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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到底有多大？这恐怕得取决于住得最远的那位邻居。
因为除此之外，一切毫无意义。
我敬畏生命，一切可以称之为生命的东西，都会得到我衷心的赞美。我称自己是个第一流的旅行家，因为，我的旅行并不需要跃迁或者虫洞助力，更不需要住进低温仓或者在漫长的路途上消耗掉大半的生命。
并非所有的旅行都顺风顺水，比如此刻。那个熟悉的坐标系，迟迟不肯出现在大脑中。我焦急地等待着，闭紧了双眼，汗珠正顺着两颊滴落。而我的背部，正死死地顶在门板上，承受着愈来愈剧烈的撞击，门外那些暴徒马上就要冲破这最后一道防线了。
一生中离死亡最近的时刻。
门终于被撞开了，万幸，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坐标系也出现了。几乎是下意识地，我飞快地在脑海中缩放坐标图，在千分之一秒内选中了那颗熟悉的蓝绿色星球。暴徒们冲了进来，首当其冲的那个抓着一把形状奇怪的金属热武器，可它却把那东西当做了冷兵器来使用——挥砍下来，下一秒就要劈开我的脑袋，可是，它劈空了，因为我已经消失了，我借用的那具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
旅行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从来都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谨遵着协会的章程——在旅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关闭神经系统。当然，想睁开眼睛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脑已经暂时交出了控制权。我无法说出用了多长时间，也无法说出穿过了怎样的时空。我总觉得这意识的旅行并没有“旅途”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点对点“传送”的概念。那感觉就像无风的夏夜，仿佛一切都停滞了，感官关闭后，我的意识迅速坍缩为一个点，这个点有没有质量，加速度来自何方，我一无所知。
只有当坐标系重新出现时，我才知道，旅程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地球，回到了我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小小租住公寓。
我的身体还老老实实躺在床上。意识回到体内的瞬间，必然伴随着撕裂般的疼痛。具体撕裂的是哪里，我很难言明，似乎全身的痛觉神经都重新活了过来。协会里的老周说，这就是身体在重启，需要试试各个硬件的功能都好着没——老周是个程序员，他说什么都离不开计算机。
不过，这次，我没有给身体试错的时间。我睁开眼睛，连忙看向衣帽架上面的那个液体袋子。它连接着一副输液器，末端正扎在我的手肘静脉处。袋子里的液体只剩一个底儿了。那是能量液，透明的大袋子，微微黄的液体。浓稠，看上去就充满营养，足够支持一个成年人两个昼夜的消耗。
我的心脏跳得又舒缓又坚定，这一点让我很满意，毕竟，我刚刚经历了一场足以让心脏爆炸的动乱。
那是一场真正的动乱，而且是突然发生的。我拜访的这颗星球被当地人称为“结石”。它是一颗非常小的行星，却是个咽喉之地，这是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这颗星球又繁华又美丽。我已经说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来到这里了，最吸引我的总是同类，在我拜访过的形形色色的星球中，只有这一颗与身为地球统治者的人类的生命形态最为接近——当然，我说的只是接近，要知道，斑马鱼有87%的碱基序列与人类相同，而大猩猩的相似度已经达到了99%。
统治“结石”星球的生命体，是很特别的造物。它们自称石星人，看上去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发光球体。石星人的大脑和内脏共用一个体腔，还有着两只发达的可伸缩的触手，既用来行走也用来进餐，必要时还能充当武器——当然，石星是没有握手这个礼节的。
石星人的身体质感软糯，充满弹性。它们的感觉器官高度集成，球体顶部那个可伸缩的更小的球体就是它们的“感官器”，这东西真是绝妙，它集成了人类五官所有的功能。它们是绝对的智慧生命体，高度社会化，文明程度与地球相当，社会结构也惊人地类似。这就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在这里交到了一个朋友。
一个好朋友，她的名字叫做牡卡。牡卡，我的眼前浮现出她的样子——秀气的卵圆形身体，这是石星公认的完美身材。开心时皮肤是淡粉色的，生气时就会变成淡淡的青色。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把我那还未归位的意识彻底拉回了现实中，我指挥着手臂找到了手机。电话那头是我的女朋友刘月微。她气鼓鼓地问：小恒！你怎么又不接电话？！
