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白写行路难的时候，依然用得起金樽盛清酒，朝中还有一批高管粉丝没有忘记他。
可他依然气苦，写下《行路难》三首。我觉得这三首诗更适用于职场小白，他们初入社会，一无所有，才是真正的行路难。
我经常念叨这几句的时候，正在一个大型国企的车间里发懵。
那时大学还包学费包分配，毕业之后要按系里安排进指定单位，否则自掏腰包五千块方可自主择业。我没有五千块钱可以自赎，只好乖乖来这个工厂报道。
车间工段长几句话讲完当日的工作安排，然后指指我，“你先学着。要不这样，今天你跟阿杰上床。”
我又惊又气，“你，你，你，什么意思？”
阿杰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工具包，“他的意思是你跟我上船。”
我一边走一边发牢骚，“我上船能干什么，给你递工具？我跟工段长说了，我是学审计的，不是学轮机的。这堆工具，我一个都不认识。我真是命苦，来到这个鬼地方！”
阿杰说：“牢骚太盛易断肠，我觉得这鬼地方很好。看路看路，这船你上得去吗？”
未造好的船泊在船坞里，目测有两层楼高，这还只是两万九吨的船。
只有一根几十米长的独木板搭在船舷，大家都若无其实“咣咣咣”地大步走上去，那根木板跟着颤颤悠悠。木板底下，是蓝绿色的海水，深不见底。
我吸了口气，问：“你们学校女生也上船吗？”
阿杰说：“别的系我不知道，我们船体系的女生穿高跟鞋都能上去。”
我不想被人笑话，跟着阿杰往上走。迈了几步，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殉职。索性站住不动，没想到停下更难掌握平衡。阿杰回头看看，二话不说，一把拉住我的手，快步走到头。
坐在船舷边上的时候我依然脸色煞白，手心全是汗。阿杰说：“看来你真不是船院毕业的。”
我说：“我是财院的，大哥，财院。”
其实人事部知道我的专业背景，他们还是坚持形式主义，让我在轮机车间待满三个月。
部署国企，万人大厂，就这么欺负你，怎么着？还好没人让我上船了。工段长依然不明白审计和轮机的区别，但他说全厂每年只有一个死亡指标，不能被我浪费了。
阿杰不许我叫他大哥，要我跟别人一样，叫他阿杰。他大我四岁，我们是同一届分来的大学生。
不一样的是，阿杰满心欢喜地来到这个工厂，轻轻松松和大家打成一片。他连科研课题都筹划好了。每天上船工作，对他来说相当于去实验室采集数据。
我的工作沦为收拾车间休息室。闲来无聊，我就把休息室的桌椅擦干净，每个挂钩给贴上名字，把大家的工作服挂好，再把所有工具大致分类。
中午时分，大家回来吃饭，工段长大喝一声：“嗬！来了个田螺姑娘。”
工人们其实很好打交道，他们欣欣然接受了我强加给他们的新规矩，开始整理内务，还默许我在休息室读书写字。唯一让他们不舒服的是，我坐在那里，他们不好放开了讲段子。
有一天，阿杰拿着一份地区的报纸给我看：“这个不是咱们厂的事情吗？宣传部的人还挺会写呢。”
我看了一眼，这不是我给宣传部写的命题作文吗，写新船下水仪式的。什么时候发表了？怎么没人告诉我？我的名字去哪了？
作者怎么是“宣传部集体创作”。这里每个字都是我一个人写的好不好。
阿杰不相信，“会计还会写文章？我再看看……别说，没准儿还真是你，你平时说话也是这个调调。这篇文章主题积极，可是不让人烦。”
宣传部的人到底有点愧疚，和人事部打了招呼，让我提前结束车间实习，进审计处工作。轮机车间给我一个简单送别仪式，工段长很惋惜：“你走啦？以后没人帮我记考勤发工资了。”
审计处里的人并不做审计工作，天天就是政治学习读报纸。
处长找我谈话：“这里就你一个大学生，二十年后你就是处长，我已经上报了你当处长后备。今后几个月，抓紧解决D员身份问题。咱们也算半个军工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必须是D员。”
