次陷入混乱，焦虑，歇斯底里。妻子忙着安慰我，直到自我十几岁丧父后便十分照顾我的就大爷进门。我很开心，忙着倒了杯水，便和他聊天。聊天的内容，却是问他到底和那个医生是不是老熟人。他说不是，便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到胡同口。这里停着一辆救护车，还有两个警察。我一下子发狂，怒吼着母亲的名字，想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却找不到她。刘大爷拉住我，告诉我不会有事。我努力平静，硬逼着自己坐上救护车。妻子就坐在我身边。警察对我说：“小伙子，你感觉怎样，没事，没事”。我也忙着说没事，对，是我自己要去医院的。尽管我无法克服心中的恐惧，但我必须面对。
到了医院，母亲已经挂了号。我面对急诊室的医生，尽量的克制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正常。医生本打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但我，告诉医生，还是留下来看看吧，上次开的药我都扔了。
留观，就是留院观察的意思。我躺在一个很小的病床上，输着里面加了镇定药物的液。妻子趴在床边，母亲和刘大爷坐在床尾。五个小时，我没有睡着，只好放弃。我让刘大爷帮我举着点滴瓶到厕所，开始不停的抽烟，直至清晨。
我如愿以偿的住了院。过程是，一个大夫跟你说，要带你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于是你和你的家属就跟着他，拐来拐去的，进入到某一个病区的大厅里，大厅里有一台电视和吃饭用的桌椅。这一次，我没有太过紧张，虽然没有在一开始就识破这个老把戏，但有过一次住院经历的我，刚一走进病区，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的内心深处还是非常希望医生告诉我，我可以回家，但凭心而论，住院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此时，妻子开车回家给我拿必需品，刘大爷也已经回去了。医生招呼母亲坐下，给她拿了各种要签字的单据，而我则坐在母亲对面，向她要了烟和打火机，因为一旦走进第二扇门，就不可以随便抽烟了。我见母亲和医生说着什么，一张一张的签字，直到用双手腌面，摇了摇头，告诉医生这一张，她不会签。我知道那是什么——电休克治疗或者叫“无抽”。我曾在第一次住院时见识过。当然，我没有做这个治疗，原因同样是母亲的抵触。那时，我经常在病区里听到“无抽”这个词。护士总是领着七八个需要做这个治疗的病人，排好队离开病区，大约一小时之后回来。由于可以短暂的离开病区，到外边走走，所以出门的时候这些哥们大多扬眉吐气，精神抖擞。然而回来时，他们却萎靡的很，浑浑噩噩的，有的回来便睡了，还有的无法走路，平躺着被人用车推回来。我很好奇，便去找那些着做过“无抽”的病人聊天，他们说，做了会忘掉很多事。有的人，甚至直接告诉我，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对我没有记忆。后来，我找相熟的护士问询，他们告诉我，这就是用一个器械将导线接在你的头上，给你一个电流，然后你就休克了。就好像电脑死机，重新启动一样，电过几次，也就好的快了。我问他是不是只有精神分裂的病人需要“无抽”，他说抑郁症也可以。
我是并不抵触“无抽”的，但母亲却必然接受不了。我觉得既然如此，药物治疗就是了，也就没有说什么。后来，我曾一度后悔，因为那些做过“无抽”的病人可以很快出院，而我却煎熬了两个多月。熬走了一拨又一拨的病人。
进入病房的第一件事是换衣服，换上邋遢的病号服，然后就是打针，一针镇定剂，保你睡得踏踏实实。打针之前，我称了体重，103公斤。这个觉我睡的很踏实。根据我之前对其他病人的观察，一般这一觉，要睡上好几天。于是我便，我就那样沉沉睡去，没有梦，没有难便真伪的幻想，没有幻听，甚至没有大小便。其间，护士多次叫我起床吃饭，抽烟，我都拒绝了，我说我想借这个机会减减肥，看看能不能顺便把烟也戒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醒来，走出了那间把角的病房，回到了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