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六岁，冬天，靠着火炕的短墙，听着有人来，然后就看到有人在屋地下磕头，说我姥姥“老了”。那时我不见母亲已经好几天，她提前去姥姥家，和几个姨母一起服侍老人家最后的几天。
我一直都不喜欢姥姥。感情是做不得假的，尤其孩子。姥姥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常年缩着脖子的歪头老太，母亲说那是病。母亲说姥姥年轻的时候可是个“好人”（标致的人），所以姥爷一辈子都肯听她摆布。
母亲自己也不怎么喜欢姥姥，在她的叙述里，姥姥是个不怎么善良的人，那时他们家还宽裕，雇着长工短工。姥姥自幼是长女，性格独断，长得好所以嫁得好。她有一个亲妹妹，却是个傻子，那时赶集的时候来姐姐家，姥姥嫌她不给长脸，来了就骂，一直撵走为止。
据说那个妹妹邋遢如乞丐，头发纷乱，衣服破烂，神经不好，或智力残缺——好像那时候每个村庄都晃荡着那么一两个疯子傻子。
母亲的说法，姥姥在整个家族中也是说一不二。我的记忆里，那却是一个我本能不喜欢的老妇人。我去她家，晚上留宿，她让我给她挠背，黑暗的夜色里我很不乐意。我介意着白天的另一件事。我们家孩子多，什么都不够分配，偶尔姑姑家的表哥来，祖母和我说，他来我家是亲戚，你总得让着他。我来了姥姥家，看中好吃的东西，姥姥又对我说，表弟比你小，你大一岁，你应该让着他。
那时只不过五六岁的我，一个丑陋别扭的小丫头片子，竟然私底下开始拨算盘：凭什么总要我让着？表哥比我大，祖母叫我让着，理由是亲戚；来姥姥家我应该是亲戚了，凭什么还是让我让着？我就觉得一定有些什么是不对的，但没有人肯给我理论清楚。于是在黑暗的夜里，那个五六岁的小黄毛丫头就不情愿给姥姥挠背，心里跟这个因为年老而不再严厉的老妇人较一股小劲。
母亲还和我说过一件事，出嫁时她和别的姐妹一样，得了姥爷私下授受的几块袁大头，给女儿留做念物。婚后母亲回娘家，一次姥姥说，你在婆家是新媳妇，那家现在又这么穷，你手里拿着不方便——你听我的，先拿回家来，我替你保管，将来你孩子大了，当家了，我再给你。母亲信实，便悄悄带回去给她。后来母亲想向姥姥讨回那几枚袁大头了，但面对母亲的悄悄的问话，姥姥一脸茫然：什么银元？我压根就不记得。没有这回事。
大概母亲对姥姥的腹诽，这是原因之一。她以为姥姥不应该骗她，如果她要，那就干脆明要，不应该假意保存，实则侵夺。母亲又怀疑，这袁大头是给了过继来的堂弟那一家，还是我大姨？很多年过去了，母亲已经无从计较。
但我想，也许姥姥真的忘记了吧，毕竟她年龄大了，时间隔得又太久。多少年过去，没有儿子的姥爷过继了叔姥爷的儿子，来做自己的儿子。我的表弟就是这个舅舅的儿子。姥姥一辈子难容人，但是奇怪的，对舅舅一家倒是非常好，她大概有深重的宗嗣观念，很爱重这个过继来的儿子，以及儿子娶来的媳妇，以及媳妇生下来的两个孙子。
母亲还说过一件事，解放前的某一年除夕，那时母亲十四五岁了吧，那年她家的墙上没有贴灶王，也没有贴任何年画，但花花绿绿全贴满了纸，是一种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据说那一时期的行情，在出门前估计能买一头牛的钱，出了门上了路就只能买一只羊了，在河这边能买一只羊的钱，过了河，到对岸就只能买一只鸡。带着这一只鸡的钱，到了集上，最后只够买回来一把米。解放前夕国民党无计划发行的纸币，贬值就是这个速度。
也许有夸张吧，但我想象中，一个还在中年的农妇，一直拥有着较好的家当，在村人面前有着优越的地位，这些都曾滋长过她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这一年的除夕，那宽裕的家资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那饱满的底气和信心瞬间化为空虚，那种不满和绝望是可以想见的。她没有贴任何年画，她在台阶高起的老宅子里，将那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贴满了墙，以此来庆贺这个非同一般的新年。
那是时代的变局，看不见的巨人之手操控着的一个时代，终于失控之后的即将进入新秩序的前夜。那是一个农妇可以选择的一种最有创意的方式，就像我的祖母可以用南瓜的花做一种汤羹，我的外祖母则用一屋的废钞票来度过了她那个不寻常的新年。无论多么要强和自命不凡，在大时代里，姥姥的命运并没比别人的命运更好。
那创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所以我从记事起就听到关于这一幕的讲述，母亲讲给姐姐们听，姨母们年节遇见也偶尔提及，姐姐们也曾经又讲给我听。后来熟人亲戚对这件事都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所以在我年幼的印象里，那一幕并不是绝望和不满，而是一种喜剧，一个让谈者人人脸上莞尔的氛围。后来当我长大，当我想起我一直没有喜欢过的姥姥，想起那个场面非同一般的除夕，我的感觉是姥姥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发泄了她对时代变局下单独个体的绝望和不满。而就是这一幕，使得我从来都不喜欢的姥姥，有了一种大时代中个体的无力及张力及乍现的生命之光。那个将废钞贴满墙壁的解放前的除夕，让我的姥姥变得值得怀念，并引起我对于生命本身的敬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