我什么都没做呢，今后二十年的道路都有人给安排好了。看着这些人每天在这里嘶溜嘶溜地喝茶看报，我感到无望。这种日子无论如何不吸引我。
2
宣传部为了提高新来大学生的凝聚力，搞了个英语口语竞赛，我也报名参加，闲着也是闲着。
大型国企到底人才济济，我立刻发现两个英文说得像母语的大神。人家还是科技英语出身，每天忙着翻译关键技术资料出标书什么的，忙得不可开交。国企也是有干活儿的人才的。
口语决赛的时候头号大神去英国劳氏船级社出差了。阿杰也在现场旁听。由于山上老虎不多，我稀里糊涂拿了个第二名。阿杰过来祝贺我，“口语不错啊？教教我？”
我说：“你的发音习惯有问题，教也教不出来。你反正是用英文翻译资料对吧？不如别浪费时间练口语。”
阿杰说：“说实话也得婉转点好不好？看在你当了俩月田螺姑娘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对了，我们周末爬泰山，你来吗？”
这帮人，此等好事居然不叫我。他们说不敢去我的办公室，因为团委宣传那些科室都在附近。大家都是新人，厂里的内线电话我们也不怎么敢打，基本上是各部门大妈聊天专用。
泰山之行聚拢了一批新来的年轻人。我们坐上绿皮火车就出发了，就图它便宜。
登山的时候，我才发现船院的同学们个个比我体力好。原计划下午从岱宗坊出发，晚上到山顶过夜，第二天早上看日出。
走到中天门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大部队都走了，只剩阿杰和另一个朋友小芳陪我，他俩还给我买了根拐棍拄着。
小芳建议我坐索道上去，她和阿杰步行上山。我要看沿途的碑刻——武则天的无字碑怎能错过？所以坚持走着上山。
阿杰无所谓。争论半天，还是我们三个一起慢慢走。快到玉皇顶的时候，我只记得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大车店里，金庸小说里武林群侠打尖儿那种。只记得灯光昏暗，床铺是用稻草铺的。
小芳睡在我脚头，身上盖着件军大衣。同款大衣我也有一件，基本看不出颜色，味道复杂得很。一扭头，对面床上还有个进香的奶奶，香袋搭在床头，奶奶的呼噜声甚为响亮。
我赶紧出门查看。门口有团篝火，阿杰一个人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用热灰烤土豆。
已经是凌晨两点，我大概睡了两三个小时，土豆都烤熟一批了。我俩围着篝火聊天，说起各自大学里的趣事，乐不可支。
山路上依然断断续续地走着行人，有人几步磕一个头，一路艰难前行。他们的表情真挚又虔诚，看得我肃然起敬。
凌晨时分，我们大部队全体人员一起成功登顶。站在玉皇顶，看见红日喷薄而出的场面，我觉得累死也值得。
从泰山回来，我发现大事不好。阿杰每天早上堂而皇之地买了早点在女生宿舍楼下等着，宿管大娘像大学宿舍的大娘一样声音洪亮，吆喝我去拿。他认定了我是低血糖，每次殷切嘱咐我吃完。
总这样吃人嘴短不是个事情。我约了阿杰出去把话说清楚。
阿杰直截了当，“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说：“吃了你几个糊土豆，不至于就定终身吧？”
我们当时坐在入海处的码头。阿杰接下来的话差点让我掉海里，“我是认真的。你是我的初恋，我希望只恋爱一次。”
我脱口而出：“责任太重大了，我不想耽误你终身啊。”说完觉得哪里怪怪的，这不是小说里书生对小姐的台词吗？
阿杰答应给我时间想想，同时暂停早餐攻势。这时候，夕阳西沉，眼前的大海水天相接，海面上一片金光灿烂，美得让人惊叹。可惜周围的人都忙着钓鱼，无人留意美景。
阿杰指了指远方，“这个景色让我想起《行路难》，我背给你听。”
后来我知道这个理工男不止会背《行路难》，更爱《蜀道难》，我们共同喜欢的文人便是青莲居士。