我说：出门忘带手机了。说完，才发现我的嗓子干得要冒烟了。
果然，小微狐疑地问：出门？去哪儿了？你的声音怎么好像刚睡醒一样？
我说：其实是睡太死没有听见电话……
她说：算了，先不说这个了，你可千万别忘了晚上的事！
我一跃而起，冲到日历那里，今天的日期下面，“见家长”三个字赫然在目。怎么会是今天？我直冒冷汗，可还是故作镇定地对她说：没忘啊，就是见你爸妈嘛！放心吧！咱们一小时后见！
饭桌上静得要死，就在一分钟前，我总算回答完了小微的母亲连珠炮般的审问。在座的还有小微的父亲和小姨。他们都知道了，我在一个没有A的广告公司做文案（虽然快升副总监了），我在北京没有房，租住在一个一居室的小公寓里，我没有车，存款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低着头，手中的筷子无意识地扒着白米饭。我盼望着谁能说句话，让这越来越尴尬的局面赶紧过去。可是，大家都看着我，没有人想要帮我这个忙，包括小微。
我的脸滚烫，几个小时前那种身为旅行家的优越感早已荡然无存。关于这“旅行”，就连小微，我也只是试探着告诉过她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患有妄想症。而回到现实，在世俗的层面讨论，我怎么能配得上小微呢？我为什么要来见她的父母，为自己招致这一番羞辱呢？
小微是个北京女孩，而我的家乡在遥远的东北，卖掉我们家的房子，也买不起北京的一个卫生间。也许，他们已经按照入赘的标准来审视我了。一个标准的入赘男，需要哪些条件呢？听话，这是必须的吧。想到这里，我连忙克制住自己脸上的笑容。笑得太久，肌肉都僵硬得颤抖了起来。我有种不祥的感觉，这似乎就是我和小微三年感情的终点了。
当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情人节那天，我在街边的花店买了一支玫瑰给她，玫瑰放在盒子里，撒了金粉，看上去很体面的样子。我带着玫瑰去了小微的公司，这是我所能想象的浪漫。可是，她接到我的电话跑出来的时候，几乎是慌乱的。她拉着我，两人隐入了走廊的黑暗中。她接过我的玫瑰，并没有笑容。她只是急着要打发我走。
我就走了，在她办公室的楼下等着她下班，因为我已经请了一整个下午的假，无处可去。太阳落山了，天快黑了。终于，她们公司的女同事们三三两两走了出来，她们每人都捧着硕大的玫瑰花束。最后，我看到小微走了出来，她是最后一个，她的手上什么也没有拿。我迎上去，问她：我送你的花呢？
她抬起头，双眼噙着泪水。
那个晚上，我们在一家料理店门口等位。爆满，我们前面排了二十几桌。她的情绪越来越坏，最后问我：你为什么不提前订位？
情人节的晚上，街边的烤白薯是我们的晚餐。
是的，这些事一点儿也不浪漫。小微恐怕早已对我失望至极了吧？
还有周末。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惯了在周末去旅行。我已经无法说清我的生活，究竟是哪一部分更重要了。周末两天我到底在干些什么，这件事我永远无法向小微解释清楚。
小微碰了碰我，我才从遥远的神游中清醒过来。不知何时，大家都开始说话了，刚才的寂静已经被一片混乱的嘈杂替代。他们——那些我爱情的裁决者，在讨论房价、讨论涨工资，讨论一切。唯独没有再讨论我。
不知怎地，我突然有些想念协会里那些伙伴了，似乎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我才能畅所欲言。协会的全名叫“宇宙全息功法研习会”，听上去像是一个不靠谱的民科组织，实际上这里聚集的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我的大脑中，从记事起，就常常会出现一个无数节点和线段构成的立体图案，其中一个蓝绿色的节点上面还有着闪烁的红色光标，就像高亮显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将这东西放大缩小和旋转翻转，放到最大时，能看到自己站在那里，闭着眼睛，看上去一脸痴呆。缩到最小时，这东西是个结构致密的椭圆体。只是那时，我还不能自如地控制这椭圆体的出现和消失。
第一次使用它，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段日子，也是这个奇怪的椭圆体最常出现的时间。大家都在午休或者说装作午休，我躺在幼儿园的小床上，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幼儿园是全托的，也就是说，我只有在周末两天能回家——这是当时的老工业基地双职工家庭的普遍育儿模式。
吊扇就在我头顶不停地低速旋转，仿佛一种古老的催眠术。我盯着它，不知何时，大脑中的坐标系无比清晰地出现了，那天，每一个节点都栩栩如生。我看着那个闪烁的红色光标，突然心念一动，只见它竟然立刻移动到了相邻的一个节点。