阿杰得意地问我：“没背错吧？”我说：“改主意了。我每周见你一次，就在这儿，怎么样？”
这种约会未能持续太久。一来海边越来越冷，二来我俩都越来越忙。
工厂接了一个新订单，船东是加拿大人，需要一个全职翻译。
他的船吨位太小，只能算私人订制游艇。科技英语大神们都忙着重点项目。工程部想起来上次英语竞赛有个第二名，似乎还能对付两句。我就这样被排上了用场。
加拿大船东叫鲍勃，退休前是民航机长。身高一米九，表情严肃，凡事较真。这艘游艇预计造价一百万美元，用的是他的毕生积蓄，为此老婆跟他离婚。
他似乎并不后悔，一定要圆他的航海梦。此人有个一绝招，从不迷路。他只要撇一眼天空，立刻报出行进的方向是东经还是北纬多少度。据司机说，从无差错。
鲍勃跟我打交道得时候无比困惑，他要我带他去买点水果，“fruit”这么简单的词汇，他居然要重复三遍。
后来他听说，就我这水平也过了大学英语六级，不禁对整个中国的英语教育体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没空再去海边见阿杰。当务之急是搞定鲍勃，否则我就得回审计处继续喝茶。
生活中的常用词还是容易的，说过一遍，再不会忘。那些词汇本来就在脑子里，只是拎出来激活一下。
我头痛的是科技英语词汇，那些和船舶制造相关的词汇我没接触过。那会儿没有谷歌和百度，我只好到处搜寻科技英语课本。可恨的是，这群刚分来的大学生大多把专业书处理掉了。
有天傍晚，我正在焦头烂额背单词，又听到宿管大娘叫我。阿杰在楼下等我，递给我一个本子：“这里也就一千多单词，再多鲍勃也问不出了，他毕竟是门外汉。你把这些词搞清楚，对付他够了。”
我无比感激，“谢谢你！”
“我帮自己老婆，不用客气。”
我说：“我什么时候嫁你了？连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有把握吗？”
阿杰说，“我对自己有把握。第一次拉你上船，我就觉得要照顾你一辈子。反正，我看见你就高兴。”
理工男的情话果然像数学公式一样明确直白。迄今为止，我走过很多路，也见过许多人，各式各样的海誓山盟也算听过几句。但是，再没有人跟我说：“我看见你就高兴。”
阿杰说明天动身，跟总工去日本大阪几个月做科研课题。我答应他，等他回来。
3
我相信做鲍勃的乘客是很幸福的事情。这个一板一眼的机长凡事苛求完美，开飞机必然安全准点。
说是给他做翻译，其实一直是他在教我英语。这句话应该如何表达，那个词如何发音。练“a,an,the”都不能出错儿。
头几个月属于借调，我只拿审计处的基本工资，工程部那里一分钱报酬未付。我懒得计较，如果我去找个英语私教，谁比得上这个较真儿的鲍勃？
刚开始鲍勃还念叨着，熬到工程部的专职翻译回来，就可以换人了。估计他一直忍受着我这个不专业的翻译的不专业服务。
实在无法表达清楚的时候，鲍勃会仰天发呆几分钟，长出一口气，然后画个简笔图示意。后来他的图真是越画越麻溜儿，线条日益完美流畅。
一个月以后，我已经可以熟练运用新增的专业词汇了。三个月之后，鲍勃已经不再打断我说话。我们甚至可以开几个小玩笑了，说完即笑，不用解释那种。
工程部通知鲍勃，专职翻译有档期了。鲍勃一口拒绝，而且替我力争，要他们每个月付我奖金三百元。那时我自己的工资条上也只有区区三百元。
鲍勃说：“你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浪费自己的潜能。如果你想去加拿大留学，我愿意给你经济担保。”
我最终婉转拒绝了他的好意。担保只能帮我拿到一纸出国的签证，我出去之后做什么？留学费用从哪里来？总不能事事都去找鲍勃。
那时候，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大批外企纷纷来中国开疆拓土。我觉得最好的发展机会在中国。
我开始频频出去面试。简历是鲍勃给改的，他很高兴终于可以帮到我。然而我屡屡碰壁。第一份工作是最难找的，同时有时最·关键的。起点要足够高，才有可能走下一步。