头顶一凉，一阵强劲的吸力从我的百会穴处吸出了什么。我在下一秒就拥有了上帝视角。我看着小床上那个软软倒下去的我，不是从房顶看去，而是从四面八方，我既能看到自己的脸，也能看到后脑勺，还有藏在薄薄的被子里的小手和小脚。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不到1秒钟，我马上进入了一个全封闭的时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仿佛都不存在了，这种感觉带给我的，是巨大的恐惧。我看不到、听不见，完全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没有了参照物，我至今不能说出在这虚空中，我到底停留了多长时间。
后来，很多次的“旅行”前，我都会设定好几个计时器。可是我发现，这种旅行可以自动修正时差。不论我是何时离开的，到了该“回来”的时候，我的大脑中那个坐标系就会改变颜色，从亮银色变成橙黄色，这时，我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地球时间。等到坐标系变成鲜红色，那就只剩几分钟了。
第一次到达目的地，我过了好久才敢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一条非常大的寸草不生的沟壑的底部，周围狂风大作。后来我知道了，那是水手号峡谷。感谢那时未开的心智，我以为这一切只是一个梦。恐惧的感觉消褪了，我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四周橙红色的风暴中金属的气味。我感觉到冷，可是这冷的感觉只一瞬间就消褪了，仿佛就是为了向我的大脑发送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但是我能走也能跑。在我走和跑的过程中，我还能感觉到自己不时撞到什么东西，但那东西也是透明的。
那次我走了好久，从白天走到黑夜，也没有走出那条峡谷。周围一个碳基生命都没有，但是我能感觉到被注视。我惊异于这噩梦的真实感，也许从那时起，深不见底的彻骨孤独就扼住了我的咽喉。长大后，加入协会前，我人生的一切目标就是摆脱这种孤独感，可惜从未成功。
留在全托幼儿园小床上的我的身体，被老师发现软软的、热热的，但是怎么叫也醒不过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对于我的生命状况失去了判断，只能通知了我的母亲。据母亲说，她将我抱到医院，大夫们都束手无策。经过检查，只是发现我的血糖水平有点儿低。这也难怪，从我午睡时到进入医院，已经过去了十七八个小时。大夫们给我打上了吊瓶，几个小时后，我的血糖水平恢复了正常值，母亲就一边流泪一边把我背回了家。
我直到第二天午夜才醒来。后来，我回来时，每次也都是午夜。醒来时，母亲的眼睛早哭得肿了，父亲坐在餐桌边，滋滋地喝着闷酒。我伸出小手擦去了母亲的眼泪。我还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还停留在我的“怪梦”中。那无边无际的大峡谷，那橙红色的风暴，那金属的腥气。四周空无一人却被注视的感觉，让我在见到父母时，简直是重获新生。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从那以后，我常常“昏厥”过去，又总是在午夜醒来。我的父母，虽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曾带着我四处求医拜佛。直到我上了初中，他们才对我这种常常莫名发作的昏厥习以为常。我从未告诉过他们，这一切是我能自主控制的——尝试过，只是我发现，有些时候，说出真相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给自己静脉输入葡萄糖注射液，只是每次输液结束后，针管中总是堵着很长一截倒流的静脉血，看上去有些触目惊心——好在现在有了新型的防止回流的输液器，科学的发展让我欣喜——有时候我还会尿床，毕竟，膀胱的容量是有限的。
一个常常昏厥和尿床的儿子，给我的父母带来的，除了无尽的绝望，还有“再生一个”的特批。
八岁那年，我有了一个妹妹。从此，我不再是全家人的焦点。后来，我的小床变成了上下铺，我睡在上铺，父亲在房顶给我装了一顶蚊帐。那蚊帐的颜色是淡粉的，不过，我并没有抗议。一回到家，我就钻进蚊帐里，那是一个只属于我的世界。我把刚从厂里卫生所开来的葡萄糖和注射器都拿到上铺来，熟练地给自己扎上止血带，然后用碘酒和酒精给自己消毒。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裆部垫上了妹妹的旧尿布。我把液体瓶子高高挂在了房顶挂蚊帐的那个钩子上面，然后弹去输液器中的空气，碘酒消毒，酒精消毒。15°平行于皮肤，针头扎进了血管，回血出现。松开止血带，平躺下来，闭上眼睛。
坐标系立刻出现了。我挑拣着那些节点。已经去过的地方，我都了然于心。放大、再放大。可是，即使放大，我能看到的景象也是很模糊的。在无数次试错后，我学会了挑拣与周边节点差异最大的那个点，因为，那里的风景总是更精彩。