每次失败回来，我只能默然对着大海发会儿呆，脑子里读一遍《行路难》。的确很难，难到总也看不到“直挂云帆济沧海”。
看着大海，有时候会想起阿杰，这小子会不会在日本吃生鱼片吃美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不过，就算他在又怎样，我还是得靠自己。那就继续面试，此所谓屡败屡战。
鲍勃的项目做好回国了，我也回到审计处。从繁忙的日子回归无聊，我越发觉得，这种一眼能望到生命尽头的日子等同自杀。
这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里头的嗓音清亮如百灵：“我是M公司的，你已经被录用了。两个星期之后报到，书面offer（录取通知）我们会寄给你的。”
M公司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一直记得接到电话那天狂喜的心情，仿佛整个世界的大门都打开了。
阿杰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妥了离职手续，开始在M公司上班了。M公司是一片新天新地，有无数的新东西要学。日子一天一天像飞过去的。
几个月不见，看到阿杰既高兴，又有一丝陌生。似乎过去几个星期忙到没空想起他。
阿杰的项目做得不错，苦心搜集的现场数据都献给总工发学术论文用了。总工一高兴，承诺下个项目还带他。两三周后他去上海兄弟工厂参加一个JUN工项目，保密程度极高的那种。
阿杰很兴奋地憧憬，“五年之后，我应该可以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那我就可以带你去北京发展了。”
我说：“北京我也喜欢。然后呢？”
阿杰很惊诧，“还要然后？你觉得进京很容易吗？”
我当然知道进京有多难，何况是两个没有家世背景的年轻人。阿杰背后有几个大妈盯着，恨不得立时把自己女儿嫁给这个踏实上进的好青年。
可是，我就是挡不住自己想想这个“然后呢”。鲍勃的加拿大经济担保我没要，因为实在太没底。
但是M公司会给我无数的机会，我可以走出去看看，经历不同的国家，体会不同的文化，再最后决定生活在哪里。多年之后，我听到一个简练的说法：“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
阿杰不想去看看，除非是出公差。他的专业涉及J密信息，办普通因私护照都困难。
他也神色黯然，“北京，甚至上海我都能陪你；可是出国——我总不能靠女人过日子。我的专业，出国后没有用武之地。”
阿杰抱怨我老是担心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为什么不能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我说：“长痛不如短痛，还是那句话，我害怕耽误你。”
分手的时候，我不敢看他的眼神。长痛不如短痛，其实也适用于我自己。
我到底离开了这个我分分钟都想走的地方。没想到的是，我也必须离开一个可能不想离开的人。以后行路依然很难，我既然做出选择，那就得硬着头皮，独自前行。
后记：
多年之后，偶遇旧友小芳。历数往事之后，她终于提起阿杰：“他完成了几个大项目，早带全家去北京了。”
我上网查了查，阿杰确实一直在国家级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我希望他没有用手下年轻人的数据。
也许我当时的决定一直就是对的，我一直在做想做的事情，没有错过任何职业发展机会。而做了总工的阿杰，未必有心情一直给我准备早点。
不管怎样，我感谢他当年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